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境界

1.继承与创新

在中医药的研究工作中，陈可冀提倡不仅要重视继承，更要勇于创新，师古而不泥于古。多年的研究使其认识到瘀血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瘀血是指血液运行不畅，瘀积于局部；而广义的瘀血概念，还涉及血管的病变及各种病因病理的综合性病变。正是基于这种概念的扩展，他大胆地将活血化瘀治则用于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TCA)后再狭窄的预防。近年来，PTCA因无须开胸而获冠脉血运重建之效，成为冠心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但术后30%～50%的再狭窄高发生率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和远期疗效。西医学尽管不断地将新药物、新技术投入临床加以防治，至今仍未有实质性进展。陈可冀认为再狭窄属于中医学“血瘀证”的范畴，PTCA术后再狭窄形成的诸多病理因素如血小板聚集、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纤维增生、血管痉挛等皆与血瘀有密切关系。“八五”期间，陈可冀抓住这个世界性冠心病防治领域内关注的难题，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合作，运用活血化瘀名方血府逐瘀汤进行了预防PTCA术后再狭窄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在临床上显示有良好的前景。

符合上述观点，并阐明了活血化瘀方药防治再狭窄形成的作用机理。这一成果不仅为防治PTCA再狭窄开拓了一条新途径，而且更新了传统的治疗观念，扩大了活血化瘀治则的运用范围，是中西医结合、古方新用研究的一个新领地。此外，对于血瘀征象较突出的冠心病心绞痛，提出了通补兼施或先通后补的治疗原则，更新了前人“痛无补法”的传统认识。

2.由面到点，由点到面

对于传统的活血药，以前仅是散见在各代中医文献中，没有系统的论述。陈可冀和同事们经过查阅16种本草学著作，对150余种活血化瘀药物，按书中出现的频率结合临床用药实际，筛选出35种常用活血药，并依据药物活血作用的程度分为和血、活血、破血三大类，对临床用药和澄清认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丰富和发展了活血化瘀理论，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活血化瘀药物的作用机理和活血效应奠定了基础。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陈可冀观察到活血化瘀冠心Ⅱ号复方(由丹参、赤芍、川芎，红花、降香组成)对冠心病确有很好的疗效。“当年我和老中医郭士魁一起，带领全科同事与阜外医院合作，对冠心Ⅱ号方进行了大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发现，冠心Ⅱ号方及组成药物，具有抗心肌缺血、抗血小板功能亢进和抑制血栓素     (TXA2)生成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在此基础上，又以冠心Ⅱ号方提取物研制成“精制冠心冲剂”投人临床，疗效更著,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关注。同时，陈可冀和同事们还对作用相似的赤芍精、元胡碱等多种活血化瘀药物的有效成分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药理作用，促进了活血化瘀方药研究的进展。在研究中采取了分阶段逐步深入的研究方法：①初期临床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逐渐找出带有一定规律性的、有效的主方、主药。②固定方药，重复验证阶段：这一阶段是为了排除干扰，集中力量。③简化方药，确定有效药物有效成分的作用以及相互关系阶段，进行二次开发。这项研究成果及其成功的经验，对于推动全国复方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陈可冀通过对我国医药学宝库中的大量中草药和治则的梳理及临床探索，由面到点，筛选出各类最有效的部分再集中加以研究，揭示出有效成分与作用机理，然后再由点到面，进行二次开发，研究新的药物和洽则。

上述思路在一定条件下还可扩展到相关治疗领域。如在对冠心病的临床研究中，在电镜下观察到活血药川芎的一种生物碱——川芎嗪可降低冠心病患者血小板聚集性和表面活性，提高纤维蛋白溶解活性。经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活性成分——川芎嗪有预防体外血栓形成，改善血液循环的效应。鉴于对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性的认识，于是首创了用川芎嗪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先例。当时陈可冀和郭士魁教授组织并协同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宣武医院等治疗五百余例，获得成功，救治了大量患者，至今仍被临床广泛应用，并推广应用于其他血管栓塞性疾病。

3.宏观把握与微观探索相结合

在研究方法上，陈可冀既重视中医理论特点，也注重采用国内外先进方法，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学术思维。陈可冀认为学术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改进密切相关，因而大力倡导应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方法来研究中医中药。20世纪60年代，陈可冀和学生们运用电子显微镜技术系统观察了冠心病血瘀证与血小板超微结构和功能之间的联系，发现冠心病患者的血小板结构和功能均处于异常状态，揭示了冠心病表现为血瘀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及活血化瘀方药的作用环节。高分辨率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方法，为临床提供了在无创条件下观察血管壁及血流状态的检测手段。陈可冀带领学生在国内首先应用这一方法评价活血化瘀复方对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疗效。研究表明，活血化瘀复方对消退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一定作用，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世纪70年代，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很快，他意识到分子生物学技术在中医药研究领城中将产生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和学生们在对活血化瘀名方血府逐瘀汤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实验研究中，引人分子杂交技术，进一步观察该方对于家兔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及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显示，血府逐瘀汤可能是通过影响家兔动脉壁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A及B(PDGF-A、B)、原癌基因c-myc、rasmRNA表达水平，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DNA的合成，使细胞周期从G1-S期的进程受阻，从而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生。这一研究在分水水平上探讨了活血化瘀方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机理，属于国内外同类研究的前沿。

4.兼收并蒿，博采众长

陈可冀受过系统西医训练，将西医重实证和定量化的科学传统也带到中医研究中来。

在中药的药理研究中，陈可冀常采用体内(整体)和体外(离体)实验相结合的方法，以相互补充，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加以分析、验证。以往在做中药的离体实验时，往往将中药粗制剂直接加人离体反应体系中(如细胞培养、酶促反应、血小板体外试验)进行实验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一些问题。由于中药及其复方成分复杂，药物中的杂质成分、各种电解质和鞣质成分、酸碱度等，都会影响药物的生物活性，而某些药物又必须经体内代谢成活性物质才有药理作用，因而直接加入中药粗制剂的实验方法会造成一定的假象，影响实验结果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血清药理学是对动物给药一段时间后的含药血清进行体外实验的一种药理实验方法，可以排除上述多种干扰因素的影响，比较接近药物在体内环境中产生药理效应的真实过程。该方法于20世纪80年代由日本学者提出，但还不太成熟。面对这一尚在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陈可冀大胆地将其应用于活血化瘀方药的研究中。他和学生逐步摸索适合中药及复方研究的血清标本的最佳采取时间和最适含药血清浓度，初步解决了中药离体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提高了中药药理研究的可信度。虽然结果还存在若干问题，有待解决，但当时在国内率先走了这一步，对我国中药临床药理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

陈可冀还尝试将数学运算化推理方式应用于中医血瘀证的研究。他和博士研究生在国内率先应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和判别分析方法，对冠心病血瘀证的诊断标准进行了定量化研究。该标准通过得分的累计，不仅可明确诊断有无血瘀，而且还可以区分血瘀的轻重程度。该标准与过去国内的血瘀证标准相比较，增加了主客观所见的定量赋值；与日本的同类研究相比较，补充了理化检查项目，使中医的诊断能在保持中医特色的前提下得以标准化和规范化，得到同行的认可和好评，为中医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方法，是中医血瘀证候研究方法学上的一次创新性收获。

(二)文化修养

陈可冀1936-1942年在福州上小学，在远离福州的闽清县上初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回到福州读高中，之后在福州上大学。他上的是省立福州第一中学，是一所名牌学校，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出了9名院士。陈可冀从小家教甚好，幼时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懂得了一些宇宙洪荒，性善性恶的道理，也曾经系统地学习过《古文观止》,对四书五经也曾涉猎。学生时代国文、历史、音乐老师对他影响最大，这些老师帮助他了解历史，培养情操。在中学时，他最喜欢文史，但不偏科。所以陈可冀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具有深厚的古汉语功底，书法也是极好的，对于古哲学知识也基本通晓。早在上中学时期，他就以卓越的文笔发表文章，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陈可冀在平日的学习和工作中也常妙笔生花，杂文随笔诗歌信手拈来。他常讲，作为新一代高级医学工作者，既要有扎实的苦干精神，又要有夺人的口才基础，还要有良好的笔墨功夫。

他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对于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伦理学，特别是对于古代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能够从心底接受中医思辨的哲学思想，崇尚热爱儿千年中国传统医药学的成就。他认为，中医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与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说中国文化是中医药学这一巨大硕果的载体或母体，毫不过分。如中医以“施仁术”“重义轻利”为本分，实际秉承了中国文化里的“仁”和“礼”思想概念，由此形成的以“求善”为宗旨的伦理型医学思想，迥然有别于西方医学以“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思想。他还系统比较探讨、阐发中国文化与中医学的种种因缘，1990年，他发起组织编写“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着手这一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丛书内容包括中医学与儒学、佛学、道文化、文物考古、周易、象数、饮食文化、传统美学、史学、文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之间的关系。在他亲自主持、督导下，经过五六年的艰苦努力，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独立见解的专著已陆续出版问世，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正如他在该丛书序言中所强调的：“我希望本丛书对于开创从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探究传统医学的种种奥秘，起到哪怕是一些推陈致新、继往开来的用处，就很满足了。”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他本人，他也很重视当代医生的伦理道德。1996年9月，他与吴英恺教授、吴阶平教授、宋鸿钊教授等28名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起，联名建议制订的《临床医师公约》,融严肃、严格、严密的医德医风与精益求精的医疗技术为一体，当可视为传统人文精神的现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