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书临证，两不偏废

读书与临证是中医成才的必由之路。南宋医家史崧在《灵枢经?叙》中尝言：“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不读医书，又非世业，杀人尤毒于梃刃。”清代名医叶天士临终时也告诫子孙曰；“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颖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我死，子孙慎勿轻言医!"《医宗金鉴?凡例》说得更明白：“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可见读医书是为医首要的和必备的条件。

王世民一生爱好读书，六年的寒窗生涯，除了上课认真听讲，业余时间基本上泡在图书馆。刻苦研读、广泛涉猎，为日后的中医临证、教学、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后，工作、跟师之余，他一如既往，大部分时间仍在图书馆。当时图书馆的负责人是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山西日报》总编辑的文献学家赵德三，很喜欢这个每天来图书馆的年轻人，评价王世民是个爱读书、会读书的人。赵德三还鼓励王世民读医学类以外的书籍，并把自己家藏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等珍贵书籍，慷慨借给王世民阅读，暇余互相交流读书心得。那些年，王世民阅读了大量的医学典籍，对中医经典有了一个系统的学习，做了很多读书卡片，这对他以后的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奠基作用。时至今日，耄耋之年，虽然王世民耳聩目昏，精力不济，仍然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手不释卷，嗜读如初。活到老，学到老，慎始善终，守一不变。真乃“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反对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看病高”的观点，认为术业有专攻，学有所长，有真知灼见，便是大家，便是有学问的大家。

当然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王世民赞赏近代医家冉雪峰的话：“医学一道，既不能离开书本，也不能专靠书本，既要凭些经验阅历，也要懂得经籍要义。”“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家为‘伪医',没有理论基础的为‘医匠',只有能‘坐而言、起而行'、有理论，有实践的才能称得上医学家。”尝谓：“读书，可以把知识变成智慧。智慧，是指人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王世民反对以“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为由，把读书与临证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他指出：“理论能指导实践，能指导临床治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的生命线在临床’之论虽然不错、但似不全面，因此清代名医大家吴鞠通说：'俗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似业医者，可不必深究古法，唯求临证多耳，此医道之所以日趋而下也。'‘予谓学医必先读书而复临证'。”他又说：“诚然，要想成为良医只能是多临证，但是不能把它与读书对立起来，只强调跟师临证，有意无意地放松或无视读书学习的观点，特别是对工作在基层、无法跟‘名师'的学生未必可取。理论是临床实践的导师，没有理论，只能是个‘医匠'。对此，大学问家、《中国医学大成》的编撰者曹炳章说：‘世有创读书不如临证之说，此不学无术，欺人之语也。'近贤裘沛然先生也说：学问之事，原恃艰苦以求，而非猎取可得。'"王世民非常赞赏同窗好友国医大师李士懋的高论：“中医的伟大，首先在于理论的优势，没有伟大的理论，何来伟大的实践。"王世民读书独具慧眼，不蹈前人窠白：临证灵活变通，不拘泥教条。清代医家俞震《古今医案按》中言：“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板方之谓也。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贤书，譬之井田封建、周礼周官，不可以治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后贤书，不读仲景书，譬之五言七律、昆体宫词，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颂也。”王世民信奉斯言，躬身践行，多读书，多阅历，二美合，学验俱富，终成大家。

(二)转益多师，择善而从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王世民根据古人“学无常师"“参师请教”之说，借鉴清代医家叶天士曾师从17位名师的经验，非常注重跟师学习，广泛学习前人经验，不局限于一家，逐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对学业大有裨益。从师不问门户，求学不论长幼，转益多师，择善而从，唯求真才实学，这也是他成才的关键。在校期间，得益于学校荟萃了一大批名家，他珍惜这个机会，不时请益，得到了方鸣谦、陈慎吾，宋向元、任应秋、刘渡舟、孙华土、祝谌予、谢海洲等良师的耳提面命。临床见习时，曾受秦伯未、胡希恕等名家的指点。毕业实习时，侍诊于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哲嗣孔嗣伯和民国名医陆仲安之侄陆石如之侧，继承了孔门“识病首重肝胃，善用寒凉”的学术思想和陆门“热病用温药”的遣方用药经验。毕业后第二年，王世民又拜于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白清佐先生门下。白清佐出身于中医世家，治病有胆有识，临证注重脾肾，倡导“脾湿肾寒，善用姜附桂”,名噪三晋。其间，王世民跟随诸位老师，每天上午老师给患者诊断，他做助手、抄写医方，下午抄录医案，晚上老师为他详细讲解当天的典型病例与治疗关键。1974年春，在北京宣武医院讲课之余，复拜中药文献学家刘寿山先生为师，学习掌握了文献学知识和检索的技巧。工作中，又与刘渡舟、印会河等老师在讲学带教等过程中朝夕相处，共同诊治患者，分析病情，探讨病机、发表文章，请教问难，获益良多。他尝协助孙华士先生整理校定了《幼科金针》《小儿药证直诀释义》,协助印会河先生整理《中医内科新论》,还整理了《谢海洲医学文集》《谢海洲临床经验集录》,在这些过程中，学习和掌握了诸位老师独特的诊疗和用药经验。

医要识派，派非门户之见，各立门墙，互相攻讦。而是医学之理论识见、临证风格、诊疗技艺、方药特色的异彩纷呈，代表着对医学的不同认识、理解、处理、表达，也是一种明显的风格、特点。学派林立，诸说并存，师承不同，传习各异。王世民认为中医流派很多，如能成为一派，自有其所长，长就是吾辈应当学习的地方，善学者择善而从也。故其从师不囿门户，治学融会古今，兼收并蓄，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学识全面，厚积薄发，形成了自已治学、医疗、教学、科研的独特学术风格，成长为“仰古尚新、海纳百川”的一代学人。如孔门以寒凉派著称，主张“脾湿肝热",善用辛寒之生石膏，享誉京华；白师论病尤重脾肾，倡导“脾湿肾寒",善用温燥之附子、肉桂、干姜，名噪三晋。学术观点相反如是，然各具特色。王世民主张论病不在学派门户，施治当深究病证因机，在肾治肾，在肝调肝，当热则热，当寒则寒，故能结合病证，折衷一是，师其所长，择善而从，灵活变通。绝不拘于门户，厚此薄彼，或盲目照搬。他认为，所谓“偏”,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长，恰如中药的药性有寒、热、温、凉、平之别一样，中医正是利用这种药物的偏性以矫治机体的阴阳偏颇，使之恢复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侍师襄诊，学其“偏"可也，然不必尽执其“偏”。所谓“寒热温凉是药性，贵在合机善择用”。杜甫《戏为六绝句》诗曰；“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王世民先生可谓是杜诗躬身践行者。

当年恩师的教诲，对王世民的启迪至今仍历历在目。晚年他将追随诸位老师交往侍诊经历、学习心得体会，撰写成文，收录于《侍师襄诊传心回忆录》《拙医寮散记》等书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求学门径和治学经验。

(三)仰古尚新，与时俱进

王世民在学术上反对因循守旧，不知变通，认为医学不分中西，宜兼收并蓄，唯实是求。科学贵在标新立异，必须与时俱进。坚信“仰古尚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创新必须恪守传统，创新的“风筝"飞得再高，传统的“线”也不能扯断；只有传统的"线"不断，中医学的气韵方能长远，根基才能稳定。他在坚守传统、严谨治学的同时，博采众家之长，坚持理论和临床相结合、中医和中药相结合、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不断探索，有所发展，有所创新。

王世民在对方药深人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方对证，药对症”的临证思路，认为方剂的功效是方中各药物经过配伍组合而成的"合力",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证而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某一味药的作用，亦非是各药物作用的简单堆砌，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药物是组成方剂的单位，方剂是药物运用的更高形式。他创造性地把中药的作用归纳为固有、次生和配伍三个方面，为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所谓固有作用指中药本身特有的或主要的性味和作用，即其本身固有的内在物质主要化学成分所决定的作用；次生作用是由中药固有作用衍化、机体应答派生出来的间接作用，以及药物经过炮制、制剂或在机体代谢过程中衍化而来的作用；配伍作用是指药物互相配合后诸药所产生的整合作用，通过配伍，可使药物发生协同、增效或减少某些副作用，甚至还能改变单味药的性能而发生转向，产生新的功效。这不仅使方剂呈现它的多效性，从而使方剂的适用范围更加广泛，能够广泛适应各种复杂多变的病情，更可能减少了其副作用。

在长期的临证、教学、科研中，王世民感到只有探明方药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揭示方剂产生疗效的真谛。很多古方名方组方严谨，疗效肯定，但有关其疗效的说明和机制的阐述大部分停留在过去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宏观认识上，要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探明微观机制，要想使古老的中医方剂配伍理论发扬光大，被世界所接受，必须进行实验研究。因此他抱定"仰古尚新，与时俱进”的思维方法，坚信“邯郸学步不可为，他山之石可攻玉",应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主张对方剂学进一步进行学科分化，首先倡导实验方剂学，开拓了“中医实验方剂学”的研究。1986年，创建了第一个方剂学研究室和实验室，创造性地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提出以实验手段研究方剂学，用动物代替人类“瞠雷区”,避免病家不该遭受的苦痛及危险，试图寻求中西医结合更完美、更深层次的结合。并在当年率先招收中医实验方剂学研究生，嗣后还组织了两次中医实验方剂学的全国性会议。1995年，他与姜廷良教授共同发起创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以报道和交流方剂及其主要组成药物的研究成果与最新进展，在国内形成了较大影响。该杂志现已发行近30年，并且从2010年第7期始，改为半月刊，每期224页，学术的影响日益扩大。

 (四)良医之成，识药为要

王世民一生倡导“医应识药”的观点，认为“凡为良医者必精于药，唯精于药者方成大医”,并躬行实践。早在学校期间，“本草学"启蒙老师谢海洲"有医无药医无用，有药无医药不灵”的观点即对其影响至深。谢师除了课堂讲授，还带领大家实地采药认药。1958年暑假，学校组织去北京西郊的天泰山和八达岭长城内外采药，由谢海洲老师带队，短短十多天，认识了上百种中草药。通过实地考察，每认识一种中药，采集到一个中药标本，都使王世民有很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触发了王世民日后中药教学和临证的思路和方法。他深深体会到，中医治病离不开中药，古代医者通过采药了解药物的形态、生长环境及加工炮制等，故能谙熟药物的性能，治病方能对症下药，效如桴鼓。所以中医学生必须学好中药，从认药、采药到加工炮制，都应有所了解。因此，他主张作为一名好中医必须谙熟中药。他从带教开始，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常带领学生到恒山、五台山、中条山等地采药认药，以了解药物的古今变迁和性味归经，熟稔炮制方法。同时，他还因陋就简地创建了中草药陈列室，收集了各类中草药标本800余种，以供教学所用。

1962年，王世民从北京中医学院毕业后，分配至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之初，任教于省西学中班，为了让学生、实习生和进修生熟知方药、详悉功用，在学习和临证时随手检索，选方遣药，1968年，他于教学临证之余，结合自身学习和临证体会，筛选疗效确切的古今良方，以方带药，对于方中的药物品种，功效都细加推究，编撰成《中医方药手册》。初为内部发行，由于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遂经修订后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取材广泛，方药兼备，选取精要，切于实用，初版问世后，深得读者赞誉，一时洛阳纸贵。2009年改名为《实用中医方药手册》,至今已经5次修订再版，调整增删，补充完善，流传甚广，影响弥远。

1986年始，王世民倡立的实验方剂学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采用以往中药药理学的实验方法，嫁接到方剂药理学研究中，并付诸实施。国家开展执业中药师考试后，已功成名就的他竟然放下身段，与众多后辈学生一同参加全国执业中药师统考，一次便顺利过关，取得了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王世民成为中医界众口交誉的医药兼通的学者。而他这种好学不倦、老而弥笃的精神更是感动和激励了众多青年中医药学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