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导中医药学应立足特色和优势

李今庸教授指出：中医药学是民族的瑰宝。它是由“阴阳五行学说"“藏府经络学说”“精神津液学说”“营卫气血学说”“七情六淫学说""气机升降学说”“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构建成的一整套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它阐明了医学世界各个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从而规定了在中医药学临床医疗活动中，必须随着疾病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认识和治疗；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病万变药亦万变。这就是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因而在发展中医药学上，李今庸教授提出“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实有必要在保证和提高中医药学疗效的原则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根据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内部规律，对中医药学理论体系进行客观地切实认真地研究，以便将其纳人现代科学的轨道，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二)“辨证”和“论治”是构成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李今庸认为，中医药学术“具有浓郁的东方特色，含有精深博大的辩证法科学。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对各种疾病的普遍规律的总结中形成的。中医药基本特色是把医学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和一门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其医疗活动，则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的辨证论治过程。所谓辨证论治，就是在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辨别其病症的性质(病机),并依据辨别出来的病机，确立治疗方法。"他指出：“这既是中医学的特点，也是其精髓，是其灵魂。”既然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必然有它科学的内涵，那就是“中医学在临床活动中，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方法，全面搜集和掌握有关疾病的各种情况，然后以中医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对占有资料进行细致的研究分析，找出疾病的本质，并据以确立其治疗疾病的方针。”因此，强调临床上的“论治",必须“辨证”。“辨证”和“论治”是构成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李今庸从辨证论治的内涵出发，通过"辨证论治'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辨证论治'要关注疾病的变化”"辨证论治'要抓住疾病的本质""辨证论治'要活用医学理论”“辨证论治'是病万变药亦万变”等几个方面，详细阐明了辨证论治在中医药学医疗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和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辨证思维的治疗思想，这就构成了与世界其他医学质的区别。它体现了“一切真知从实践出发".“实践第一”的观点，即客观世界的不断变化促进了中医学术在主观认识方面的不断发展和更新，这正是中医药学术历经千年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并不断充实、完善、创新和代有发展的过程。

在充分发挥中医药传统优势的同时，还应积极吸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借助现代一切检查手段，来延伸我们的感觉器官，扩展中医药学望、闻、问、切的四诊，以认识人体深层的病理变化，并在实践中逐渐积累起大量资料，坚持不被别人已有的结论牵着鼻子走，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为思想指导，对占有资料进行认真细致地研究分析，找出新的规律，把它纳入辨证施治的轨道上去，从而发展中医药学的辨证施治。

(三)对《黄帝内经》学科的发掘与研究

1.对《黄帝内经》考校、训释研究

李今庸从《黄帝内经》的实际内容出发，运用考据学原理并结合医理，以大量资料为佐证，对其历来存在的疑点、难点等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义研究，包括古今医家未曾详解甚至误解的字、词、句或病证或病机或治法等类。如对《素问》考义研究中，内容有"天师”“峡伯”"天努"“女子七七，男子八丫"“因于气，四维相代”“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精乃亡，邪伤肝老”“阳密乃固”“阴平阳秘”“孰蛆”“此平人脉法老”“十三藏、十二官"“中正之官”"罢极之本”“凡十一藏取决于胆老""祝由”“五藏阳以竭老"“去宛陈董”“夫五藏者，身之强也”“面肿日风"“乳子”"七节之傍，中有小心”“少腹冤热而痛"“沐敷者其叶发""奎害于言""食亦”“人身非常温也，非常热也”“所谓甚则跃者”"洽篡间绕篡后下至箕"“在况骨下空”“退行一步”,以及《素问?五脏生成》《索问?举痛论》《素问?奇病论》《素问?大奇论》等。再如对《灵枢经》考义研究中，有“神乎神客在门"“沙阳属肾，肾上连肺，故将两藏"“命门”“肠胃黔群”“狂忘不精”“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阳重脱者易狂”“胭然未蓄”“寒热淋露”“冲其眸子”“乃下留于罗”“六府不和则留为廖”“火之所受气者，谷也”等。这些考义研究，使《黄帝内经》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涣然冰释，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新见解都获得了中医界《内经》学科领域里的广泛认同，消除了中医理论经典著作研究中的大量疑难问题，使中医药理论学术得以正确阐明，临床治疗上也得到了客观验证，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关于《素问?平人气象论》“面肿日风”,李今庸按此文“面肿”不曰“水",但曰“风”,与上文“目裹裹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下水“足胫肿曰水”之“水肿”病异。《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素问集注》《素问释义》《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素问注释汇粹》等于其病“风邪”之外义加“水邪”而释之曰“风水”,皆误王冰连上文“已食如饥者，胃疽”句读，注谓“加之面肿，则胃风之诊也”,亦未当。《素问?风论》载"胃风"无“面肿”之证也。且证之临床，“面肿日风”者，亦不必善消水谷而“已食如饥”也。风邪激水上行而面肿谓之风水，此风邪壅遏于上而面肿，未激于水，则于风水无涉矣，是则所谓“风肿”之病也。然“风肿”者多骤然起病，始肿于面，次及四肢，亦可延及全身为肿，皮肤虽肿而无水病之鲜泽。惟瘙痒不已，脉多浮，饮食如常。《诸病源候论?肿病诸候?卒风肿候》所谓“人卒有肿，不痛不赤，移无常处而兼痒，偶腠理虚而逢风所作也”是其病，当以疏风为治，余每用“荆防败毒散”治之而收效。

如李今庸对《素问?生气通天论》中“因于气，四维相代”一句，以确凿资料论证了前人释为“四肢交替浮肿”之非，提出“四时邪气更替伤人”的新论释，不仅使前后文理贯通，而且还符合临床实际。又如《素问?汤液醪醴论》“去宛陈笙”之句，历代医家均作祛除积留的水湿浊物作注，但泛而未明。李今庸经过校考后提出疑“笙”为另一句之字，其句因脱落太甚而只留“笙”字。故不可再为句。据此，则“去宛陈”三字本为一句。而《灵枢?小针解》说“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素问?针解》又说“莞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均说明本句应为一种针对络脉的放血疗法，为临床运用活血化瘀治疗水肿病提供理论依据。李今庸对《黄帝内经》考义的诉多研究结论，已被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多版《内经》教材引用，以及被国家组织编写的中医古籍校释本所采纳。

2.对《黄帝内经》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

李今庸利用归类整理的方法，发掘出《黄帝内经》中大量有关中医基本理论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专门研究，形成各类学术专题，其内容涉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营卫气血、精神津液、六淫学说、七情学说、升降学说、运气学说、补法和泻法等中医理论体系、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以及心与神的关系，脑病的认识、胆腑的临床意义和疫病的防治等。李今庸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构成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析学指导思想，它以补素的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方法论，把我国古代散在的零碎医疗经验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建立了中医学完整的理论体系，造就了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藏象学说又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地应用于中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药、预防等诸方面，对临床各科的医疗实践起着重要作用，几千年来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和人体生命活动的概括。人体疾病的发生无外乎外感六淫和七情内伤，致使人体气机升降功能失常，因而临床治疗当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给以调理阴阳，恢复气机升降，或补法或泻法，使人体归于正常。

3.对《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研究

李今庸认为，《黄帝内经》是一部划时代的经典理论著作，其中含有大量的学术性思想。“她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精神津液、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等，奠定了具有辨证思维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体现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论思想，体现了"无病先防，有病防变的预防医学思想，以及医学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李今庸认为，根据《黄帝内经》的观点，人是一个小天地，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有食、色的天性，保证着人的生存和延续。人以五脏六腑为中心，而禀赋的五行之秀产生着人体内在的"六气",与客观外在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息息相关，产生着人体内在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以适应客观外界的变化。然而这些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以及欲食，男女等一旦失常，就可能转化为致病因素而致人于病。《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素问?调经论》说“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而“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人体一切疾病的发生，从总的来说都是在一定的致病因素作用下，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状态被破坏，导致人体阴阳气血失去正常的协调与和谐而发病，治疗则当调整人体功能，使之达到恢复人体阴阳气血平衡的协调状态，而不搞你死我活的对抗疗法。这种调整人体功能而愈病的治疗思想，对于查不清病原体或虽查清病原体而一时尚无治疗方法的疾病，可以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事物规律和不同病原体及病原体为病的不同过程所显现出来的不同证候给予辨证施治，调整人体功能，改善人体内环境，使之不利于病原体生存而愈病。《黄帝内经》提出了“无病先防，有病防变”的“治未病”预防医学思想，认为人生活在大自然中，自当与大自然和谐统一，尊重大自然规律，对大自然有所敬畏，不杀夭愿，不媲胜池，保持自然生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心不惑于淫邪，目不劳于嗜欲，不慕于外物，不溺于声色，恬淡静寞，精神内守，呼吸精气，吐纳导引，内养真气，外慎邪风，神与形俱，气血周流，则体魄健全而却病，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灵枢?本神》说“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此所谓‘未病先防'者也。"《黄帝内经》认为，医学世界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人身生病总是要传变、要发展变化的。疾病的发生发展可由轻变重，应当早期治痕“上工救其萌芽",以防止其传变而趋重，对病人造成严重伤害。在《黄帝内经》提供的汤液、方药、必齐、醪醴、药酒、药熨、针刺、砭疗、灸炳、按摩、放血、膏疗、导引、行气、扎指和手术切除等，以及其思想体系指导而发展起来的各种治法中，选择最适合其实际病情的治疗方法给予辨证施治，所谓“已病防变”者也。

(四)对古医藉的整理与研究

1.阅读校勘、训诂

读书是治学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但由于古医籍年代久远，理论深邃，文义古奥，晦涩难懂，错简讹误难免，因此，读古医书又必须从字、词，句入手。首先，明确字、词、句的正误，避免以讹传讹，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熟悉并运用校勘学、训诂学等方法，比较鉴别，判断正误；其次，还要借助古辞书及古今各家注释，并结合临床实践深入研究，方能读破万卷书，解千古之谜团。李今庸正是通过大量阅读分析，并综合运用校勘学、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方言学、历     史学、文献学和历代避讳知识，对古典医籍中大量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其所言：“我在长时间从事中医学术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深刻地体会到中医古典著作在中医学术里的重要地位；深刻地体会到在继承、整理、发扬中医学术的今天，研究中医古典著作的必要性；深刻体会到在研究中医古典著作中运用考据学的知识和方法的实际意义。多年来，我在阅读中医古典著作时，每遇疑难处，则记录之，进而研究之考证之，心中晰然，则笔之以为文而系统阐述之。”他对古医书中有问题的语言文字、医学内容，采取多者刈之，脱者补之，隐者彰之，错者正之，难者考之，疑者存之的方法，细心疏爬研究。他治学态度严谨，一言之取舍必有据，一说之弃留必合于理。其研究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在重点研究《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的基础上，还研究了《太素》《甲乙经》《神农本草经》《肘后方》《新修本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以及包括《庄子》《淮南子》《史记》《尔雅》在内的周秦两汉典籍中的有关医药学资料等共计24余种古书。在他的代表著作《古医书研究》中，考证所引用先秦两汉、唐宋时期的书籍，其书名达257种，篇数近500篇。简单的分类为：医学类75种，子类19种，经类16种，史类79种，典籍50种，杂记约18种。如子类就有《老子》《庄子》《墨子》《苟子》《孔子》《孟子》《列子》《淮南子》等；经类有《大洞经》《山海经》《太玄经》《内经》《难经》《华氏中藏经》《十三经注疏》等；史类有《尚书》《史记》《周礼》《春秋左氏传》《国语》等：赋有《洞箫赋》《甘泉赋》《宋玉神女赋》《张平子东京赋》等。诗有《诗经》,词有《词诠》,歌有《楚歌》等。仅书中有关字词典就有《广的》《集韵》《韵英》《广雅》《尔雅》《通雅》《骈雅》《广雅疏正》《小尔雅》《玉篇》《类篇》《说文解字》《辞源》等50多种。在257种书籍中，有些书籍的内容在书中亦多次出现，反复被引用。如《黄帝内经》在书中出现约202次。《素问》出现有76篇，《灵枢》出现有60篇，两者相加达136篇，占总篇数的85%。《吕氏春秋》见有19篇，《汉书》21篇，《史记》13篇，《国语》7种语篇，《淮南子》14训篇等。在书中出现的《说文》一书的偏旁部首高达92个。具体研究内容，比如：《黄帝内经》中的“病名曰疝瘕、一名曰蟒”“尻阴股膝髀湍脂足皆痛”“所谓甚则跃者”;《金匮要略》中的“其脉如蛇”“身体魁赢"“酸削不能行"“若发则白汗出”“阳前通，阴前通”“邪哭，阴气衰者为癫，阳气衰者为狂”;《伤寒论》中的“目瞑"“必额上陷脉紧急”“却治其厥";《八十一难经》中的；“善漯”“其病四肢满闭淋”;《难经》中的“成书年代考”;《针灸甲乙经》中的如：“痫痊筋挛”“阳气绝则瞑、阴气绝则眠”,《神农本草经》中的“成书年代考”“苦菜”“彼子”;《肘后

备急方》中的“青蜂，分等，麝芮，毒之”;《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数"“胖瘦”;《五十二病方》中的“罢合”“般服零，最取大者"等。例如“航衄”之“航”字，李今庸考证在《素问?气交变大论》中，为鼻塞之意，而在其余诸篇，则应训“航”为“鼻”。如《素问?金匮真言论》:“故春善病航衄……故冬不按跷，春不航衄。”有王冰、吴昆等，注鼻出水为“航”,又有解为“鼻塞”者。以鼻出水而论，则鼻既出血，又出水，不知为何病，显然与《金匮真言论》等篇所述病情不符。若是“鼻塞”则鼻塞者，未必衄；而衄者，未必鼻塞，亦与医理不合。李今庸据医理，结合文字考据学知识，训此“航”字为鼻，则一部《内经》诸多“勋衄”,均迎刃而解。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肝者、罢极之本"中的“罢极",各家注释或有错误，或义近而文理未详，李今庸以充分证据、训此二字，为“耐受疲劳”,读来令人信服。再如《伤寒论》第12条有“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句，《伤寒论》注家谓无风亦恶寒者为恶寒；有风而恶者，为恶风，借此以详“伤寒”“中风”之辨。其实辨“伤寒”与“中风”之最大关键，在于无汗、自汗，至于恶风寒之轻重，仅属辨证之参考因素，故第12条桂枝汤证“啬啬恶寒，淅淅恶风"并提。第164条“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当先解表……解表宜桂枝汤"。第3条曰“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名为伤寒",而第35条则曰：“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筋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可见仲景于“伤寒"“中风”二证，每多“恶风”“恶寒”互称，故不必强解“啬啬”者为恶寒，“淅浙”者为“恶风”。李今庸考证啬啬、淅淅，均有“洒洒”之义，为恶寒貌，是文字虽异，而文义相同，可谓一语破的。 李今庸

在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162篇论文中，记载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医学成就，基于这种思想，李今庸首先提出了“楚医学”的概念。他认为楚医学是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从楚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大量的古文献资料为佐证，对楚医学进行了研究。

2.归类研究整理

中医药学古籍浩繁复杂，许多埋藏在中医药学古籍中的重大医学理论无章无系，而散见于各医籍各篇之中，使阅读者往往有究尾遗首，究首遗尾之虑，难以窥其全貌，更难以正确理解。李今庸在研究整理古典医籍时，首先将重要内容一一摘录，勿使遗漏。然后将相关内容收集荟萃，分门别类，最后根据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每一专题内容进行认真地比较分析，谨慎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晦者明之，伪者辨之，思之考之，引出新义新理，并笔之以为文。形成首尾相联系，前后相呼应的系列中医药理论学术专题。其内容几乎涉及中医药学理论的各个方面。内容有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营卫气血，精神津液，六淫学说、七情学说、升降学说、运气学说、补法和泻法等中医理论体系、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以及心与神的关系、脑病的认识、胆腑的临床意义、疫病的防治等等。李今庸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构成祖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指导思想，它以补素的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方法论，把我国古代散在的零碎的医疗经验加以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建立了巾医学完整的理论体系、造就出了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给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藏象学说又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它广泛地应用于中医学的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药、预防等方面，对临床各科的医疗实践起着重要作用，几千年来指导着祖国医学的临床实践。"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是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和人体生命活动的概括。人体疾病的发生无外乎外感六淫和七情内伤，致使人体气机升降功能失常，因而临床治疗当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给以调理阴阳，恢复气机升降，或补法或泻法，使人体归于正常。李今庸之于中医基本理论的各类学术专题，在他的《读医心得》《中医科学理论研究》中都给予了详细的阐明。这些专题既有发陈，更有创新，使人们读后对中医药学中的一些理论有了一个系统而清晰的认识。且李今庸运用的这一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献学上的补苴罅漏，发掘整理，研究提高，实往往事半功倍，解决了许多千百年来聚讼不已的中医基本理论学术问题。同时，它也彰显出了中医药学真正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