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精

吕景山教授在先贤“阴阳”学说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药、针灸的临床实践中,提出了“吕氏对法”理论。“吕氏对法”是具有独特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学术体系,其源于中国古典哲学与中医经典理论体系“阴阳”学说。有着两千余年的历史传承。“吕氏对法”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将经典理论“阴阳”学说与中医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以“对”为核心,形成了一套融合了理、法、方、穴、术的独特理论体系。

 (一)方选对药,生克制化

吕景山在系统总结施老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药理论。所谓对药,即两种性味归经和主治功用相同、相近或相对中药的有机组合,通过两味药物之间的有机配伍,调整或改变药物原有的作用,取得一种全新甚至更佳的疗效。从形式上看,它仅仅是一对一对简单的药物配伍,而实质上它是历代医家总结出的经方、名方、时方、小方中的精华,因此又被称为“经方中的经方”。它的组成原则即以“阴阳”为总纲,在中医八纲辨证“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了“气血”“脏腑”“升降”等思想。“对药”配伍颇具巧思,疗效显著,充分反应了方剂配伍药物中升降相乘、动静相随、开阖相济、正反相佐的用药艺术,将“以平为期”“阴平阳秘”的中医理论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药”理论既不同于中药学中所研究的单味中药,又有别于方剂学中的方剂,可以说“对药”理论是连接中药与方剂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对药”理论的提出对中医药理论的成长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对药”理论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清“对药”是中医方剂的基本构造单元,更有助于指导临证实践中科学施药,而且能够进一步反应方剂配伍理论的科学内涵。

(二)针取对穴,意在精疏

吕景山在施今墨对药的启迪下,将“对”的思想应用于针灸领域,首创了对穴理论。"穴对"又叫“对穴”,自古以来从未有之,它是两个穴位的有机配伍和应用。这里所说的“对”有两层含义:其一谓成双、配对之意,这是表象,只是外在的形式;其二是具有“相互”的意思,这才是“对”的核心内涵,是实质所在。它说明了“对穴”的组成并不是简单。随意的拼凑,而是基于对穴中两个穴位在性能上升降相承、动静相随、开阖相济、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有机联系。针灸穴位配伍的原则与药物类似,都要依据患者的病情,在中医理论特别是经络学说的指导下辨证立法,选穴用穴。与对药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一样,临床应用单穴治疗疾病到发展为双穴,进而形成针灸处方,唯有形成一整套系统的配伍原则和方法,才能更好地适应临床实践,有效地发挥穴位的性能。中医老前辈杨甲三教授曾说:“用穴贵在精疏。"《灵枢?官能》记载:“先得其道,稀而疏之。"“对穴”的临床应用,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临证时,只有精通腧穴的功用主治,再根据客观病情辨证立法,精简取穴,才能达到“稀而疏之”、效专力宏之疗效。对穴理论的创立,不仅丰富了腧穴学的内容,为针灸临床处方的研究提供了全新思路。如胆俞-日月这组对穴:胆俞是胆腑精气输注于背部的穴位,功能清泄肝胆、疏调气机,进而行气活血、散瘀止痛;日月是胆之精气募结于上腹的处所,穴位的深部又是肝胆脾胃的居所,本穴能够疏调肝胆气机,调和脾胃,清热化湿,理气止血。二穴合和,—阴一阳,一前一后,前后夹击,疏调肝胆,通络止痛,直达病所。这组对穴不仅可用于治疗肝胆疾病,还可用于治疗肋间神经痛。

(三)术用对法,同步行针

“百穴易得,针法难求。”吕景山教授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床实践,提出“术用对法”的针术理念。术用对法,采用“无痛进针、同步行针”手法,即速刺进针,选用同一经、同名经、左右、前后,异区穴位,同步行针,达到气至病所,增强疗效的独特手法。

无痛进针法,是指将刺手与押手化于一手的独特进针方法。具体操作手法(以右手为例):右手的拇指与食指呈弯曲状持针,针尖露出0.30.5寸,中指呈伸直状态,按压在穴位旁(起到押手的作用),进针时拇指与食指迅速由屈曲状态变为伸直状态,中指向下用力,由伸直状态变为屈曲状态,这样就可以快速地刺人穴位。注意:三指进针时的动作要协调有力,否则容易发生弯针,甚至难以进入皮肤。无痛进针法具有速度快、痛苦少、得气快、针感强、后劲大、疗效佳的优点。特别是对于儿童和怕针的患者更为适用。

同步行针手法,就是选取相应对穴,以左右两手持针,同时捻转,角度不超过90°,频率在每分钟200次左右,每次行针35分钟。它是吕老独特的行针手法,能够在针刺时得气更快,守气更好,气至病所,病痛缓解迅速。

(四)针药并举,各施其宜

中医的治疗手段多种多样,各有所长,不可有所偏废,这种理论由来已久,本已定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就留下了“针、灸、药三者得兼,而后可与言医”的古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先刺百会穴,继用药熨,最后服汤药,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的故事,这就是针药灸并用的典范。但在现代中医临床实践中,不少医生重药轻针的情况尤为严重,对针灸疗法有失偏颇,没有充分发挥中医综合治疗的优势。吕景山先生结合自身多年的临床实践,重新论证了“针药并举,各施其宜”的思想,并身体力行之,效如桴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