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民出生于河北省元氏县纸屯村(今苏阳乡纸屯村),元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事迹自幼对王世民深有影响，尤其是《颜氏家训》“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之语及韩愈“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畜。学问藏之身，身在即有余"之诗，这种学问比财富可贵的理念，对其日后走上治学之路，颇多启迪。

而王世民走上学医之路，既有其曾祖父业医的影响，又有个人的切肤之痛。其曾祖父王长宝为当地名医，王世民生年晚，未见过曾祖父之面，祖上医术也未得到传承，但自幼乡民们口耳相传的曾祖父治病救人的故事，以及曾祖父留下的满箱子大字中间夹有两行小字的医籍，使其对曾祖父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尤其是故居临街大门上挂着的乡民赠给曾祖父的那块“佩德神医”的金字匾额，熠熠生辉，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其干妈关太太亦熟稔医药，多次给其治病。王世民至今记得关太太曾告知六味地黄丸可促进小儿生长发育。这些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王世民热爱中医事业的深厚情愫，使其确立了立志学医的人生目标。1953年春，王世民母亲因外伤感染患破伤风，父亲当时在太原铁路系统工作未及返里照顾，母亲因庸医误治而早逝。这场突变令王世民悲痛万分，锥心刻骨，悔痛难言。祸不单行，心力交瘁的他又患了面神经麻痹，群医杂治，针灸从头顶的百会到脚趾的至阴穴，全身扎了个遍，服药从治外风的牵正散到治内风的补阳还五汤都用过，历时两年却毫无进展。经此变故，更坚定了王世民从医济民、救人疾苦的决心。

1956年王世民高中毕业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期，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经济恢复，百废待兴，国家拟集中力量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加快工业化进程，需要大量的钢铁、石油、化工、地质、煤炭、建工等专业技术人才，激励着青年学子都争先恐后报考工科院校。而此时也正值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和大力继承、发扬中医药政策的贯彻实施时期，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并发展中医药事业。1956年，卫生部先后废除限制、排斥和改造中医的不合理法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市分别成立中医学院并开始招生，开创了现代高等中医教育的新纪元。个人的特殊经历和时代的机遇，王世民报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医学院，这在全校两个高中毕业班一百来人中，是唯一的一人，格外显眼，让人不解。天遂人愿，他幸运地被北京中医学院录取，成为该校的第一批大学生。历经六年寒衡苦读，于1962年顺利毕业。

实习期间先后师从陆石如、孔嗣伯、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名家，受其悉心指点，学问日有长进，经验日渐丰富。

毕业后王世民被分配至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第二年，被指定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白清佐之徒弟，侍师襄诊，抄方、记录医案。并继承和整理白清佐老先生的临床经验，深得其真传。其间始终与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老师保持密切联系，请教问难，探讨学术，分析病情，发表文章。尝协助中医儿科学家孙华士先生整理校定了《小儿药证直诀释义》《幼科金针》,协助印会河先生整理《中医内科新论》,还整理了《谢海洲临床经验辑要》《谢海洲医学文集》,在这些从师的过程中，学习和掌握了诸位老师独特的诊疗方法和用药经验，学益进，道益精。1974年春，在北京宜武医院讲课之余，经谢海洲先生推荐，复拜著名中药文献学家刘寿山先生为师，刘老以编纂《中药研究文献摘要》脍炙医林，方其时，第一编已出版，正全力以赴编辑第二编，王世民遂协助刘寿山先生完成了第二、三编的部分内容，此举为步入中医文献学的津梁。在此过程中，也提高了日文翻译的水平，为此后从事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