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启蒙初学

1930年10月20日，陈可冀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福州深厚的文化积淀，给予年少的他丰厚的滋养。他幼时就对我国传统文史知识兴趣浓厚，读过《三字经》《千字文》,也曾系统学习《古文观止》,常常情不自禁地想多读些多看些。茹古涵今，使他对我国灿烂辉煌的古典文化、伦理学以及各类科技艺术中所蕴藏着的非凡智慧，产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尤其是几千年中国传统医药学的成就，同样也令他极为热爱和钦佩。

1936～1942年间，他在福州上小学，因抗日战争，他从福州铺前顶小学转至闽侯苏坂小学，再转至闽侯南灵小学。童年时代的他最喜欢到乡间外婆家看农家生活和耕作，最美好、最难忘的事是拼命看小说，憧憬将来当文学家和医学家，为人们做好事。1943年，他从福州三山中学辗转至福建省立闽清初级中学(后更名福建闽清中学),当时的艰辛培养了他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1946年，他回到福州，就读于福建省立高级中学，也就是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福州一中的前身是正谊书院、凤池书院及全闽大学堂，素有“四大书院”美名，这里曾经培养出陈宝琛、林纾、朱谦之、林觉民、陈衍、邓拓等杰出人物。福州一中走出了11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可谓“人杰地灵”。斗转星移，丰碑长矗，在2007年福州第一中学190周年校庆典礼上，他在代表校友致辞《怀念母校，师恩不忘》中说道：“每次回福州，我总希望有机会路过三牧坊，希望走到更近它一些，更亲近它一些，去感受那些过去母校和老师们对我们的教诲。”福州一中群贤毕至，名师荟萃，学风淳朴，英才辈出，三年的高中就读经历对他的成长影响颇大。

在中学时，他就酷爱文史，喜好读书，常以卓越的文笔发表文章，并于194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福州一中的老师对他启蒙教育很大，其中国文、历史、音乐老师对他影响尤深。有一年新春，他和几位同学一起去看望国文老师薛畲，薛老师随口诵读了清代赵翼的《论诗》:“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由此感悟到后浪推前浪是人生永恒的主题，生命短暂，每个人都应当在有生之年想到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留下点什么。他也曾怀疑是否真正有人能够做到“数十年如一日”,薛老师给了他肯定的答案，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励。薛畲先生当时对他的启迪之深，1949年5月27日他在福州版《中央日报》上发表的《我最敬爱的薛畲先生》一文中写道，“他永远过着勤苦的生活，无论什么事，他都以研究和学习的态度出发；他使任何人都觉得他是好的，都堪与言‘学'的!所以他常常指给一个人以明确的道路”。历史老师也曾引导学生自选题目评古论今，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使他对应当如何面对人生，如何古为今用等问题进行自己的思考。音乐老师则教过一系列李叔同、苏曼殊作词的意境深远的歌曲。

他年少生病时，父亲经常带去找中医医治。当时福州城里有一位著名中医名叫叶娘藩，处方字迹极其工整洒脱，令他毕生不忘。给他开的治疗鼻炎的处方中多有辛夷，辛夷在福州俗称木笔花，章太炎曾专论此药，对此他印象也很深刻。他少年时，住处离一家医院很近，常常目睹患者解除病痛时的欢欣与丧失亲人时的痛苦，使他心中逐渐树立了学医救人的远大志向。

1949年他高中毕业。毕业后同时被福建医学院、厦门大学和北京医学院录取，他最终选择在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医疗系就读。在读期间，他曾两次荣获全省诗歌比赛及论文比赛第一名，并且在社团活动中结识了同学师妹陈维养。她中学时代就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后来成为与他风雨同舟走过金婚的人生伴侣。1956年2月，他们完婚，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陈舟获美国得克萨斯州A&M大学医学院药理学博士学位，女儿陈丹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医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均在美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作博士后研究，现均在美国从事医药学术研究工作。

195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该届仅有的两名内科留校生之一，大学毕业论文为《毛地黄中毒》,后发表于1955年《中华医学杂志》第5期。同年9月，任福建医学院内科助教，兼任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内科主任王中方教授早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他虽精于西医学，但巡诊查房时，竟不时处以中药医治疾病，并屡屡获效，这令他极为钦佩。他对中医药热爱之忱开始躁动于胸臆之中。

大学期间扎实的医学基础教育、老师们奋严谨的科学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优良传统影响了他一生。2007年12月8日，他在母校福建医科大学70周年校庆发言中，深情回忆在母校的点点滴滴，“回忆在母校学习和工作的时光，老师和领导要求我们扎实牢固地打好医学基础知识，教育我们要精益求精地完成学业，要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和雄心壮志，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以便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为国家争光。母校使我们锤炼了思想，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技能，提高了整体素质。我从1954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在医疗岗位上，长期致力于中西医结合事业；在中西医结合医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凝聚着母校老师们的心血，都是与母校对我们的培养分不开的，怎么表述也不为过。母校的教导，我们将终身受益，永志不忘"。

(二)择师入道

陈可冀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之路都是在中医老前辈的激励和教育下走过来的。

1.冉雪峰

为建立并完善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及更好地发展我国医药学事业，1954年6月，毛泽东同志发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和“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的指示。1955年12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并从各地选派有3年以上临床经验的优秀西医到北京学习中医。由于当时福建医学院附属医院原定派赴北京的医生未能成行，1956年初，医院决定改派陈可冀进京。1956年3月初。内科主任王中方教授征求他意见，他毅然听从上级指派，服从组织安排，愿意来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转学中医，成为全国首批西医学习中医人员。从西医来学习中医，这是他从医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新中国广袤的天地中，他的命运再次发生改变。

1956年4月6日，他抵达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和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先生同一天到研究院报到。冉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医药学大家，“论接千载，名噪一时",与河北盐山的张锡纯先生齐名，在业界素有“南冉北张”之美誉。冉老以78岁高龄应召到北京参加工作，担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让陈可冀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巧遇注定了他和冉老一生的缘分。他还记得当时冉老用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对他说："我78了。"他本是奉调至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由于迟到了一些日子，就在职学习下来了，并与冉老同在高干外宾治疗室工作。

根据中央卫生部当时关于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精神，他和郭士魁医师同时受命拜冉老为师，由当时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领导带领至冉老家，向再老和冉师母恭恭敬敬地行三鞠躬拜师礼。此情此景，他现在犹历历在目。作为再老的“关门弟子”。他倍感荣幸。冉老认为想学好中医、精通中医，首先应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潜心领会，而后再深究后世诸家流派学术源委，撷取精华，心有所获，临证方能“变化在我”。冉老毕生钻研伤寒，《冉注伤寒论》就是很好的说明，冉老尤其推崇徐灵胎的《兰台轨范》,对徐灵胎的观点极为认同，“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或病名同而病因异，或病因同而病症异，则又各有主方，各有主药。千变万化之中，实有一定不移之法，即或有加减出入，而纪律井然”。这里的辨证论治和专病专方的思想给他很大启迪。

临诊之余，冉老系统指导他学习中医学经典著作。冉老中医经典娴熟，功底深厚，常常背诵如流，援古证今，令人豁然开朗，如沐春风。冉老认为经方是群方之祖，临证则经方时方同用，尤其善用经方治疗内科杂病。如治风病用风引汤、越婢汤、宣明地黄饮子等；治历节病用黄芪桂枝五物汤、桂枝芍药知母汤；治厥证用通脉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治喘证用麻杏石甘汤、定喘汤及清燥救肺汤；治水肿用防己茯苓汤、己椒苈黄丸、局方五皮饮等。经方疗效卓著,让他真切体会到古方能够治今病，古方可以经久长新。冉老在学术上主张融汇张仲景《伤寒论》和后世的温病学说于一体，认为"伤寒原理可用于温病，温病治疗可通于伤寒",所以既能遵古法，用经方和古方，又能灵活运用时方，效果卓著。这种经方时方灵活运用的思想在冉老的临床实践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冉老身上，他看到了老一代中医学家在学术上水滴石穿、持之以恒、以柔克刚的钻研精神。他跟随冉老学习待诊历时两年半，确凿的中医临床疗效坚定了他对中医学的信心，培养、孕育了他对中医学的浓厚情趣，并开始了他今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新篇章。

2.岳美中

在跟冉老学习的同时，陈可冀的才华也受到另一位著名中医的赏识，他就是经方派大家岳美中先生。岳老是我国一代名医，是当时的中医国手，被中医界誉为“圣惠传方”。所谓“东邻鸿爪，西土萍踪，北国青囊，南洋丹鼎”,岳老曾十余次远涉异邦，为苏加诺、胡志明、米高扬等外国领导人看病，使中医药扬威海内外。

岳老早年攻读文史，25岁时因肺病吐血，发奋自学中医。曾行医于冀东、鲁西一带。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后调中医研究院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四届医卫组副组长、全国五届人大常委、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医教授，一生从事中医医疗和教学工作。主张学宗三家(张仲景、李东垣、叶天士),临证主张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相结合，善用经方治大病；于中医老年病学领域有新创见；鉴于中医人才匮乏，岳老上书中央，倡议并获批创办了我国首批高级中医研究班及高级研究生班，为我国改革开放培养了一大批中医精英人才。该班后有被称为“中医黄埔”者；多次出国从事重要医事活动，获得周恩来总理、吴阶平教授等高度赞扬，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在陈可冀眼中，岳老是一位国学基础深厚，经典著作倒背如流，辨证论治法度谨严的一代有代表性的经方派大师。初至京华，陈可冀就聆听岳老逐条逐句讲授《金匮要略》,用的课本是清代吴门医派尤在泾所撰写的《金匮要略心典》,当时的听课札记至今仍然珍藏如故。该书中的方剂，他至今仍在运用。时而，也曾随从岳老到北京协和医院、北京人民医院会诊尿毒症患者，其重用野山人参和口芪降尿素氮之经验犹历历在且。当时，虽随冉雪峰、王易门二老临诊，但与岳老私谊和过从则较密。1957年，岳老访日归来时，曾转赠大塬敬节赠《汉方诊疗之实际》等医书，并媵赠小诗云“东医虽亦学南阳，→病终归是一方；那晓论治凭辨证，此中精义耐思量”,言短旨深，笔力感人。他此后对岳老所持的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相结合的立论尤能通神悟达。后来，在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吴阶平教授提到岳老，吴教授称赞岳老的专方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经验。

岳老医德高尚，治学严谨，足为楷模。陈可冀常讲述与恩师岳美中老先生的师生情谊，常忆念投桃报李，知遇之恩。岳老“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的自警，“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治病，要真诚地对患者负责，此外绝无所求”的自律，“勤临证、细观察，常总结，晚下笔”的勤奋对他影响较大。岳老十分欣赏李杲和叶桂的理论和临床经验，主张应结合临床实际，各取其长，而不应偏执一已之见，常告诫他不可以自傲，所谓“祧子万家宗一脉，纷纷井底各言天"。师长的教诲和鼓励让他如沐春风。

“鸡鸣风雨听钟声”,岳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笔耕不辍，好学笃思敏求，陈可冀平常去看望，总见岳老勤奋伏案。岳老晚年时。陈可冀已经承担了繁重的医疗研究任务，但感到跟岳老相处的时日不会很多，每周仍腾出一两个半天跟师临诊，此时的心得收益已远非昔日可比。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岳老也意识到年老体力不支，报告领导“希望能继续为人民做出贡献”,要求派陈可冀整理他的学术经验。岳老善治老年病，1975—1977年，他与岳老讨论老年病防治经验，后整理成《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的经验》一书，以后他致力于老年医学事业，也可以说是对先师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扬。陈可冀先后整理出版了《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及《岳美中医话集》,并荣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2000年，纪念岳美中教授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由他主编的《岳美中医学文集》北京简体字版和台湾繁体字版发行，吴阶平院士和陈立夫先生分别题写书名。医之有案，犹如奕之有谱，这些医籍，忠实生动反映了岳老的学术造诣与卓越技艺。其辨证娴熟，有理有法，生动灵活，令人屡读不厌，受到中医界的广泛好评。

他与岳老相知、相交20多年，形成了情义相投、心意相知的师生、同事和朋友的深厚情谊。1982年岳老去世后，他写了多篇纪念文章，其中《涕泣失恩师》这篇悼文，情真意切，令人感动于相知相慰的师生情谊中。追忆往昔，他常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和“峰回路转不见君”的别情悠悠之感。岳老对中医事业的热爱，对后学的扶植，堪为后世楷模。

3.蒲辅周

对陈可冀影响较大的还有蒲辅周老中医。蒲辅周(1888—1975),四川梓潼人，著名中医学家。蒲辅周老中医曾经给他讲解过温病，他从蒲老身上学到其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学术思想。蒲老认为，冠心病心绞痛是虚证而不是实证，虚多实少。其病因是"心气不足，营气不周",病位在心。蒲老根据“损其心者，调其营卫”的原则，以补为本，以通为用，“通心气，调营卫”,主张“活血顺气”,不主张“破血攻气”。蒲老曾自拟“两和散”两和气血，药用人参三两，丹参一两，鸡血藤五钱，血竭或藏红花五钱，琥珀五钱，石菖蒲二两，炒没药五钱，香附二两，远志五钱，茯神一两，上药共为细末，调匀，每次服五分至一钱，日服三次。蒲老还指出，本方以人参为主药，目的是“助心气”;丹参性偏凉，必要时可以改为当归；鸡血藤是很好的活血养血药，胜过桃仁；血竭活血而不伤正气，也可用药性柔和而有效的藏红花，草红花最好不用，因其只能行气，且多用耗血；没药因其气味较差，可以改用不伤正气的郁金；石菖蒲“止痛，运中，强心”。蒲老还曾经向陈可冀等人出示其家乡四川梓潼生产的气味浓烈的石菖蒲，称自己因肺心病咳喘而经常用此药，该药可使痰量锐减，自汗减少。此方治疗心绞痛通补兼施，安全有效，需要长期服用的患者也可耐受。

4.赵锡武

赵锡武(1902-1980),河南省夏邑县人，著名中医学家。陈可冀曾与赵锡武老中医同在心血管病研究室当主任，从赵老身上真切感受到其经方大剂量的学术风格。赵老临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善于采用瓜萎薤白半夏汤为主方加减。赵老认为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一书中对“胸痹心痛”与"胸满瘀血”分篇论述，说明“胸痹心痛”不同于“胸满瘀血”。“胸痹心痛”是由于“上焦阳微”而导致血运失常和血脉痹阻的，所以应以“宣痹通阳”法则为主进行治疗，用瓜萎薤白半夏汤为主方随症加减。由于本病本虚标实，因虚致实，所以应当以补为通，通补兼施，适当运用扶阳抑阴和补气养血药。但要注意补而不助其阻塞，通而不损其正气。赵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一般不用活血药，只有在病情发展至合并心功能不全时，才适当选加当归芍药散、参苏饮(人参、苏本)及桃仁、红花等药。应用瓜萎薤白半夏汤时，若伴有胃气胀满、噫气干呕时，选加橘枳姜汤；动则气短，心悸胸闷者，选加茯苓杏仁甘草汤；伴有心悸脉数者，选加生脉散，炒酸枣仁、生龙骨、生牡蛎、当归等；伴有胁下逆满、肢凉者，选加枳实薤白桂枝汤；伴有体弱便溏者，选加人参汤；伴有头昏脉弦，阴虚阳浮者，选加天麻钩藤饮、杞菊地黄丸。陈可冀曾经运用赵老上述经验治疗31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有效率为83.3%。胆识即胆量和学识，看病要有胆有识，体现疾风知劲草。赵老临证素以大剂量著称，其薤白用量很大，常为30g。陈可冀也体会到，瓜蒌和薤白用量分别在一两以上者效果更好。

5.郭士魁

郭士魁(1915-1981),北京人，著名中医学家。陈可冀和郭士魁医师同时受命拜冉老为师，郭士魁老中医少时在中药铺当学徒工多年以后人华北国医学院，对中药生药学、炮制学以及临床配伍应用经验均极丰富。郭士魁教授的成名与当年和黄宛教授一起参与抢救梅兰芳的急性心肌梗死有关。“他是一位笃于实践的临床家，满腔热情面对患者，并以真挚的情谊对待同事，淡泊名利。通常我们心血管病区早8时开交班会时，他已然在7时半左右巡视了一遍住院的重患者，勤奋敬业，常年如此，是一般医生所不可能做到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和郭老同参加与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冠心病协作研究，他的善良和勤恳的合作精神，细心精湛的技术，中西医合作亲如家人，深得吴英恺院士，黄宛、陈在嘉教授的赞许。直到现在，陈在嘉教授还常常忆念到他，对他经常赞许有加",这是陈可冀在“郭士魁先生95周年诞辰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与郭士魁教授相识时，陈可冀年方26岁，可谓风华正茂，壮志待酬。当时郭士魁教授每周四个晚上就陈存仁所著之《中国药学大辞典》为蓝本，为他讲述其对中药材的识别及临床应用经验，深入浅出，前后共讲三百味，所进皆即记录于前述大辞典中，现尚珍藏。他原想就郭教授临床遣药之实际，写出一本新颖之《比较本草学》、可惜郭老流然碎世，此愿未能实现。当年他由西医初入中医药界，郭教授以极大的耐心和助人为乐的精神为他讲解完，他永远忘不了那些珍贵的夜晚。1958年，卫生部为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研究院领导安排郭教授和他共同拜名医冉雪峰先生为师，这使他们之间又增添了一层亲密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期，风靡全国的所谓“活血化瘀现象”,实与陈可冀的临床实践有关。当年他和郭老一起，与西苑医院心血管科临床及基础研究的同行，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协作组专家、北京地区的同道，开展中西医结合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的研究，共同研发冠心Ⅱ号、川芎嗪等制剂，并在心脑血管病的治疗中推广活血化瘀方药，阐明其作用机理，推进了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的防治研究，学术效应辐射到全国，得到了东北亚、南亚地区和国家的认同，这里面有郭老的贡献。郭老高尚的人格魅力，实实在在的学术影响力，为中医药学术发展，为中西医结合进步，贡献了自己无私的一生，郭老无愧于全国劳动模范的称谓，真是风霜不改活血志，更以容忍对异端。陈可冀给郭老的挽联“自有公心如烈火，献身无愧是劳模”,切合实际。郭老的学术理念现在已得到中医药界和中西医结合界的充分认同和肯定。“他的内敛的热情，他的有所作为，他的苦乐年华，他对中医药事业奉献的一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

此外，王易门、陈慎吾、朱颜等名老中医对陈可冀都有教益。韶华流逝，以上老中医虽已作古，但他们对中医事业的理想、志气、德识、才智和阅历，以及他们甘当人梯、扶植后学的精神品质，时常激起陈可冀的追思眷念之情。他们作为一代名医，并非过誉。陈可冀提到的中医前辈们在学术上的造诣、成就更加激励着他。此外，他的现代医学水平日益提高，精益求精，并与中医融会贯通，才能做出一系列中西医结合成果。在北京陈可冀结识了方圻、黄宛，吴阶平、吴英恺这些现代医学界的高手，阜外医院后来成了他的第二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