禤国维教授的学术渊源于《内经》《伤寒杂病论》、中医各家学说及岭南医学。他将中医阴阳五行理论的特征归纳为整体、辨证、平衡、共性、模式五种思维。他认为，平衡思维是贯彻于中医学术史的核心思维。平衡相当于辩证法的事物矛盾对立统一关系，同时是一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则。在中医理论中平衡被表述为阴阳。临证他贯彻“平调阴阳，治病之宗”“以和思辨，提高疗效”的理念，凝练出“皮肤解毒汤”治疗炎症性、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的治法，总结了补肾法治疗结缔组织、皮肤附属器疾病的原则，发展了中医皮肤病外治法体系。

(一)学术思想的源头——以和思辨，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思考

中医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消长转化，生命是普遍联系、永恒运动的，健康和疾病的变化是机体的阴阳矛盾变化的结果。中医药文化面对矛盾、化解矛盾的智慧可以概括为“致中和”。致，是达到；中，是平衡；和，是和谐。

以和思辨有着悠久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原则。在以和思辨的原则下，中医学发明的“和法”在临床各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能有效提高临床疗效。

1.“和”思辨的历史源流

最初，“和”并非是以“和法”这一具体的治疗方法出现，而是作为一种思维原则。早在《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出，阴阳合和的动态平衡才能衍生万物。接着，《内经》中出现大量关于“和”的概念，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均涉及“和”的概念，为“和法”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参考，奠定了基础。此后，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巧妙地结合寒热、攻补等，提出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佳枝汤、小建中汤等，用于和解少阳、调和寒热、调和营卫、调和脏腑，开创了和法的临床应用。后来，金元的众多医家都对“和法”进行了内涵的补充和临床实践的丰富。直至清代程钟龄根据八纲辨证，在《医学心悟》中论述：“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变化无穷焉。”故《内经》是“和法”产生的思想根源，《伤寒论》开创了“和法”的临床应用，《医学心悟》确立了“和法”在中医治法学上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治疗八法中重要的一法。“和法”的内涵和应用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拓展。

2.“和”思辨的临床应用

疾病的病因病机往往纷繁复杂，存在寒热夹杂、气血不调或者正邪交争等多种情况。现代系统论也认为：整体性、关联性、等级结构性、动态平衡性等是所有系统的共同基本特征，人体内存在着许多对立关系，而这些对立关系之间都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关系。各层次的对立调节均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之中，以维持机体健康状况，也是人体生理的一种稳态。一旦发生异常，人体就会产生病理征象，若这种失衡得不到纠正，以致继发多个对立失衡，甚至导致整个机体失衡。“和”的思辨正是试图恢复机体的系统动态平衡。保持生理的状态。中医“和”的思辨与西医学系统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相互借鉴、交相辉映。

(1)调和肾中阴阳：综观许多疾病，尤其是一些难治性、顽固性疾病与肾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肾的疾患又以肾虚为主，肾虚分肾阳虚衰和肾阴虚亏，都会导致许多病变。如硬皮病、皮肌炎、白瘢风、皮肤色素沉着、雷诺氏病等，多属肾阳虚衰，表现为畏寒怕冷、四肢不温、面色苍白、精神疲乏、大便溏薄、小便清长、自汗，或者阳痿滑精、舌淡胖而润、苔白滑、脉沉弱无力等，治疗上应当采用温肾壮阳；而白塞氏病、痤疮、黄褐斑、脱发等，多属肾阴虚亏，常有头晕耳鸣、五心烦热、形体消瘦、面色潮红、遗精盗汗、便秘尿黄、舌质红、苔少或剥或裂等症状，治疗上宜滋阴补肾；还有红斑狼疮、慢性荨麻疹等，则可能属于肾阳虚衰，也可能属于肾阴虚亏，辨证施治就更为重要。肾中阴阳不和是疑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调和肾中阴阳，往往能使很多疾病得以痊愈。

调和肾中阴阳，尤其推崇“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阴阳互济、以平为期理念。在临床治疗中，阴虚者接受补阴药井发挥作用要靠阳气的生化，故治疗用药上以补阴为基础辅以补阳之品，及时帮助阴精的滋生，从而实现阴阳动态平衡的重建。同样阳虚者在一般情况下，均应在补阳药中加以补阴药，其目的在于补阳而不伤阴，从阴中补阳，使阳气得补阴之品而变化有源。由此可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目的在于通过阴阳互相生化的原理，对机体调节起协同作用，以维持阴阳动态平衡。

(2)调和扶正与祛邪的关系：大多数疾病都是由于外邪侵袭加之正气内虚所致的，故调和正邪是疾病诊治的首要任务。但在不同疾病的不同时期，正邪所占主导地位有所区别，要求我们在临床中根据不同疾病所处的阶段进行适当的调和，以达到祛邪扶正的目的。但是，邪与正是矛盾的双方，两者的相互斗争贯穿了整个病程，过早的扶正会导致滞邪，祛邪的过度会伤正，只有正确调和祛邪与扶正两者的关系，才能达到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调和双方的力量对比，能使疾病向痊愈方向转化。

一般认为，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是疾病最常见的致病因素，这些邪气侵及人体后，若不能及时化解则可能与阳热体质相合，极易化火，蕴而成毒；若邪气伏于体内不发，感春夏温热之气，则伏毒自内而出、表里皆热，熏蒸体肤，而成疾患；如若内伤七情，更易五志化灭，宣泄不得，蕴毒生热，发为疾患。故疑难疾病的发病和迁延常与“毒邪”蕴结有密切的关系。在疑难疾病的病因病机中，常常由于病情反复不愈，导致六淫之邪胶着难解，日久均可化毒，壅遏不解，内伤脏腑、阻碍气血运行，耗伤津液。病程越久，蕴毒越深，“毒”邪致病之机越需要重视，临床常用解毒法治疗。

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病情多变、病机复杂，但虚虚实实之中，肾阴亏虚而瘀毒内蕴是贯穿病程之主线。本病最常见的临床征象；颜面红斑，身热起伏，脱发，面赤潮红，腰膝酸痛，劳则加重，头目眩晕，女子月经不调，经色紫暗，或经来腹痛，甚则闭经，反复口舌生疮，肌肤瘀点、瘀斑，舌质黯红或有瘀点，苔黄，脉细数等。因此，补肾阴，解瘀毒，标本兼治乃切合病机之良策。故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辨证论治中，要注意毒邪与正虚的力量对比，调和正邪。

(3)调和水火：肾为水火之源、阴阳之根，肾阴不足则水不济火、真阳无根、虚火上炎。阴虚火旺是众多皮肤顽疾的病因，如临床常见阿弗他溃疡患者，往往表现为口舌生疮，牙龈肿痛，牙齿松动，并有头晕耳鸣，舌质嫩红，脉细尺弱。此时应以滋阴壮水，引火归原法治之，以调和水火。“引火归原”是调和水火最常用的治法。《医学心悟》中指出：“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用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之下行。所谓导龙人海，引火归原。”引火归原法即用温阳、潜阳之药以引无根浮越之火重归肾宅，使水火相抱，阴平阳秘的治法。运用本法，水火不济是前提，运用此法时是在滋阴壮水的基础上加用知柏、龙牡以滋阴潜阳，用牛膝引火下行，视病情需要少佐桂附，使水火相济。

(4)调和方药：用中药治疗疾病就是通过调理机体阴阳、正邪等矛盾关系，把“失和”调为“和”,把“偏”调为"平",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之一。中医治疗时非常注重双向调节，平调阴阳也就自然成为治疗疾病的总原则。这一总治则要求方剂的配伍是发而不过散，收而不过敛，升而不过亢，降而不过沉，清而不过寒，温而不过燥，补而不过腻，攻而不过破，补阳当于阴中求阳，补阴当于阳中求阴。如桂枝汤有发汗作用，而实际上不是发汗之剂，而是调和营卫的和剂。白虎汤、承气汤，为治阳明热盛津伤之剂，泻热即能存阴。小柴胡汤以和解之，全方寒温并用，攻补兼施，有疏利三焦，宣通内外，和畅气机的作用。

中药方剂作为中医临床重要的治疗手段，使机体阴阳自和服务是其重要任务之一。推动机体的阴阳自和机制产生治疗效应，是中药药效的重要方面。而中药的调整作用则更接近于阴阳自和的本质，其在药物应用方面具有极为突出的优势。在遣方用药方面，既要重视整付方药内的调和，也要注意药味和剂量的选择，以免纠偏太过。

综上所述，“和”的思辨在疾病治疗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以“和”的思辨指导临床辨证论治，主要从调和肾中阴阳、调和正邪关系、调和水火关系及调和方药方面人手，旨在有效提高临床疗效。

(二)中医思维与临证——整体、辨证、平衡、共性、模式五种临证思维

思维一般包括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思维的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思维的方法是抽象、归纳、分析和综合。

中医学和思维学各自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中医学属于理论实践的范畴，思维学归属于逻辑哲学的范畴。在理论及临床研究过程中，中医学与思维学常出现多重学术关系的交叉和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包含在哲学体系的思维学对人类的进化及生产实践活动，从思想的高度，发挥认识、指导、发现规律、应用创新等作用；从这一方面讲，起指导实践作用的思维学与以临床实践为目的的中医学的交融是必然的。实际上，中医学从创立之初，就内蕴自身独特的思维逻辑方式，如阴阳论、五行论、天人一体观等，这种思维建立并根源于中国古代朴素的哲学基础上。随着时代生产力的变革和文化的繁荣，中医思维也得到了逐步的丰富与完善，其思想光辉一直蕴藏在浩瀚的中医典籍之中，并传承至今。

近年来，中医思维学的概念愈发在各种学术场合及期刊中被提及，成为中医学术研究者的共识专业概念，并在不断地研究中演变成为一门融合中医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多学科精粹的新的独立学科。探微中医思维，特别是中医临证思维，对中医未来的发展有重要指导价值，中医临证思维实际上就是指中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方式。

1.整体思维

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人类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系统、可持续、整合、集成、组织等概念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到世界政洽经济、国家管理，小到企业组织运作、医学保健，对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总是解决问题的焦点。中医是一门系统的科学，中医在其起源至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以整体思维认识人体，认为人与天地万物，自身形体与内神，内在的五脏六腑、经络、气血津液，和七情等之间，均存在细微紧密的联系与沟通。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基础，是古代唯物论和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医的体现，它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法、辨证、治疗，预防养生等整个理论体系之中。

中医自始至终将人体置身于天地宇宙之间，认为人与自然相互统一。《素问?宝命全形论》日“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灵枢?五瘫津液别》亦云：“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于膀胱，则为溺与气"。人存在于社会中，大体的变化同样与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中医主张“中知人事”“治病亦不失人情”;《黄帝内经》中讲“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即是体现，亦如李中梓于《医宗必读》中指出：“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故富贵之疾，宜于补正；贫贱之疾，利于攻邪。”这一宏观一体的思维决定了中医独特的诊病治病的思路。中医重视机体表现于外的异常征象，运用望闻问切合参构思，把分散的表征与病机组合成具有整体联系的综合证候，从宏观认识上，总体把握病情，进而系统指导治疗。对于养生，古代医家顺应自然，兼顾形神一体，五脏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整体养生观。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灵枢?本神》“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作为中医思维的首要思维，整体观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建构起到了主导的作用。

在西医学发展史中，随着显微镜的出现，人们开始逐渐把视野深入到更微观的结构中去，生物及细胞之间的个性差异特征愈来愈被放大，各个病种及病理之间的细微差别逐渐被探明，这些极大地促进了生物学及其他各学科的进步，中医学领域也慢慢开始探究中医治疗在现代生命科学中的依据及中药的分子结构、代谢过程和复方在机体内在作用原理，并取得部分研究成果。中医的“微观”研究为其适应现代临床发展提供了切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的现代化、国际化进展，进而获得多方面的支持和持久的发展需求；但另一方面，过于把研究精力放在“微观"上，忽视中医“整体思维”的理论支撑，将使中医的发展丧失精髓特色，这是目前中医现代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2.辨证思维

辨证思维是中医的另一纲领性思维，体现了中医在整体认识下又注重具体的、个体化差异的观念，体现了中医注重人体的复杂性、非线性特点。中医十分重视自身的理论体系在个体化中的应用，中医的思维逻辑丰高蕴含在解决各种具体化问题的过程中。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逐渐形成了基于四诊基础上的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探索出辨证性质的概念、判断及推理模式，构建了矛盾分析式的辨证逻辑体系。在科技欠发达的舌代，人类对自身组织结构了解甚微，中医即在实践中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在对立统一中把握生命运动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及不同阶段的运动变化规律。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张景岳、程钟龄等医家的八纲辨证，温病学派的三焦及卫气营血辨证等均是中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体现。

中医辨证思维以“阴阳”为总纲和逻辑开端，以阴阳学说的对立制约、依存互根、消长转化和动态平衡观作为对立统一思维规律。《易经?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整个世界由阴阳两大势力组成，二者对立又统一，是构成世间一切事物内部共同具有的相互对立而又相互消长的两种基本因素。《易经》最早提出了中国哲学以阴阳为主的辨证思维，继而被中医所接受和吸收。《黄帝内经》及后世医家典籍均借助了阴阳这一概念和命题来认识和说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并被不断充实和弘扬，成为后世各种中医辨证学说创立的思想基础。在阴阳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辨证分型论治，可全面把握患者的机体特性，掌握疾病的发展规律、严重程度和总体预后判断，选择适当的治疗时机和方法。中医的辨证思维是在整体思维下，统一人体与自然的关系，在明辨脏腑、经络、七情等因人制宜的要素基础上，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所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内经》“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素同?五常政大论》“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皆是中医辨证思维广泛而具体的应用体现。

传统中医的辨证思维主要是辨证论治，即在结合四诊八纲的基础上，收集患者各种表观病理征象，司外揣内，审证求因，综合分析判断，来总体把握疾病本质，指导运用理、法、方、药对疾病进行诊疗。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医的辨证思维也在与时俱进，在传统诊疗的基础上，正不断融合现代循证医学的方法提高辨证论治水平，亦借助实验研究使临床有效经验和成果得到客观量化的数据证明，这些成果促进了临床实践的推广和继承。中医的传统四诊也结合了日益发达的现代检测技术和手段，拓展了传统中医诊疗的视野和思路，改变了传统辨证的主观化不足，实现精准化、规范化辨证。众多现代先进生物技术，如病理生理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微观诊疗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加之患者对自身机体日益的重视关注和对精细化，直观化的诊疗要求，也使中医不断改进传统模糊的辨证诊疗模式，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实现在整体辨证的基础上，对“病”有针对性的判别治疗，使辨证论治有更加明确的目标，帮助制定更加可行的个性化治疗方案，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和预期。

3.平衡思维

阴阳是中医辨证的总纲，决定了中医对人体“阴平阳秘”的生理状态和阴阳失和病理状态的认识，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阴阳调和，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则无病；阴阳不和，则引起人体气血运行素乱，脏腑经络功能失调而百病丛生。因此，调和阴阳，使机体平衡和谐，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

"以平为期”“阴平阳秘"是中医平衡思维的代表，中医自始至终都以此理念指导理论的发展。《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目的是根据正邪的盛衰，阴阳之虚实，用相应的方法调整人体机能，以达到平和、协调、稳定的状态。中医的平衡思维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平衡，中医从来没有孤立静止地看问题，中医认为的人体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模式。《道德经》早已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出阴阳在动态平衡中衍生万物。不论是中医阴阳平衡还是现代的“内环境稳态”,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动态平衡性是所有系统的基本特征。

另有医家指出，人体的动态平衡仅处于理想状态下，现实中人体受多种因素影响，常处于非平衡状态。如朱丹溪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认为阴阳是动态增减的；张介宾则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这种非平衡态并不是病理表现，而是一种使人体趋向于某种病理反应的生理状态。“天人相应”认为人体的系统处于开放状态，故人体内环境会随所处的年龄、地域及社会关系的不同而有所偏颇。如中医体质学说即根据年龄性别等因素，将人分为多种体质类型：小儿多为纯阳之体，女性多为血虚体质：岭南之人，多为阴虚火旺体质；西北之人，多为燥盛体质；富贵使人易生痰湿，贫苦之人多为虚弱，皆是此例。

无论是生理性的不平衡，还是病理上的不平衡，中医平衡思维皆对其发挥指导作用，灵活运用理，法、方、药辨证辨病施治，用药物之偏性纠正机体之偏性，使“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通过调整“太过”与“不及”,从而逐步实现阴阳平衡。中医的优势就在于调整阴阳而不破坏人体正常平衡，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故只要辨证用药得当，就不会出现温阳而伤阴，补阴损阳的现象。对皮肤病来说，大部分疾患是由于外邪侵袭加之正气内虚所致，故调和正邪是疾病诊治的首要任务；但在不同疾病的不同时期，正邪所占主导地位有所区别，即要求我们在临床中要根据不同疾病所处的阶段进行恰当调整，达到祛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调和双方以达到祛邪扶正的目的，使疾病向痊愈的方向转化。对于一些结缔组织病、免疫性疾病，由于长期或不恰当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患者可能出现免疫功能、代谢功能及自主神经功能的变化和素乱，从中医辨证看，多属阴阳失调，采用补益肺脾肾，调和阴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方法，利用补阴药的气化和补阳药的生化功能，对机体阴阳调节起协同作用，实现阴阳动态平衡的重建，往往可改善病情。另外，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等理论，是体现中药药效作用的重要方面，药物的偏性可推动机体的阴阳自和机制从而产生治疗效应；故在遣方用药方面，既要重视整剂中药君臣佐使关系的调和，又要注意药味和剂量的配比，以免纠偏太过。

4.共性思维

中医是一门经验科学，其理论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进步而逐步创新提高。中医一开始就是从整体观的角度看待事物，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及认识的深人，逐步形成辨证论治的思维认识。共性思维则是以整体、宏观的视角，辅以辨证论治的理论依据，从具有千差万别特征的事物中，总结临床相似事件，发现其共同特征和特性，从而用某种类似的方法来帮助指导这类事件的处理的思维方法。体现中医共性思维的就是证候理论，异病同治则是以此思维为基础的特色治疗方法。

证候是中医在长久的临床实践中对疾病的生理病理变化进行整体性的概括，并可随着机体的功能改变而呈动态变化。中医证候从宏观表征对机体状态进行认知和分类，注重整体把握人体功能状态，因而存在其共性的内在基础。根据望闻问切所获得的临床资料，提炼疾病属性、疾病部位、疾病性质及正邪力量对比等共性特征，概括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纲，结合细分的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形成证候，并作为论治的依据来指导临床的诊断、治疗、调养及预防。

长期临床实践发现，许多疾病往往具有相似的病因病机，故在辨证的基础上，可将其划分为同一证候类型，治法亦相似，即异病同治法。许多皮肤病，如湿疹、荨麻疹、银屑病等多为风湿热毒郁结肌肤而发病、临床多辨证为风湿热证，法为解毒化瘀，利湿通络；痤疮、脂溢性皮炎等多由肾阴不足、相火过旺引起，多归于肾阴虚证，治则是滋肾泻火，凉血解毒；斑秃、脂溢性脱发、产后脱发等因多数伴有腰膝酸软、耳鸣目眩、遗精滑泄、失眠多梦等症状而多属肾气不足证，治以益气固肾养血；难治性免疫性皮肤病，如红斑狼疮、硬皮病、皮肌炎等多病程长。反复发作、耗竭肾元，往往导致肾阳亏虚证、肾阳虚水泛证，治疗上多用温阳补肾之法；另有部分患者精神压力大、忧思过度，郁久化火，暗耗阴精，发为阴虚内热证，治法则为滋阴降火法。

5.模式思维

中医主张以灵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但并不否认和排斥模式思维的作用。模式是人类学习知识的途径，也是从古至今人类通过人脑、书籍等各类载体承载、继承人类文明的要求，是人类思维在长久进化的结果。中医作为一门经验学科，数千年的经验积累必然要求其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理论的模式结构。历代医家总结出丰富的临证经验，在模式思维的指导下，将零散的、无序的经验智慧知识片段进行抽象化、框架化、标准化、系统化，通过反复地实践形成固定的思维格式，且被后人不断改造发展形成一定模式，并形成某种成熟的模式知识链，使之能够被后世准确地模仿和学习掌握，使其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长久的传承。

中医模式思维的产生，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中医十分擅长利用模式框架来解释说明中医理论。最初中医的模式结构为“阴阳”这一简单矛盾框架，后来发展为木火土金水五行理论，由于对个体及微观方面的指导有限，后世又不断“添砖加瓦",形成脏腑、气血津液、经络穴位等模式，将复杂凌乱的临床诊疗论述精炼成条理清晰的纲要性指南。中医证候学、中医辨证论治的关键环节，是模式思维的突出体现，它完全根植于中医诸多辨证学说，融合汇通临床四诊所见，形成一套完整的诊疗模式体系，使中医思维逻辑更加清晰，极大促进了中医的发展。给模式命名或口诀化，是形成模式思维的一种有效办法。作为中医的重要武器——中药，亦有许多建树，例如《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中医典籍，化繁为简，利用歌诀的形式使数千种中药及复方能被快速及精确地掌握。这种模式思维同其他学科思维有极大不同，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理论知识，促进了中医的理论知识的结构优化，促成传授方式的转变，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为中医的发展和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中医学正处于既要保持传统特色，又要现代化的境遇之中，通过"形而下”式的临床实践及试验研究等手段已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但仍未深入触及中医现代化之精髓内核，用一些数据和公式来阐释中医学的博大内涵仍显苍白。作为中医理论中“形而上”的中医思维，将帮助中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以新的视角展现其古老而常新的思想精神，获得更有力的发展动力和更明确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