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经世教授积60年学验，于临床各科疾病均有独到见解，中医内科着力尤甚，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诊治杂病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理论认知和诊疗思想，验之于临床常收显效。

(一)杂病因郁，从中调治

1.杂病致因，多从郁论

徐经世教授将疾病之因归结于气机失调所致，所谓“百病生于气”,内科杂病尤是如此。《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人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早已明言气机和调的重要性。而气机失调首先的表现也是气机郁滞，“郁”是导致诸多疾病的一种潜在因素。所以他认为内科诸多杂病虽症状体征千差万别，论治皆需考虑“郁”的因素，方可切中病机。

他指出，“郁”有积滞、蕴结之义，应分广义与狭义两类。广义包括外邪、情志等诸多因素所致气机郁滞，出现各种阻滞不通，脏腑郁结在内；狭义指情志不舒为主要表现的郁证，亦多缘于志虑不伸，气先为病。气失所常，由气致郁，临床所见如气喘、咳嗽、气厥、气胀，气痛、气疝、脘痛、胁痛、眩晕、心悸、不寐、积聚、不孕等，都是“郁”在其中。可见郁之为病涉及面广，不只限于脏躁和梅核之类。即使以“六郁”来说，其病种也非一二。

气与郁又互为因果。从“气”言之，《素问?举痛论》有言：“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说明气之为病既有六淫又有七情引起，情志引起者如怒为肝阳亢逆，喜为心神不定，悲为肺虚少气，恐为肾虚精却，惊为肝风抽搐，思为脾伤不运，劳为虚损等。他认为，气与郁二者同曲不同词而已，且互为因果，内科杂病由郁所致、从郁论治确有据可循。

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欲求也随之增加，如欲而不达，则久而成郁，内伤杂病由郁所致多见。徐教授临床体会，内科杂病不管外感还是内伤，由寒转热，由湿温化热，由实变虚，虚实交错等转化，其演变和归宿虽有不同，均寓“郁”于其中。

2.调肝理脾，安中治郁

徐教授认为，杂病因郁而致，郁以气机失调为因，而气机升降之枢纽则在中焦，以“安中”之法使气机升降平衡，可达舒郁的目的。他明确指出，中焦应当包含肝胆脾胃四者，而非以往认为的脾胃而已。明确中焦即肝胆脾胃，对理解“安中”以治郁，意义重大。

其所谓“安中”,关键在肝胆脾胃关系调和，含义有两个维度：一是气机升降枢纽在中州脾胃，脾升胃降主一身之升降，中焦生化气血及升降气机功能正常，则气机郁滞自然得解，调气机须以中州为要，重视脾胃气机升降，使其升清降浊、纳运协调，当为治病之先。二是肝主调畅气机，脾胃之升降又全赖肝之生发、胆之顺降，所以脾胃之调其制在肝胆。脾胃肝胆四者之间升降相因，内科杂病辨治当遵以脾论治、调肝为主的原则。故其治当分两途，一则健运脾胃以使气血生化有源，二则舒调肝胆以使气机升降如常，二者相辅相成。用药上既要注意到顾护脾胃，又要防止郁折肝气，宜平和不宜偏颇。

徐教授认为，气机和调本质即是气机升降有“度”。调气机关键在于掌握“升”要升到什么程度，“降”要降到什么位置，才可使之平衡，恢复常态。此升降之“度”的衡量标准，要视疾病症状缓解的程度。譬如胃气上逆、嗳气频频，如药后症减说明降已到位；又如头昏乏力，血压低，用升举之法而得解，说明升已应效。这种“以效为度”才是评价中医疗效的标准，远非实验室指标所能及。徐教授认为用药最忌矫枉过正，稍有偏颇即会出现不适表现，须中病即止。处方用药上要善用双向调节之方，尤喜以黄连温胆汤加减，作为调和肝胆脾胃气机之基本方，因此方能升降相兼，四者同调。其创立的消化复宁汤一方，即依黄连温胆汤化裁而出，临床用之屡收捷效。

徐教授强调，安中治郁关键在治肝。诸气之郁，先责之肝；且肝主藏血，肝气一病，脏腑气机失调，气血失和，运行不畅，经络不通。他认为，治肝之法当遵《素问?至真要大论》“疏气令调”之论。后世刘完素讲玄府，李东垣讲胃气，朱丹溪讲开郁，叶天士讲通络，都有疏肝之理寓在其中。在用药方面，朱丹溪以善用苦寒而闻名，却又很注重开郁，常用之药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之类，很值得深思。前人所谓平肝之法，主要是芳香鼓舞，疏以平之。当然，若肝气盛之还得用泄，但又不可一概用泄，以免伤肝，要善于调。如何条达肝木，历代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治法，其中徐教授对清代王旭高“治肝三十法”情有独钟，并通过数十年临床研究，将其归纳总结为四句话32字，第一句“疏肝理气，条达木郁”,方选逍遥散、四逆散、温胆汤之类；第二句“理脾和胃，和煦肝木”,方选归芍六君汤、芍药甘草汤等；第三句“补益肾水，清平相火",方选魏氏一贯煎等；第四句“活血化瘀，燮理阴阳”,方选燮枢汤、三阴煎之类。他认为，就杂病而论，不管病在何脏，由郁而致都应以此调之，和缓中州、转枢少阳，抑制木郁、反克取胜，邪去而正安。

3.调理脾胃，用药兼顾

徐教授调理脾胃，着重强调两点：

一是补不峻补，润燥适宜。临证用药既不能克伐太过以伤脾胃，又当适度掌握方药配伍及剂量大小。针对不同病情，他常以平和多效方药，取双向调节之功，以达脾胃升降平衡之效。他认为，辛香理气药少投可行气化湿、悦脾醒胃，过用则破气化燥、反损脏腑，对阴血不足及火郁者更当慎之，以防止耗阴助火。故其用丁香、沉香等辛窜温燥之品，均不过投，常配伍白芍以制约其性。脾喜燥恶湿，用药忌柔用刚；胃喜润恶燥，用药忌刚用柔。其在脾胃调治中，对温燥及寒润药物的使用慎重有加，以防出现胃燥津伤或湿困脾阳之弊端。他强调，即使出现胃阴不足或脾阳不振之症，亦应牢牢把握脾胃生理特性，以刚柔相宜、燥湿相济为原则，掌握寒温、燥湿之度。如白术与白芍相伍，健脾阳而不燥胃津。脾胃阴不足之象，以山药加石斛、沙参，均可润养脾胃之阴。

二是益脾重理气，养胃用甘平。脾为阴土，性善升运，而大凡滋补之品多为阴药，滋腻且易助湿碍脾，故补脾阴不宜纯用滋补，而以平补为贵。为此徐教授提出“护脾而不碍脾，补脾而不滞脾，泄脾而不耗脾”三原则。脾胃阴虚者治宜甘寒滋润，常选用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行而不滞的平补之品，如天花粉，葛根，五味子，山药、石斛、麦冬、沙参、玉竹、莲子肉、扁豆、甘草、糯米等。脾主升，胃主降，脾得阳始运，胃得阴始和。甘味补中，故以甘温之剂运其气，辛甘之剂助其阳，甘寒之剂滋其液，酸甘之剂化其阴。其运用理脾阴法时，常配以绿梅花、香橼皮、白扁豆等运脾和中之属，使静中有动，滋而不腻；湿热较著者则慎用滋阴法，或酌加藿香、佩兰等芳香开窍之品。同时，还须避香燥耗阴和苦寒消导，常用熟地拌砂仁、黄柏、陈皮等，以防滋腻伤中。

徐教授对脾阴虚证的成因与治疗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脾阴不足非脾脏本身之病，多系肝肾阴虚、胃腑及肺脏燥热所导致。素体阴虚，或生活失于调摄，劳心竭虑，营谋强思，致伤于肝，肝郁日久致肝肾阴虚，而生内热，伤及于脾，耗伤津液，引起脾阴亏虚；或肝气不舒，郁而化火，或嗜食肥甘厚腻，辛辣香燥，热积于脾，日久伤及脾胃，形成阳明燥热，消灼阴津，累及于脾，而成脾阴不足证。又肺主燥，肺经燥热，日久子伤及母，二燥相炽则成脾阴虚证。治疗上首选二至丸、一贯煎以养益肝肾，滋阴条达；若见食欲不振，口于咽燥，舌红少苔等阳明燥热证，加养阴益胃、清热润燥之品，如沙参、麦冬、生地、玉竹、石斛等。取方用药要遵守“滋而不腻，温而不燥，补而不滞”的法度，防止偏盛，用于临床确实疗效彰显。   徐经世

(二)“肝胆郁热，脾胃虚寒”论

徐经世教授通过长期临床及对肝胆脾胃相关病症以及诸多慢性疑难杂病发病机因的探求，发现很多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寒热交错并存的病理状况，其间或肝胆郁热较甚，或脾胃虚寒为重，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化，形成复合的病理因素。对于诸多内伤杂病而言，肝胆脾胃四者之间的病理则多由“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的性质转变，出现寒热交集，或寒热各居其位、相互格拒的状态。

1.病因病机

徐教授从肝胆郁结、脾胃损伤、饮食情志所伤、体质差异四个方面，对“肝胆郁热，脾胃虚寒”因机性质作了分析。

(1)肝胆郁结：朱丹溪谓：“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徐教授认为，在诸多内伤杂病中气机郁滞首当其因，而“郁”者又先责于肝胆。他分析说，肝主疏泄，喜条达而恶抑郁，且肝主谋虑，胆主决断，人的精神情感、思维决策多受其左右，故病态下肝胆之气多郁滞。肝为将军之官，体阴而用阳，其性急而动，若郁滞日久必从火化，耗血劫阴，而见口中干苦、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头痛眩晕等郁火内炽、肝阳上亢之候。肝胆郁滞，失于疏泄，必影响脾胃的纳运；脾胃纳运失健，升降失宜，寒湿内生，阻遏气机，胀、满、呕、痛、泄诸症丛生，最终出现“肝胆郁热，脾胃虚寒”之机、寒热交杂并存之势。正如叶氏所言“肝为起病之源，脾胃为传病之所”。

(2)脾胃损伤：李东垣有云：“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  徐教授指出，若脾胃受损，寒湿内生，纳运失常，气血化生不足、肝体失其柔养，肝木有失条达，则郁而为病。再者，脾胃受伤，升降失权，清阳无以升，浊阴无以降，影响肝胆升发疏泄，肝随脾升、胆随胃降的生理无以运转，则出现肝胆郁滞，气郁化火，形成“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的病理状态。

(3)饮食情志所伤；当今社会，一则生活水平提高，人无节制，纵饮多食，且无规律，而瓜果冷食、肥甘辛辣习以为常，终使脾胃受损而化湿、生寒；二则生活、工作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增大，渴求不遂、欲壑难填者甚多，因病而郁、因郁而病，久则五志过极而皆化为火，两者对“肝胆郁热，脾胃虚寒”形成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4)体质差异：从临床实际看，“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机在某一类人群中更为易见，如妇女、老人、小孩，这类人多性情好强，或抑郁寡欢，对事物的感知较为敏感，这种体质在疾病过程中，每有肝气郁结的病理表现，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影响脾胃的纳运功能，最终形成“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的病理状态。

2.临床症状

“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机所表现的证候较为繁杂，但从临床所见，主要为胃脘胀满冷痛、饮食不振、多食、饮冷即胀、嗳气吞酸、口中千苦、但喜热饮，或口舌生疮、口中秽臭，或胁满刺痛，或烦躁易怒、不寐多梦，或面部烘热、易发痘疹，或头晕目痛，或咽部不利、似有痰阻，或月经紊乱，经前腹痛腹泻、乳房胀痛，或手足不温，或大便稀溏、干稀不一，小便偏黄，舌偏红、苔薄黄微腻，脉细弦或数等。临床但见一二症便是，不必悉具。

3.常见病证

临床涉及“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机的病证极为广泛，包括胃脘痛、呕吐、痞满、胁痛、泄泻、吞酸、呃逆、黄疸，积聚、鼓胀、眩晕、头痛、厥证、不寐、郁证、梅核气、惊悸、瘿瘤、乳癖、乳核、痤疮、凤疹、湿疹、女子不孕、小儿疳积等。

4.诊疗原则

针对临床诸多疾病所表现出寒热交错并存的病理特点，若单以苦寒之药清解郁热，则恐伤脾胃阳气，有碍纳运；而独以辛温之品健脾暖胃，又惧助热伤阴，以生他患，临床较为棘手。唯有寒热并用方为得法，辛开苦降是治疗基本法则。叶天士指出；“辛可通阳，苦能清降。”“通阳”即温通冒中阳气，宣化寒湿；“清降”即清泻肝胆郁热，降逆和胃。就“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机而言，此法又另有新意。“辛”者，有辛温、辛香之别，辛温可健脾暖胃。燥湿散寒；辛香则可疏肝理气，行气解郁。而“苦”者，有酸苦、苦寒之分，苦寒既可清泄肝胆郁热，亦可通降胃腑；酸苦则能直折肝胆郁火且养肝阴。从临床来看，用辛开苦降之法治疗诸多寒热交错疑难杂病，其疗效多较显著。

5.经典方药

徐教授基于当今国人体质、发病因素，以及证候表现，吸取古人制方特点并结合临床体会，拟定了治疗"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的基本方药：竹茹、陈皮、藿香各10g,炒白术、枳壳、石斛各15g,清半夏I2g,绿梅花、白芍各20g,炒黄连3g,煨姜5g,谷芽25g。此方取半夏泻心汤、黄连温胆汤之意，以枳壳、陈皮、半夏、煨姜、藿香辛温燥湿、健脾暖胃。其中藿香芳香辟秽，与石斛、黄连等清热养阴之药相伍，可除口中秽臭；而煨姜温而不燥，既不若生姜辛温宣散，又不如干姜温热伤阴，于脾胃虚寒、肝胆郁热者用之最宜；炒白术、谷芽以健运脾胃；石斛养阴生津而无寒中碍胃之弊；黄连、白芍合用，酸苦涌泄，直折肝胆郁火；竹茹清泄肝胆，降逆和胄，脾胃寒甚者可以姜制；绿梅花芳香悦牌，疏肝解郁，较之柴胡有升无降，更切合病机。全方用药体现了温燥有度，苦寒适宜，寒不犯中，温不助热的用药特点。

6.随证化裁

“肝胆郁热，脾胃虚寒”者临床表现多端，且同时可伴有其他诸多变证，临症时须识同辨异，用药应“活泼泼的，如盘走珠”,可收佳效。

(1)辨兼证化裁：肝气犯胃、胃脘疼痛，加檀香、丹参、蒲公英；嗳气吞酸，呃逆呕吐，加代赭石、红豆蔻；肝火内炽，心烦易怒，不寐多梦，加酸枣仁、合欢皮、琥珀、淮小麦、甘草；肝气不舒，胁满刺痛，加金铃子散；肝胆郁滞，升降失常，胃腑不通大便不畅，加杏仁、桃仁、瓜蒌仁；肝胆郁滞，脉络不通，手足不温，加桂枝，白芍；肝强脾弱，大便痛泄，加防风、薏苡仁、扁豆花；胆热脾湿相互胶着，全身黄疸，加茵陈、车前草、赤茯苓、赤小豆；郁火上扰，头晕目痛，加天麻、炒菊花、珍珠母；咽部不利，似有痰阻，加甘青果、木蝴蝶等。

(2)辨变证化裁：痰甚加胆南星、贝母、白芥子、竹沥、天竺黄。僵蚕、白蒺藜等，瘀甚加红花、赤芍、丹参、川芎、王不留行、益母草、三棱、莪术、土鳖虫、地龙、穿山甲等。视脏腑病位、寒热、虚实而选用。另肝胆郁热，耗伤肝阴，加熟女贞、甘枸杞、北沙参等。

(3)辨寒热轻重化裁：肝胆郁热较重，以苦降为主，温通为辅，可去煨姜，加黄芩、焦山栀、龙胆草等；脾胃虚寒较著,以温通为主，苦降为辅，去石斛，加吴茱萸、砂仁，甚则熟附亦可人用。

(4)辨因果关系化裁：肝胆郁滞，木乘土位，使脾胃纳运失健，虚寒内生，应着重治疗肝胆，木平则土自健，柴胡、郁金、香附、沉香、合欢皮、玫瑰花等皆可选用，此类药同具疏肝悦脾之功，于病情最符；若脾胃受损、纳运失健而致土壅木郁，又需扶土为主，人参、黄芪、大枣、甘草、茯苓、山药、焦三仙皆可选人，土旺则木荣。

徐教授临床体会，“肝胆郁热，脾胃虚寒”已逐渐成为临床诸多病证最主要的致病机因，特别是许多慢性内伤杂病，多有寒有热、夹虚夹实，如不明病机则辨证诊断往往如千丝万缕、毫无头绪，但以此病机指导用药，却多能取效，从而为解决中医诸多疑难杂病开辟了新的思路。“肝胆郁热，脾胃虚寒”病机理论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而且对于指导临床、提高疗效亦具重要意义。

(三)框痹非风论

徐经世教授认为，"框痹"作为痹证的一个特殊证候，其临床表现以小关节肿痛明显、病程漫长，晚期引起关节僵直、畸形和功能严重受损为特点，《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描述“诸肢节疼痛，身体旭赢，脚肿如脱”,极类似于西医类风湿性关节炎。因属“痹证”范畴，历代多推崇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成痹说，且首推风邪为患，常从感风寒、风湿、风热之邪究其因，见痹意味有风、治痹不离祛风。徐教授不以为然，其认为枉痹成因非六淫之风，而是阳气虚惫、肝血亏损而致寒凝血滞，痰湿流注所形成的一种变态性疾病。所提观点现已得到中医界广泛认同。

从风邪性质而言，风为阳邪，其性善行多变，有走而不定的特点，风邪或夹他邪所致的痹证，如风湿性关节炎，有游走侵害组织的多样性和化热所出现的关节红肿热痛等特征。然旭痹患处多长期胶注不移，病情变化缓慢，证型以阳虚多见，化热者极少，与由风邪所致之游走性和动摇性显然有别。

从临床表现而言，痹小关节痛剧而不移，晚期患处肢节肿胀变形、僵直拘挛等，均系寒湿之邪侵袭之征。寒与湿都有外受内生两途。外受者，阴寒侵袭人体后，最多见的为凝滞和牵引性病变，常有经络不畅，关节酸痛等体表症状，这正是寒邪稽迟、注而不行的特征；湿为水生，人体受水湿人侵则有沉重如裹、四肢酸懒的感觉。内生者，寒湿均为阴邪，内生则相互依存，并为因果，互错为病，阳气受伤，水液内停，出现运化不全，吸收而有余留、排泄而有不尽的湿邪产生。其病在里，犯于脾胃。常见食欲不振、大便溏泄等症。若注及四肢，气血受阻，又可见肢节肿痛、痛处不移、屈伸不利、活动障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寒湿阻遏气机，损伤阳气，难以施化之故。正如《素问?痹论》所描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因寒则凝，遇湿则滞，互相胶注，发为肿痛。以上是痹的特征，非风邪的表现。若论框痹与风有关，此风为"内风"。所谓“炬痹非风论",指非外感风邪所致。肝为风脏，烟痹为筋病，其与肝脏条达，肝血充盈与否密切相关。肝一旦为病，往往筋失濡养，血虚生风，若延痹即受所扰，但伴随游走性症状不明显，充其量不过是症状加重或变化之诱因，并非六淫之风所致。

从西医观点而言，风湿病为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后引起的全身变态性反应，侵犯部位多样，如心脏、关节、肾脏等组织器官，病情变化较为复杂，常有明显的炎性反应，符合风邪为患的特征；而类风湿关节炎则为一种慢性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起病缓慢，隐匿起伏，病位固定，鲜有多变、游走等明显的风邪为患特征，其病因主要是由寒冷、潮湿、疲劳、营养不良、精神等所致，临床表现及病位符合旭痹的特有体征，这为“框痹非风所致”提供了客观依据。

从中医治疗而言，无论是仲景治疗历节病的乌头汤、桂枝芍药知母汤，还是后世治法，多从补益肝肾、温阳除湿、活血通络入手，少有祛风之法或药物。徐教授指出，其本在肾，取益肾壮督的治本之法，多取良效。如国医大师朱良春创益肾痹丸，主以养益肝肾、逐瘀通络之品，并以虫类取胜；又如娄多峰教授倡导以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为法则，疗效卓著。反观针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研制的祛风制剂，用之则鲜效。他指出、治疗炬痹如仍囿于祛风，势必会出现津液耗散、筋骨失养，加重病情。

徐教授指出，痹证多由风寒湿三气交感而致，而框痹则为湿邪内生，气血失调，经络阻滞，其非外风所致，图治有异，治分两途。寒湿流注经络、气血不和，筋骨受累，损及肝肾，所见内外交错，虚实并存，标本互见，治疗图以求本。类风湿性关节炎作为一种全身侵性进行性疾病，患者不仅形体虚弱，且精神常悲观失望，徒用峻攻往往伤正碍胃，于病不利；祛邪之中注重调理气血，则能从根本上改善机体状态，从而最终控制病情。所以徐教授主张，治框痹当以调和营卫、和其脾胃、理其气血、养益肝肾治本，配用辛温通阳、通络止痛以图标。治法宜宣通，注重除湿，温经通络，虚实兼顾。方常取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药以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内外结合，交替取用。因本病疗程长，单以煎剂内服，往往胃难以受纳。实践证明，虚实兼顾，立足治本，不仅症状可得缓解，而且可促使患者精神振作、体质增强，特别是在治疗过程中注重理脾和胃，对改善症状和功能修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药尚平和，善用反佐    

徐经世教授临床处方用药向来慎重，无论常见病还是疑难顽疾，从来诊询入细，明审病机，多采取调养、调节之法，平和之剂，既疗疾又不伤本体，所选方剂药味不多，也不见偏怪之药，却能屡屡治愈疑难顽疾。中医治病以偏纠偏，以药之寒热温凉偏性纠正人体失常之性，但应注意不能矫枉过正，因药致病。徐教授所说“平和”之剂，并非单指配方药味少、剂量轻，而有其更深层次的含义。

1.“平和”之义

"平",大而言之即“阴平阳秘";“和”,中医文化之精髓，其体到人体，即指五脏六腑功能和谐，五脏之间生克制化如常。徐教授所言“平和",即建立在“阴平阳秘"“生克制化”之上，抓住异常症状，归纳病机，拟定治疗大法。

徐教授十分注重脏腑生理病理的演变，知常达变，以复其平。如肺为华盖，主司呼吸，喜宣通而恶壅塞，治肺系疾病重“翕辟”,以宣降通调为顺，治疗用药上敛散结合，复肺之宣发肃降，宜轻不宜重，重则易过病所，所谓“上焦如羽，非轻不举";肝为升发之机，主司疏泄，又主藏血，体阴而用阳，治肝系疾病重“体用",要在疏肝、调肝、清肝。平肝、柔肝，用药以条达肝气、柔养肝体同施；脾胃为一身气机升降之枢纽，然有赖于肝胆的制化，治脾胃疾病重"升降",升降有“度”,以“效"为“度",升降不过位，且用药要把握平衡。所谓“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心主血脉，心脉要通畅，治心系疾病重“通养”,以温通心脉、益养心阴共用；肾为水火之脏，内寓先天元阴、元阳，主司封藏，治肾系病重“补泻”,虽宜补不宜泻，然实中有泻，泻中有补。

所谓“平和之剂”,体现在配伍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多以药性平和之品组方，绝少选用偏性过强或者毒性药物，却能祛除各种疑难偏怪之疾。二是采用一药多效之药，通过精当配伍，既减少药味的使用，又使其多种功效得到充分发挥。如桂枝与白芍伍用，既能调和营卫，又可通调血脉，温通阳气，启发生机。徐教授秉持药不尚多、简便廉效之准则，方多以12昧为数，但一方之中有多法多方，有时只取经方某几味药，有时只取方义另组新方，师前人之法而不泥前人之方。三是用药剂量不大，一般9~12g,但并非剂量越小越好，旨在恰到好处。如治疗肝胃不和，常用绿尊梅开郁和胃，《中国药典》用量仅为5g,而他一般用15~20g,因其芳香开郁之功非小量可达。此外诸如煨葛根常用30～40g,浮小麦30～50g,薏苡仁30～50g,因治某些疾病有特殊作用。另外，徐教授非常注重药物炮制，其治疗“肝胆有热、脾胃虚寒”喜用煨姜，生姜煨用减其辛热之性，留其温胃暖中之功，亦平和之义。

2.“反佐”之法

运用反佐法的病症多错综复杂，如真寒假热、真热假寒、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如真寒假热，大辛大热之品治其寒，是为治本之策，但常因病灶真寒格拒，药难达病所，须有向导引之，避实就虚，巧寻经隧，直达病灶。这个向导就是引药，在大剂量热药中加一点寒药，真寒病灶受到同气相吸相引，从而使热药长驱直人，其治当效如桴鼓。

反佐之法，朱丹溪“左金丸”是为典范。肝火犯胃，症见胁肋疼痛，呕吐口苦，嘈杂吞酸，舌红苔黄，脉弦数，治当清泻肝火、降逆止呕，此方黄连清泻肝火治本，但以少量吴茱萸配伍，一则取辛热之性以制之，防苦寒伤胃；二则疏肝降逆，协助解郁正呕；三则引黄连直入肝经区，以泻其火。

徐教授认为，反佐其义有二：一是药物寒热之性的反佐。即大队温热之中加入苦寒之品，寒凉药队中加入少许辛热之味，以佐制其性。二是药物升降之性的反佐，即针对病位及病性，在沉降药中加入升提药味以防过于重坠，或在升发之品中制以重镇之药以防升发太过，并以此发明了诸多升降相制的药对，如治疗眩晕喜用葛根配赭石，一升一降，相反相成，共同达到平衡气机的作用。

反佐法不仅体现在药物配伍上，还体现在“炮制反佐”上。如治真热假寒，将寒凉药适当经火炒制，取其火性，使热性附于寒药，从而使寒药趋之病灶而不会产生格拒。如砂仁拌熟地滋补而不碍胃，用熟地捣麻黄以疗阴疽，蒲黄炒阿胶补血止血兼得等，亦反佐之义。还有“服法反佐”,热药冷服，寒药温服，以免格拒。反佐法的运用义在防止配伍偏颇，进而使人体升降气机趋于平衡，恢复正常生机，其实也是"平和之义"的延伸。鉴于疑难病证机因复杂，徐经世教授用药往往另辟蹊径，取以“兼备”“反佐”,正合古人“假兼备以奇中，借和平而藏妙”之说。

  徐教授还认为，“引火原元”法其实也可列入反佐之列。清代新安医家程钟龄言：“肾气虚寒，逼其无根失守之火，浮游于上。当用辛热杂于壮水药中导热下行。所谓引火归原，导龙人海。"因肾水亏于下，心火炎于上，多见口干唇裂，频欲饮水的症状，而患者舌脉均无阳证之象。若独用滋阴降火，往往见效不明显，而少佐肉桂以引浮越之火下归其原，往往显效。又有"阴盛阳衰，阴格阳于外",如清代《医理真传》所载潜阳丹，治疗少阳之真气为群阴逼迫不能归原，出现“面目忽浮肿，色青白，身重欲寐，→闭目觉神飘扬无依者”,方中以龟板“通阴助阳”以引游龙归位，以生龙骨、生牡蛎、磁石介齿质重之品交通阴阳，防止附子大热之药难以入阴。仲景名方金匮肾气丸中有“三补三泻”的配伍，既泻肾中格阳之阴，更防止桂、附补火引起上焦火旺之偏。

徐教授临床常用反佐药物当推黄连与肉桂。肉佳作为引火归原的常用药，当选酸甜苦辣诸味俱全的上等官桂，使用时在大队滋阴壮水药中，仅需少佐几分即可，其常用为1~3g。黄连，其常用炒黄连3~5g以制药性，过多则处方之性易变。这些临证用药经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