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长期从事方剂学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实践。融古汇今，发展了中药学理论，仰古尚新，开拓了方剂学，临证中倡导方剂辨证，提出方对证、药对症的诊疗模式。

(一)方药共研，探讨药物的作用

中医临证治病，主要是使用方剂，方剂由中药组成，故说药为方之本。本者，根也，基本、基础的意思。中药之所以能治疗疾病，就是因为药物的性味有偏颇。按照中医理论，疾病的发生就是机体阴阳失去了平衡，根据辨证、立法，选用适宜的药味以调整机体的阴阳，即以药性之偏来调理机体的阴阳之偏，这种调整作用，就是中药的功能，即中药的作用。王世民在传统中药性味、归经、升降浮沉的基础上，中西医药结合创造性地将中药的作用归纳为固有作用、次生作用、配伍作用。

1,固有作用

一般来说，每味中药都有它特有的或主要的性味和作用，如黄连善清心火、黄芩善清肺热、黄芪善补气等，这就是它的固有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由它的内在物质决定的，换句话说，这种物质就是中药性味功能的内在根据。所以说，中药的性味归根结底是由其化学成分而决定的，成分不同，性昧则各异，孰多孰少，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又决定和影响了某一性味的偏盛偏衰，且五味所人不同，“酸人肝、辛人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又表现了对机体作用部位的选择性。这些交互差异、作用之别，使中药的作用益加纷杂，但对某一类药来说毕竟还是有其共性的。盖因某些内在物质-生物活性成分或主要化学成分相同，就有了它相似的性味和作用。如附子、细辛、吴茱萸、川椒、高良姜，丁香等热性药，经测定均含有去甲基乌药碱。按现代研究，此类成分作为β受体兴奋剂，具有强心、扩张血管、松弛平滑肌、增强脂肪代谢、升高血压等一系列的生物活性，这些作用与热性药的药性是基本一致的，提示这些热性药的药性可能主要来自它们共同的化学物质。因此，这类药物都有相似的救治机体寒证的功效。对于某些寒凉药也有其共同的物质基础，如黄连、黄柏均含有小檗碱，都有清热作用；大黄、何首乌、虎杖、决明子、番泻叶，均含有蒽醌苷类，都有泻下作用；古代的兰，现代已知道它分属于不同的植物，如青黛，古称蓝靛，它是由马兰、菘兰等多种兰制取的，因其能制靛蓝以染布呈蓝色，故名曰兰。李时珍说：“兰凡五种(菘兰、蓼兰、马兰、木兰和吴兰)……诸兰形虽不同，而性味不远，故能解毒除热。”意思是说，它们的植物形态虽不同，但其性味功能差不多，提示这些性味相同的药物是由其共同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现代研究证实，这类物质就是吲哚苷类及其水解缩合产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药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临证观察以总结其功效。再加上这种观察多是源自用数味药组成的复方，因而对单味药本身的固有作用往往认识不清，甚至还常常把在炮制和制剂过程中衍化出来的次生作用，以及在复方中由于配伍而呈现的配伍作用，也统统认为是中药的固有作用。这实际上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还有采用现代制药工艺提取或制得的一些中药单体化学物质或组分，常常是某味药的主要作用所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该药的固有作用，而不应该把它们统统归属于西药。实际上研究、了解固有作用与其提取物或化学单体关系，其实用价值还在于由这些先导化合物进而开发新药，这方面最成功的范例就是青蒿素。众所周知，青蒿素是屠呦呦从青蒿中开发提取的，并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最近又有报道，青蒿素的衍化物青蒿琥酯和双氢青蒿素靶向脂质体可以预防肠癌；昆药集团主持的青蒿素类药物治疗红斑性狼疮的研究也即将收官。由是以观，益见其研究探讨固有作用的重要意义和使用价值了。

王世民认为，研究了解固有作用与对单体化学物质进行开发利用，不仅能使中药的品类更加丰富，而且使中药的临床疗效更加稳定和易于重复，对于提高疗效、发展速效制剂也不无神益。还可以把单体化学物质作为一味中药与其他的中药共同组方，研制开发中西医结合的新成药供临床使用。同时他还倡导“西药中药化”,可将西药按照中医药理论验之于临床，找到了它“四气五味”的特性，即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辨证使用。因此，西药的选用也可根据“辨证”来用药，扩大临床应用范围，并减少副作用。他认为把中药中提取的一些单体化学物质，统统斥之为“西药”,拒之于中医大门之外，弃而不用，并非明智之举。

2.次生作用

次生作用是由中药的固有作用衍化、派生出来的，也可能包括一部分间接作用。大体有以下四种情况。

(1)固有作用的延伸或间接作用：如金银花能清热，按照中医理论，毒由热化，故亦能解毒。再如黄连性味苦寒，能泻心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故黄连善治疗毒，这里的解毒、善治疗毒等，应是其次生作用。又如生石膏辛、甘，大寒，除清热泻火外，还能止渴，这个正渴，并不是它的直接(固有)作用，而是由于火热得清，使津液消耗减少，间接地止了渴，故有“火降则渴止”之说。还有三七的化瘀止血、生地的凉血止血等，可能都是这种次生作用的表述形式。

(2)机体的应答次生作用：如黄芪的消肿、止汗作用，实际可能是由于黄芪的固有补气功能，使机体发生应答，即肺的气化功能恢复或增强，使由于气虚而失常的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之令行，小便通利，水肿随之消退。所以，其消肿作用与车前子的利水消肿应有区别，因此表述方法是补气行水消肿。黄芪的止汗，也应当这样理解，是补气固表止汗。这样来表述和理解中药的作用可能还有助于临床上辨证选药，似乎还说明中医药学的术语不都是模糊的概念，而是颇为严密的。问题是只有对中医药的基本理论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悟出这个道理来。对于这种作用，实验药理学的观察是较为直观和易于理解的。如穿心莲对巴豆油等多种致炎性物质引起的炎性渗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切除动物的双侧肾上腺，此作用即消失，这说明这种抗炎是通过肾上腺起作用的，也说明这种作用有赖于机体的应答。再如，灵芝多糖的抗癌作用也是通过刺激肠道黏膜淋巴细胞(研究表明，肠内的淋巴细胞比任何器官都多，且肠的表面积最大),进而激活免疫系统而产生抗癌作用的。又如，某些补肾中药虽然在临床上疗效明显，但对切除性腺的动物则不呈现这类功能。这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即机体功能的完整性是药物发生作用的先决条件。正因于此，机体的功能状态乃至周围环境都可能构成影响药效的因素，所谓中药的“适应原”样作用和双相调节作用即是其证。如黄芪、人参等补气药，气虚体弱之人服用，能补虚扶弱，使之精神、体力增强，而正常人服用，则容易“上火”,甚至出现鼻子出血等；中等剂量的鹿茸可以强心，使心脏收缩有力，循环改善，机体各种功能和耐受力得到提高，而大剂量使用反能抑制心肌收缩，使心跳减慢：附子对衰竭的心脏有强心作用，对正常心脏来说，稍大的剂量即可引起房室传导阻滞。由此可见，人参、鹿茸的补气、强壮作用，源自于机体自身，药物只是起一个唤醒或增强或减弱的激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深谙中医药理论，去提取它们的有效成分，恐怕是难能如人愿的。

(3)炮制或制剂过程中衍化而来的次生作用：某些中药本来不具备的作用，由于在炮制或制剂过程中某些成分发生了分解、化合或络合反应，导致部分成分改变，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作用，这些作用也属于次生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我们中医药人员在过去可能不太明了或未发现。如人参，一般来说没有抗癌作用，在炮制加热时产生的次级苷RH?而有明显的抗癌作用；再如炉甘石，其主要成分是ZnCO,,经煅烧后分解成ZnO,它能吸收创面的分泌物，并有轻度的抑菌或杀菌作用，故曰炉甘石有解毒、收湿止痒、敛疮明目作用；又如陈皮，主要作用是理气化痰，其主要有效成分是橙皮苷，在有铜离子的环境中可生成橙皮苷铜，实验证明，橙皮苷铜有明显的兴奋胃肠平滑肌的作用。

(4)通过机体的代谢、降解产生的次生作用：某些中药的治疗作用是药物进入机体后被吸收，或在代谢过程生成了二次产物，或是以肠道细菌为中介，调节菌群，使某些细菌移位或定植而产生的。如番泻叶的泻下作用，是由于其主要有效成分番泻苷A、B,经胃、小肠吸收后，在肝中分解，此分解产物经血行而兴奋骨盆神经节，使大肠收缩引起腹泻；又如苦杏仁的镇咳平喘作用，是因其所含的苦杏仁苷在下消化道被分解后产生的微量氢氰酸，抑制呼吸中枢而产生了镇咳作用；再如柴胡是清热药，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它有抗炎作用，据分析，柴胡皂苷C本身并无促进皮甾酮分泌的作用，而其代谢中间体皂苷元则有很强的活性，故能呈现出抗炎之功。

3.配伍作用

配伍作用是指按照中医药理论，把两味或数味药同用于一个处方中所形成的“合力”,这是中医在药物使用上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按照中药“七情合和”的理论，通过配伍可以使药的作用发生很大的变化。清代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方药离合论》中指出：“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圣人之制方，以调剂之……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这种通过多味药的配伍、调剂产生的“合力”,是组成方剂之药物的综合效应，甚至还有“矢量"的蕴味-方向性，使药物能直达病所，即“定向”作用于某一病证或病位。我们往往把这个“合力”误解为某味药的作用，实际可能就是配伍作用。如金银花“疏散风热”的解表作用即是如此，表现这一作用的代表方，可能也是唯一的方剂就是银翘散。银翘散属辛凉平剂，按吴鞠通的组方本意是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方中用金银花、连翘，其意是针对温邪上犯而施以清热解毒，并不在解表。众所周知，金银花性味甘寒，按照中医药理论并无宣散解表之能，只是该方中由于配伍了辛温表散的荆芥、豆豉，辛凉疏散的薄荷，才使全方成为辛凉解表之剂。故《中药学》教材亦将其归为清热解毒药，而不是列入解表药中。说金银花能“轻宣解表”是把它的配伍作用混同为固有作用所致。再如升麻、柴胡，其升提中气的作用，不论是补中益气汤，还是举元煎、升陷汤，都是在与参、芪等补气药配伍时才表现出来的。现代的药理学实验也证明，补中益气汤配伍升麻、柴胡时，对动物肠蠕动有促进作用，从方中减去升、柴，促进肠蠕动的作用明显减弱，且不持久；只用升、柴对肠蠕动则无明显影响。而且由于“配伍”作用，可使方中某味药中药“改性"“变异”,使方剂发挥了多效性，则其应用范围更加广泛，能够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病情。例如，临床上的“寒结便秘”“寒疝腹痛”都属于“寒实证”,常用方剂是温脾汤、大黄附子汤，都是用大黄配伍附子、细辛、干姜之类，目的是利用辛热以制苦寒的“配伍作用”,从而既发挥大黄的通导作用，而又避免了它的苦寒伤阳之弊。这种以热制寒的方法，就是“去性取用”之配伍作用的具体体现。

王世民认为，方剂的这种配伍作用，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哲理，至于有哪些内在变化的表现，目前尚不能完全明了。但有一点似可明白，在方剂的药效药理研究中，不能只用线性思维去认识问题。中医方剂的作用是数味药按照中医药理论有机地“分工合作”所形成的一个整体合力，而这个合力是通过所有药味“各展其长”而又“鼎力合作”来实现的，而不能把它看成是“单干户”的简单联合。也就是说方剂作用的产生，包括了方中各味药的已知有效成分或活性成分，也包括了未明确和未完全明了的其他成分，乃至所谓的无效成分和杂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取有效成分，只用其“精华”的制剂，疗效未必就一定好。用它去做实验研究，可能失去了原方的配伍意义。实际工作中，不乏原方或祖制剂有效，而“杂质”去得越干净，效果反而不佳，甚或无效。所以在研究方剂时不能只用线性思维认识问题，因为非线性科学认为“小的原因同样可能导致大的结果”。

王世民指出，中医方剂学的现代研究中类似的配伍作用还有很多，很值得去研究，不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就可能丢失许多有用的信息。同时，这些配伍作用的研究似还提示在做方剂的方解时，仅把组成方剂的各单味药的功能简单地用相须、相使或相杀、相畏的关系加以说明，可能是不够全面的，而应当考虑这些次生作用、配伍作用的意义，或许才能揭示出方剂的真谛。在中药作用的研究中，应当是首先着重探讨它的固有作用，注意次生作用，并以配伍作用作为方剂学研究的重点。

(二)仰古尚新，开拓实验方剂学

所谓中医实验方剂学，就是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以化学和药理学方法为主要手段来研究方剂的组成、配伍作用、药效学、药动学和制剂工艺及临床应用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揭示古今方剂治病的奥旨。

20世纪80年代初，王世民经过在临床、教学、科研方面二十几年的磨炼，日益觉得，中医方剂学是中医学理、法、方、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起着连接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的桥梁作用，而且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几千年来的临床应用经验证明，在辨证立法正确的情况下，临床疗效如何，关键在于方剂运用的正确与否。从中不难看出，中医方剂是在人体用药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中医方剂学知识的积累，是通过在无数的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不管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还是君亲服药，臣子先尝的记载，都是古人在人体进行药物疗效和药理作用探讨的例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整体来看，中医方剂学应该属于临床方剂学。尽管这些方剂经得起临床反复验证，也上升到了理性认识，形成了方剂学的一套理论，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正如近贤柯雪帆教授所说的那样，“咸以经验体会为基础，由推理思辨而上升为理论”(见《温病卫气营血证候动物实验研究?柯序》),因此，很难揭示方剂的药效、药理和产生此作用的物质基础之奥秘，也难与现代科学同步，与时俱进。然而，现实中的中医学却犹如放入冰箱中的食物一样，不管外面是严寒还是酷暑，自是“恬不为怪"“以不变应万变”,常不为外界的浪潮激动。可是科学史的轨迹证明，科学发展的规律，一般是在综合的基础上，通过与边缘学科的交流、“杂交”而分化-新的学科降生，新学科就是沧海桑田，标新立异，就是对原学科的深入细化，它孕育着潜在的发展活力。因此，方剂学要想深入发展，就要进行学科分化。

同时，借助实验研究而探知疗效的所以然，以推进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如果把医学(中医学)仅仅限定在临证治疗上，看不到学科分化的进步意义，在现代社会至少是不全面的，是不利于中医药提高与发展的。纵观近现代整个医学的发展实况，可知西医与中西医结合医学都是采用了实验研究作为重要的方法和手段，虽然这种研究属于还原论的范畴，但它们确实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不管怎样研究，最终总是要落脚在临床实用上。而实验是为了暴露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情况或验证某些假设和推知某些未知的真理，而在医学的实验研究中，离不开动物的帮助，因为实验动物虽然与人差别很大，但它可以替人类“瞠雷”,避免病家可能遭受的苦痛，乃至丧命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动物实验和实验研究及理论研究，应当是与临证治疗同等重要的，是相互促进、相须相伍的。

因此，王世民抱着“仰古尚新”“他山之石能攻玉”和“与时俱进”的信念，认为“既要切实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的内涵、学术本质和特色优势，同时要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率先在国内开拓了中医实验方剂学的研究工作，在临床方剂学的基础上，将现代化学和实验药理学的方法引入方剂学的研究中。如他带领并指导研究生对多首方剂及其中多种药物进行了化学成分和药理实验研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客观依据；主持对山西名药“龟龄集”“定坤丹”进行了综合药理及部分工艺研究，获得了山西省科技成果奖二等奖；还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微量元素标准参考物质的研发项目，填补了国内中药微量元素标准参考物质的空白。

(三)方剂辨证，寻求方证对应关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和优势，历代创立了多种方法，王世民从方剂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方对证、药对症，倡导方剂辨证，认为中医治病，随着一药对一症治疗经验的积累，逐渐升华为数味药对应几个相互有联系的证，即组方对证，遣药对症，方药协调，丰富了辨证论治的内容。

所谓方剂辨证，简单地说，就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意思。所谓证，就是医者按照中医理论对机体外在表征的分析概括，其实质是机体在致病因子作用下应答反应的一个特定状态。由于机体对致病因子本身及外界环境因素与机体本身的功能状态等的影响和制约，故其反应状态不一，随之表现出来的证也各有不同。中医辨证就是着眼于此，它抓住了机体应答反应的外在表现-证，而不一定去追求内在变化的细节。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以外揣内”就是这种认识最好的说明和概括。王世民认为，中医临床虽然形成了多种辨证体系，但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有是证，用是方",因此方证之间愈是丝丝人扣，疗效愈佳。由于方剂辨证是根据证而遣方选药、配伍组合，方剂与证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因此方剂辨证不仅实用，而且对中医的发展和对外交流也有重要意义。

方剂辨证着眼于方与证的对应关系，接近于西医学的线性思维方法，临证时易于掌握，比较实用。而且从实验医学的角度来说，较易进行动物实验模型的设计和观察，也较容易找到方与证相对应的现代生理、病理学的结合点，发现某些微观变化和客观指征，找到一些中西医之间的共同语言与切人点。

方剂辨证有助于方剂与病证专一化。王世民认为，随着中医药学术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方剂与病证的专一化趋势日益凸显。这虽有“对号人座”之嫌，但在客观上已逐渐形成共识，有助于专方专药以及通治方的开发和应用。因此方剂辨证不仅可行，也是有前途的。试举例说明如下。

茵陈蒿汤原是治疗阳明湿热蕴结发黄的主方，现已基本成为治疗各种黄疸症的定型方剂，被广泛应用于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重症肝炎及胆囊炎、胆石症、蚕豆黄和新生儿溶血等有湿热黄疸表现者。其衍化方茵陈四逆汤，茵陈术附汤，也可用于阴黄证。总而言之，都着眼于一个“黄”字。

四逆汤原是治疗亡阳厥逆证的主方，现为中医用以救治各种休克的急救良药。实验研究表明，强心和升压是本方抗休克的药理基础，因此基本上各种休克均可选用。

小青龙汤是治疗外寒内饮、咳嗽气喘的名方。药理学研究表明，本方能使支气管平滑肌松弛，并能抗过敏，是临床用于治疗以咳喘为主症的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支气管哮喘和过敏性鼻炎等病的一线方剂。

补中益气汤功能益气升阳，是治疗脾胃气虚、中气下陷的主方。实验研究表明，本方对改善机体蛋白质代谢，防止贫血的发展，增强免疫功能和体力，均有良好的效果；另外，对子宫及其周围组织有选择性兴奋作用，并可增强肠道平滑肌张力。因此，大凡骨骼肌、括约肌及支撑组织的紧张度下降而引起的功能低下或无力、内脏下垂或脱出等弛缓性疾病，诸如子宫脱垂，脱肛、胃下垂、重症肌无力，产后或术后膀胱肌麻痹引起的尿潴留以及年高气虚之人因肠道蠕动迟缓无力所发生的便秘等皆可使用。

以上几个比较成熟定型的方剂，实际上已成为医药学家熟悉的专指性治疗方剂，但使用这些方剂的重要指征是与方剂主治相对应的证，而不是某一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