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览群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王世民主张读书要博，书不庆其多；读书要杂，书不厌其广。除了本专业的书和相关专业的书要读，还要读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的书，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说，读书是广泛搜集资料、积累知识的过程，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他先后购买了上千册的书籍，放满了6个两米高的书柜，随时查阅，十分方便。而报纸杂志是时代信息的脉搏，其特点是信息量多，快而及时，观点新颖且有预见性，是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来源。尽管其中有些内容不够成熟，甚或"谬误",但常能给人以启迪，甚或是潜在的科研新动向。因此他每年订阅的报纸杂志有十几种。他读书看报，广收博览的目的是获取信息，消化知识，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尤其特别注意本学科与临近学科之间及学科间交叉的“边缘学科”的研究动向，捕捉新知识和新成果的突破口，抓住学科交叉的优势，寻找切入点，是他获得成功的“窍门”。

《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王世民的文化素养固然是长期坚持读书的积淀，亦是师友互相交往、切磋砥砺的结果。1961年毕业实习时，王世民跟随孔嗣伯先生，实习结束时，孔嗣伯赠送其一部《四部备要》,还将孔伯华未刊行的《藏象发挥》中“命门辨”一节亲笔抄录下来，装订成册，题写赠言，留做纪念。

《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为清末山西藏书家耿文光所著,著录书籍260种，分经史子集4部、46类、146卷，计200余万字，为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后又一部大型综合性提要式书目。目录学是联接文献系统与读者桥梁之间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观此可熟悉书籍内容，方便从经典著作中各取所需，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积累求书，因书就学”。王世民通过阅读此书，为后来阅读医书积累了很好的书目索引，既了解学术发展的源流，又方便查找学术研究的书籍。而且耿氏兼通医学，并有亲身的医疗实践经验，故其书对医籍特别重视，言“岐黄之书或视为无要，或茫然不解，诸家书目尤不经意。余深通斯理，故所著特详。"“吾于医家书甚取其适于用，此可为知者道也。”其书卷78至卷81为医家类，自《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迄《济众新编》,共录医家115家、收医书130种。远较《四库全书》录医家76家、收医书96种为多。耿氏对医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其对医籍的评价考证能人木三分，切中要害，颇有新意，注解经文，论病识病，亦多精义，这些对王世民学习中医古籍、研究中医文献颇多启迪，使之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

20世纪60年代，在山西省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时，一日王世民闲阅《吕晚村文集》,班主任贾得道见之甚为高兴，赠送其一本《类书简说》,以示勉励。

岳美中先生尝说：“读书多些有益于专，知识博些源头更活。”“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整个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知识犹如连通器，是彼此渗透，相互补充的。中医药学根植于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林最璀璨的一枝，它的形成和发展，尤其受整个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发展状态的影响和制约，具备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对各个时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才能更深刻了解各个时代医学特点和医学思想。王世民在长期的读书中，钻研经典，兼通文史，持之以恒，日积月累，久而久之，具备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医学理论和思维理念自然得到升华，亦有助于诊疗技能的提高。   

(二)精研《局方》

王世民酷嗜经典，博览群书，泛阅百家。《内》《难》《伤寒》《金匮》而下，唐宋明清诸家，多所涉猎。后因专门从事方剂学教学科研工作，其用力最勤、钻研最多、体会最深、应用最广、收获最大的当属《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为其随时翻检阅读的案头书。读书为宋代官府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方典，荟萃宋以前历代方剂之精华，后经南宋多次增补修订刊行，先后添加了“绍兴续添方"“吴直阁增诸家名方”“续添诸局经验秘方”“宝庆新增方”“淳祐新添方”等内容，最终形成《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传播极广。书中所载诸方，如二陈汤、平胃散、四君子汤、四物汤、十全大补汤、参苓白术散、紫雪丹、至宝丹、苏合香丸、牛黄清心丸、藿香正气散、香苏散、香薷散、逍遥散、参苏饮、人参败毒散、失笑散、八正散、川芎茶调散、附子理中丸、戊己丸，三拗汤、半硫丸、无比山药丸、人参养荣汤、真人养脏汤、苏子降气汤、香连丸、肥儿丸、来复丹、青娥丸等，皆为选药精良、配伍得宜、切于实用而卓有疗效的著名方剂。该书在宋元时颇具影响，出现了“自宋至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盛况，并为后世医家遵循所习用，许多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而且远     传海外日本、朝鲜诸国，累加刊刻流布。但自元代朱丹溪《局方发挥》提出《局方》制药以俟病”“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的批判，《局方》一书的传播才受到影响，甚至直到今天，朱丹溪的说法仍然左右着许多读者对《局方》的看法。“至震亨《局方发挥》出，而医学始一变也。”事实上，朱丹溪反对的是简单的对号入座，刻舟求剑，按图索骥而不知变通的方式，滥用套用《局方》之药，而提倡师法仲景辨证治疗的方法。其实，朱氏也承认《局方》之功效显著,不然不会在《丹溪医案》中使用最多的是来自《局方》的二陈汤和四物汤两方。其治疗杂病的要领为气、血、痰，其所常用的代表方皆为《局方》名方，正如王伦《明医杂著?医论》所评述：“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丹溪弟子戴思恭亦深谙师法，用药皆祖《局方》,可谓得其精髓。其次，《局方》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规范，规范统一了成药生产的流程和标准，而且成方熟药，价格低廉，携带方便，易于服用，疗效显著,临床实用性强。而对危重急证，更有简、快，验之优点。就连朱丹溪《局方发挥》中也承认：“《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疾病便可安痊。”岳美中先生一生倡导使用经方，但其晚年赋诗云：“内经岁露嫌迷路，宋代局方待洗尘。新学自宜勤汲取，遗猷讵可任湮沦。”(《七八初辰有作，用叶副主席《八十书怀〉原韵》)。岳先生认为：“宋代局方，虽然收录很杂，由官药局统一方药剂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药的发展。但是，对于提倡专方专药起了重要作用。"

有鉴于此，王世民认为应该珍视宋代立方完备、寓意深奥、配伍精奇而疗效肯定的精妙良方，“该书的许多方剂都是来源于临床实践，只要使用得当，其效果是不容否认的",“具有现代药房中'协定处方'的性质”。有统计报道，《中国药典》(1985年版)共载成方制剂207首，其中引载《局方》方剂22首，占总数的10.63%,至今在临床上多所应用。而引《伤寒论》方仅占2.42%,引《金匮要略》方占1.45%,足见《局方》影响之大。故不可因言废方，任其束之高阁，湮没不传。“尽管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已根据某些善本作了校勘，但未能解决分类不统一、方剂重复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王世民与弟子韩仲成合作，根据人卫版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按照现代方剂学的分类方法重新整理编排，分类列章，归并调整，增列细目，明确标出方剂的药物组成、用法、功能、主治等，并增添方名笔画索引、汉语拼音方名索引，名之曰《局方别裁》,推动和方便了临床的使用和研究。编辑之初，任应秋先生欣然为之题词曰“合药成方，领方以剂”,叶橘泉先生题写了书名，谢海洲先生撰写了序。该书1992年7月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014年1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再版发行。2019年9月，王世民又将多年来课徒讲授、临证应用《局方》的体会经验，著成《局方选讲》一书，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南宋吴直阁《增广校正和剂局方》残本从日本影印回归后，作为《局方》存世版本中的唯一宋版，王世民对此颇为重视，将吴直阁本列为山西中医药大学“王世民国医大师工作室”的课题研究项目之一，在其直接指导下，课题组周益新主任医师、裴妙荣教授、杨继红教授等成员共同协作，将该影印本补佚增订，雠校同异，是正舛讹，校注刊行，以期不坠遗绪，广为流传，充分发挥其在临床、教学和科研中的作用。此项工作现已初步完成，即将刊行。

王世民通过对《局方》多年的研习应用，再参阅其他医籍，相互印证，勤加实践，融会贯通，卓有心得、别有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