(一)辨病辨证，衷中参西

西医学和中医学都有病和证的概念。辨病就是用西医学的科学方法，对疾病明确诊断，即确诊；辨证就是用中医学理论将疾病辨明是何证型，即分型。这种病与证结合的方法，在临床上能充分发挥中西医两种不同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长处，有利于提高临床的诊治水平，有利于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有利于将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正确理论和丰富经验同西医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三叉神经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用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根据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疼痛部位仅限于三叉神经分布区，疼痛往往具有发作性和精神因素诱发的特点，认为该病是由于风邪侵犯三阳经(三叉神经分布部位),郁结化火，内外合邪，风火夹痰阻于三阳经所致。因此，运用祛风活络的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疗效，这就充分发挥了中医辨证之长。但是，对症状基本相同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如桥小脑角区的肿瘤，用同样治疗方法却全然无效。这说明西医学对临床症状大致相同的疾病，由于对病理改变研究得比较深人，认识比较明确，从而得出截然不同的疾病诊断。所以说辨病对诊断指标和判定预后有明确的认识，这又发挥了西医之长。

辨病与辨证两种方法各有所长，只有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长处。从这一点出发，就需要对西医学所诊断疾病的发病过程和主要临床表现用中医理论去认识和阐述，从中归纳出反映疾病本质的若干证型。证型的诊断方法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疾病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抓住主要矛盾，采用针对性较强的治疗措施。所以说证型是对疾病某一阶段的高度概括。在内科范围所用的辨证方法有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气血辨证、痰饮辨证、经络辨证、脏腑辨证等。因此，卢芳自创编撰的辨证歌诀“望闻问切抓主证，脏腑学说把位定。找出某脏为主导，再用八纲去定性，卫气营血与三焦，经络循行与六经，结合气血与痰饮，高度概括成证型”很有临床指导意义。也就是说，通过四诊合参，分析患者的主要症状和体征有哪些，再分析这些症状与哪些脏腑有关，然后在有关脏腑中，分析起主导作用的是哪一脏(或两脏),并根据这一脏(或两脏)的生理和病理特点用八纲、卫气营血与三焦，经络循行和六经、气血、痰饮等理论对该脏(或两脏)病变的性质进行高度概括，这就是证型。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方法指导下的处方用药，原则上是应该既符合中医学传统的辨证施治理论体系，又要考虑到现代科学对中药的研究成果，也就是用中西医结合理论指导处方。例如，同为心脾两虚证，表现在神经官能症和再生障碍性贫血两个截然不同的疾病中，治疗时，在补益心脾的基础上，宜选用针对性较强的辨病药物。例如神经官能症选用酸枣仁、茯神、五味子等补益心脾而有镇静作用的药物；再生障碍性贫血则选用人参、黄芪、黄精等补益心脾而有增加血细胞及血小板的药物。这样的处方就必须在某一治疗原则指导下，在某些代表方剂中筛选有双重治疗意义的药物。这类药物的筛选应当遵循辨证论治理论，所选的药物宜根据中药四气五味的特性和证型丝丝入扣。处方中药味要精，药物剂量要有把握地增大，这种增大剂量一定要有科学根据，一是病情需要，二是药物的性能和现代药理分析证明有利于治病而不有害于机体。

1,以病带证

以病带证就是用西医学知识和方法明确疾病的诊断，然后根据疾病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用中医学理论明确疾病的证型，即西医诊断、中医分型。西医诊断疾病除根据病史、症状、体征外，往往借助于医疗器械和仪器等手段。诊断指标明确，有准确的客观定量、定性依据。西医诊断可以帮助我们正确了解疾病的病理改变和判定预后，并为总结提高打下基础。中医分型是根据四诊所获得的材料，把错综复杂的临床现象用整体观和两点论的分析方法概括成反映疾病本质的证型。证型可以反映出疾病某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疾病的内部联系，为中医治疗提供了方向。目前，中西医两种不同诊断方法的结合已被许多具有中西医两套诊断技术的医生所广泛应用。实践证明，以病带证的方法对于发展中医学、促进中医现代化、加快中西医结合步伐是大有神益的。对各种疾病都用中医学理论或中西医结合的观点阐述和认识其病因病理，从发病机制中引导出基本上符合临床实际的证型。比如为了直观说明以病带证的某些内在联系和证型产生的理论依据，每个病都绘制了病因病理示意图。对于病证结合在某些方面的不一致部分，暂时保持中医体系的原貌。中西医结合治疗并不简单等同于中西药的合用，而应通过对某种疾病的治疗过程，使中西医在理论上结合起来，同时在病证结合的诊断理论指导下，尽量选择对病和证都有治疗作用的中药。这就是在同一个处方中既针对病，又能符合证。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在中西医理论还没有融合为一体的时候，中药治疗的原则应该首先与证相一致，然后再在中医治疗原则的指导下，选择针对病的药物。

2.无证从病

无证是指通过望、闻、问、切还不能诊断出来，或未能形成证，而病则较为明显，可以从这些病在大多数情况下曾经出现的“证”而推论，如肝炎活动期时转移酶升高，常有目红、胁痛、口苦、尿赤等肝胆火旺的症状，用清热解毒药如大青叶、败酱草、龙胆草等为主的方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肝炎转移酶升高而无肝胆火旺或其他证型可辨的患者，也可考虑试用，这是无证从病的一种用法。再如急性肾盂肾炎，卢芳辨证分为3个阶段：①急性发作期，用清热解毒利湿药，如大黄15g,厚朴15g,金银花20g,连翘20g等。②中医对感染中毒症状高热、寒战等认为是外邪侵犯足太阳膀胱经的，若有泌尿系统刺激的症状，卢芳认为此属湿热闭阻，膀胱气化不利，用清热利湿药，如大黄15g,泽泻25g,猪苓25g,厚朴15g等。③恢复期或慢性期，卢芳认为病变由膀胱及肾，应以补肾扶正为主，治疗急性肾盂肾炎一定要坚持原有的清热除湿原则，直至尿细菌培养转为阴性后才改为补肾扶正，补肾药常选用五子衍宗丸加味，酌加清热解毒药。

3.无病从证

无病是指目前一时未能诊断出来的病，如一些不明原因的腹泻，大便镜检与培养阴性，肠镜检查也未发现异常，而从中医辨证上却明显是脾肾虚弱或脾肾阳虚，卢芳在分别采用参苓白术散或附子理中汤之类的方中重用苍术50g,常能振奋消化系统的功能以止泻。一些原因不明的低热，各种检查都未有结论，只能定为发热待查，按中医辨证可根据季节、地区、个人体质表现区分为暑湿、气虚、阴虚等，分别采用清暑化湿、甘温除热、滋阴清热等法常可获得较好疗效。

4.舍证从病或舍病从证

临床上也有少数这样的情况，即病与证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或者在处理病与证的方法上看是矛盾的。但总有现象与本质的区别，需要做认真深入的研究，辨别真伪并看最终的疗效，就能明确何者是现象，何者是本质。那就要舍证从病，或舍病从证。

(1)舍证从病：慢性肾炎与肾病综合征在中医传统上都是按脏腑辨证，归属于肝、脾、肾三脏的表现为多，但按此论治在消除蛋白尿的效果方面收效甚微，通过对其病理的了解是肾小球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以致管腔狭窄，并有纤维蛋白栓子的阻塞等变化，卢芳临床以大剂量的活血软坚药为主，兼以清热凉血，如王不留行15g,泽兰20g,夏枯草15g,白芷15g,牡丹皮20g,赤芍20g等以调整微循环，使增生性病变软化或吸收，开放废用的肾单位，使消除蛋白尿的效果大大提高，也可以应用于糖尿病肾病，在消除蛋白尿上有显著疗效。

(2)舍病从证：上消化道出血是内科常见的急症，中医辨证认为呕血是胃火旺而上逆，黑便是瘀血内留，瘀血不去则胃中之火仍可上逆，于是卢芳治疗此病往往是用生大黄止血不留瘀，采用止血逐瘀法，舍病从证。

总之，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为当前进行中西医结合临床与理论研究指出了一条途径。正因为中西医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因此，必须汲取中西医理论各自的长处，有机地结合，才能指导进一步的临床实践。

(二)遣方药味少而精，药味用量大而惊

卢芳处方用药，能够不拘一格，他认为医生不仅要辨证准确，同时还必须掌握高效的治疗方法。在汲取各家长处以后，独辟出一条自己的新路子，其处方特点是“药味少而精，药量大而惊”。卢芳处方时主张药味不宜过多，他认为中药有气味之不同，又有升降浮沉和归经之别，同时还有相畏、相杀、相反的特性。若用药味多，则互相牵制，降低药效。例如，对甘草一药，古人有“甘草解百毒”之说，甘草既然解百毒，亦会降低各药物之效用。因此，卢芳对甘草的应用特别有分寸，而不是一味用甘草调和诸药。只要药能对症，虽用药味少而同样有效，故在应用经方、古方时，往往师其意而不拘其方，或用其方而制大其剂。卢芳在用药剂量上很大，他认为药物达不到一定剂量，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用，打破了传统用药剂量的模式，对古人“细辛不过钱”“木香不过三”等说法，卢芳在实践中总结出只要辨证准确可以增加二药的剂量，他曾将细辛、木香用量至更多。例如，卢芳在治疗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时，认为该病是寒热错杂，虚实并见，就治疗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疾病，基本处方也只有5味药：苍术20g,炮姜15g,黄连10g,车前子(单包)30g,木香15g。再如川芎治疗头痛是人所共知的，他认为川芎剂量小则达不到效果对偏头痛、三叉神经痛、枕大神经痛等头面部神经痛川芎最少用30g,多则50g。他曾治一例头痛50余年的患者，经他用上述方法治疗3周，头痛尽瘥，观察停药数年未复发。卢芳常说“选方用药，犹如用兵，不得已而为之”。疾病的发生，从总体来说，是机体阴阳失去平衡的反映。临床用药就在于调和阴阳，补偏救弊，以达到平衡的目的。临床要视具体的病情而用。一药乱投，则病气不服；配伍适当，才能药见其效。卢芳以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认为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的应用，必须具有汗而勿伤，下而勿损，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和而勿泛，吐而勿缓的辨证观点。他说，补中益气汤中用陈皮，就是行气和胃、补而勿滞的范例。

 (三)首倡“脾胰同治法”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

卢芳刚参加工作时经常遇见糖尿病的患者，于是他就查找文献并且思考，前人少有关于胰腺功能的记载，或将胰腺的功能归入脾的功能中，但《难经》云：“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云：“脾居中脘，围曲向胃。”又说“西医脾形，另有甜肉。”卢芳认为“甜肉”很可能是胰腺。《医林改错》则直接将胰视为脾，而《中西医结合探脏腑》也建议中医之脾称为脾胰。从西医学分析，糖尿病的病理生理为胰岛素分泌障碍引起的营养物质代谢紊乱。中医学认为水谷精微的布散是由脾所主，脾气健运，代谢功能正常，胰腺功能无碍。反之，脾失健运，则诸环节障碍，容易导致糖尿病。基于以上观点，卢芳在国内首先倡导脾胰同治法，为糖尿病的治疗探索出新的路径。

糖尿病按典型“三多一少”症状而言，属中医学的“消渴”“消中”“消痹”等病范畴。现代医家多认为此病以阴虚燥热为本，痰瘀为标，虚实夹杂，共同致病。卢芳结合多年临证经验，发现当代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并非阴虚燥热之证，提出糖尿病发病与脾密切相关，首创“脾胰同治法”,其理如下。

1.从解剖学分析

《素问?太阴阳明论》云：“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古人似将脾和胰腺两者合称，并将胰归之于脾的功能。张锡纯于《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言“其证起于中焦，是诚有理，因中焦撵病，而累及于脾也。盖脾为脾之副脏，在中医书中，名为散膏，即扁鹊《难经》所谓脾有散膏半斤也(脾尾衔接于脾门，其全体之动脉又自脾脉分支而来，故与脾有密切之关系)"。“蓐”与《难经》之"散膏”即为胰脏，张氏认为脾气不升为糖尿病的核心病机。后世医家赵棣华在《中西医结合探脏腑》中建议将中医之脾称为脾胰。卢芳经过大量临床实践证明，胰腺功能与脾主运化的功能相关，脾运化正常，则胰腺分泌功能正常：脾失健运，则胰岛素分泌功能紊乱，从而发为糖尿病。由此，他首创“脾胰同治法”,为临床治疗糖尿病开拓了新的路径。

2.从临床表现分析

糖尿病的典型表现为“三多一少”,卢芳教授在临床工作中发现许多糖尿病患者起病趋于隐匿，早期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最开始是以乏力为主要表现，且此类患者大多体型肥胖，嗜食肥甘厚味，常表现为脘腹胀闷，四肢困重，大便溏薄，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脉弦滑等，这些症状与脾脏密切相关，多属脾气虚弱之证，故不能从肺、胃、肾三脏论治，亦不可归为上、中、下三消。卢芳提出本病为脾气虚弱，导致水谷精微输布失常而致。脾为孤脏，为后天之本，脾土治中央以灌四旁，主运化水谷，升清降浊，居中焦为气机升降与水液代谢的枢纽。脾对于津液输布于全身起着重要作用，脾气健运，水谷精微运化正常，转输有利，则胰腺功能亦无碍。反之，若脾失健运，则津液代谢障碍，胰岛的功能亦发生阻滞。这些生理功能和生理特性，与糖尿病的治疗密切相关，故卢芳提出从脾胰入手进行辨证论治。

3.从形体肥胖分析

中医认为胖人多虚，肥人多痰。《灵枢?卫气失常》将肥胖分为多肥、多膏、多肉三种类型。胖人多虚指气虚，即脾气不足，脾气虚弱，运化不利，虽形盛而气虚。脾气运化失司，津液不行，水饮内停，痰湿凝聚、故肥人多痰湿。临床糖尿病患者多为肥胖体质，多虚多痰，故卢芳提出“脾胰同治”之法，强调以益气健脾为治疗原则。

(四)运用“药捣病所”理论研制新药

前列腺炎是男科和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发病率很高，多见于成年人。临床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排尿时尿道不适或排尿不尽，并伴有骨盆区域疼痛不适及下腹部憋胀感等。根据其临床表现，应属于中医学“膏淋”“白浊”等病范畴。正如《内经》中指出的“邪聚下焦，故小腹冤热而痛，溲出白浊”。《诸病源候论》记载“热淋者三焦有热，气搏于肾，流人于胞而成淋也”。卢芳认为此病的病位主要在肾和膀胱，病初以实证多见，日久迁延难愈损伤下焦肾气，成为虚实夹杂之证。本病多因恣食辛热肥甘之品，导致脾胃湿热，湿热内蕴，下注膀胱，或下阴不洁，秽浊之邪侵入膀胱，湿热蕴结膀胱；或肝失条达，气血失和，经脉不利，膀胱气化失司，而导致水液运行失常。通过总结，卢芳提出湿热、血瘀是前列腺炎的基本病机，所以在治疗上强调清热利湿、化瘀通络的治法。卢芳根据中医学“药捣病所”的理论，创新给药途径，采用自行研制的栓剂——前列闭尔通栓直肠给药置于前列腺附近，使病灶直接吸收药力，以此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栓剂药物经过反复筛选，由琥珀、蜈蚣、鳖甲、马鞭草、白花蛇舌草、三七、王不留行等组成。马鞭草味苦，性凉，有活血散瘀、解毒利水的功效。王不留行味苦，性平，可活血通经，利尿通淋，消痈下乳。白花蛇舌草味甘淡，性寒，甘能和能缓，淡能渗能利，可清热解毒，利湿消痈。琥珀味甘，性平，可定惊安神，活血散瘀，利尿通淋。正如《名医别录》言：“安五脏，定魂魄……消瘀血，通五淋。”蜈蚣味辛，性温，有毒，可息风止痉，解毒散结，通络止痛。三七味甘、微苦，性温，可化瘀止血，活血定痛。鳖甲味咸，性寒，可滋阴潜阳，软坚散结。全方既具有清热利湿解毒之功，又具有化瘀散结通络之用。清热可以去除膀胱之热；祛湿可以调节水湿，利膀胱而通小便；化瘀可以通瘀血阻塞之水道，而达到通利小便的目的，起到治疗前列腺炎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马鞭草具有广谱抑菌杀菌作用，可以阻断炎症介质传递，从而减少组织炎症；王不留行、琥珀可以松弛膀胱括约肌及尿道平滑肌，减少尿道阻力；蜈蚣可以消除前列腺组织纤维化。

(五)研制“中风鼻溶栓”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

“中风鼻溶栓”是卢芳历经数十年总结的经验方剂，为纯中药制剂，通过现代工艺技术提取精制而成，使用栓剂鼻腔给药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能活血通络，醒脑开窍，中风鼻溶栓为国内首个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的栓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肺主气，在窍为鼻。"《奇效良方》指出：“鼻者肺之窍也，主清气出入之道路，若气血和平阴阳升降，则呼吸通和，营卫行焉。"《疮疡经验全书》云：“鼻孔为肺之窍，其气上通于脑，下行于肺，纳鼻而通六经。"由此可见，药物经口鼻直达入肺，通经贯络，引药人经，透彻周身，纳鼻药可通传十二经。

头为人身之颠，一般内服药物难以企及，使用鼻溶栓疗法可使药物直达病所，《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鼻为十二经脉、任督二脉交会之处，鼻腔给药通过经脉循行可达脑髓。当猝然发病，患者牙关紧闭，甚则口噤不开，药不能下咽者，鼻溶栓可凭借鼻腔给药的优势用于急救或吞咽困难患者的治疗。《外台秘要》曰：“特生矾石，皂荚，雄黄，藜芦……主疗卒鬼击……以管吹入鼻中，得嚏则气通，便活。"《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有内鼻散，方中单用石菖蒲一味，"纳两鼻孔中，吹之令入”“治尸厥，脉动而无气，气闭不通，静而若死”。西医学也证明，鼻腔给药可透过血脑屏障进人脑和脑脊液。

鼻栓制剂中常使用芳香开窍类中药，具有辛散温通、芳香走窜之性，有开窍醒神、健脾化湿、疏肝行气等功效。《金匮要略?痉湿喝病脉证治》云：“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药品化义》提出：“香能通气，能主散，能醒脾阴，能透心气，能和合五脏。”古代也常用香薰疗法作用于人体，将芳香药物通过口鼻、皮肤给药，达到疏通脏腑经络气血、调和脏腑阴阳的目的。清代吴师机对芳香疗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分类，在《理渝骈文》中详细阐述了塞鼻、涂鼻、吸嗅、吹鼻、熏鼻等多种鼻腔给药的治疗方法。

西医学为鼻黏膜、动静脉、脑及脑脊液的关系提供了确切的给药依据：鼻腔内具有纤毛上皮黏膜，其面积约150cm2,黏膜下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及淋巴网络，十分有利于药物的吸收。鼻腔上部有筛板结构，其周围充满脑脊液；同时鼻腔上部的静脉与海绵窦、上矢状窦相联系。上述两种解剖关系都说明鼻腔给药可直接进人脑脊液。

由于鼻腔给药能直接吸收进人脑脊液，避开了血脑屏障的阻隔，直接作用于靶向组织，明显减少了用药量，可保证药物有效剂量。通过鼻吸收试验证明，给药后，药物在大脑、脑干等部位迅速出现。鼻腔给药作用迅速完全，避免口服药物经过肝胃的首过效应。经中国中医药文献情报检索中心查新确认，中风鼻溶栓在给药剂型，处方、提取工艺等方面属创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