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贻博古通今，兼容并蓄，在学术理论及临床辨证上均有精深独到的造诣，解决了诸如伤寒温病源流之争、中医免疫学实质、中医病证结合临证思维等中医学术领城的诸多疑难问题，开湖湘中医源头活水，对中医药事业影响深远。他创新性地提出“调畅元真，气阳主用”学术观点、“先机而治”的温病源流新说；创建脑病“六辨七治”辨治体系，提出“脑髓阳生阴长”学术思想，临床运用益气温阳法治疗怕金森病、中风偏瘫等脑病，取得显著临床疗效；倡导“杂病调中”,认为健脾可实卫，培土可生金，验之临床效果确切，丰富了中医脾胃学说内涵。临证不拘前人之方，但师其理，圆机活法，创制系列新方验方，以治疗脑病、肺病、心病、脾胃病、风湿免疫病、肿瘤及妇儿疾病见长，其医术精湛，常于平淡中见神奇，擅决疑难而起沉疴，深受患者信赖，在社会各界及行业内享有很高威望，被尊称为“杂病国手”。

(一)构建脑病“六辨七治”辨治体系

刘祖贻在长期临床实践基础上，经过归纳总结，构建了以“六辨七治”为主体的脑病辨治体系。认为脑病之病因，主要在于外邪、痰、瘀、气郁、内风、正虚等六个方面，六者互为因果，但重在内风、血瘀及正虚；脑病之病机，重在肾虚髓亏络瘀；脑病之治疗，当以治外邪、治痰、治瘀，治肝、治肾、治脾、治心等七法为基础，有机组合，构成脑病辨治体系。在此辨治体系指导下，制定了益肾健脑通络、益气活血化瘀、息风化痰通络等系列治法，并广泛应用于临床，对于疑难脑病，每能妙手回春，疗效国内领先，赢得无数病家赞誉。

(二)强调“调畅元真，气阳主用”

刘祖贻指出，中医学在认识疾病时，强调正邪的相互作用，认为机体自身即具有维持生理功能、抵御疾病、促进康复的能力，此即为正气之功用。他在杂病诊疗中，愈加重视正气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强调真气畅达对于保持健康的重要性，而气，阳气为发挥作用的关键，提出“调畅元真，气阳主用”的学术观点。

元真畅达是机体健康的基本保证。《金匮要略》指出：“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元有元首、元始之意，即主要的、本原的；真为本真，指机体最基本的精微物质。刘祖贻指出，元真即元气、真气，主要为脏腑所藏精气。脏腑是机体保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五脏六腑各藏精气，精气运行以实现脏腑功能、气机升降出人。《素问?平人气象论》有“脏真"之谓，提出“脏真散于肝，肝藏筋膜之气也……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脏真濡于脾，脾藏肌肉之气也……脏真高于肺，以行营卫阴阳也……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可见五脏主藏精气，各有不同，以司骨、脉、肌肉、筋之气血阴阳运行。刘祖贻认为，脏真以脾、肾二者之精气最为关键。脾主运化，对人体摄入的水谷进行消化，为机体精微的“仓廪之脏”;肾藏先天之精，另受各脏之精气有余者藏之。腑与脏的功能不同，六腑泄而不藏，腑与脏相表里，因腑以通为用，脏以藏为用，两者互为牵制，互为所用，使开合并举，升降有序，散精泄浊。

元真运行推动生命代谢。刘祖贻指出，在健康状态下，脏腑藏泄有序，通过脏腑元真在体内的流通敷布，内入脏腑，外达肌膝，实现水液、水谷精微、气血的基本代谢。《素问?经脉别论》讲述了谷之气由胃入肝、心、肺，再分别分布至筋、脉、皮毛，最后仍留于四脏(除脾外),归于平衡(气归于权衡)。此外，水饮人胃，先上输于脾、再散精上至肺，才可以使水路通畅，乃能下达膀胱，由此脾的“散精”作用非常重要，次之肺主开合的功能也必须正常。小便才能畅通。诸如此类，五脏又与脉、皮、筋、肉，骨等相合，与六腑相表里，将人体联系成为有机整体，其间联系的形成离不开各脏腑精微物质的输送、敷布。故而维持机体正常运转，必须保证元真、精气的畅通。脏腑元真通过气血津液之通道—三焦，布达循行于全身。正如《难经?六十六难》所言，三焦为“原气之别使”,同时也是水谷代谢的通道。

刘祖贻提出，三焦为元真运输的主要通道，类似于现代解剖学的疏松结缔组织、筋膜等结构，其内深入于脏腑之中，外达肌表之间，纵横表里，无间不至。脏腑元真经由三焦气化功能，灌溉渗透，荣养机体。由上可知，一方面，脏腑元真既为脏腑自身功能活动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全身精气通过脏腑藏泄活动，并经由三焦气化，敷布于全身，濡养四肢百骸、九窍，保持健康和谐的生命状态。

气阳主用是元真调畅的关键。刘祖贻强调，气阳为生命之宝。《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化气，阴成形。”气、阳二者的功用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其要点全在于“化”,即生化、运化、变化。阳气推动机体代谢、脏腑功能活动，即为化，没有阳气，则无生命活动。故自《内经》以来，诸多医家都十分推崇阳气的作用。如明代张景岳提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景岳全书?传忠录?阳不足再辨》指出：“夫人之所重者，唯此有生，而何以能生，唯此阳气，无阳则无生矣。然则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阳气为宝，即日虑其亏，亦非过也。”因阳气于生命如此重要，而惜世人不知，张氏自叹有“惜春杞人”之慨。

气阳调畅元真。刘祖贻总结数十年临证所得，重视气、阳的作用，进一步提出“调畅元真，气阳主用”的观点，认为脏腑元真在机体内通行畅达，是机体健康的基本保障，而气阳充沛是元真调畅的关键。《灵枢?天年》有云：“五脏坚固，血脉和畅，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素问?热论》更提出：“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说明元真、气血通畅的重要性。阳气除温煦、推动、兴奋等作用外，更加重要的是对机体元真的生化、敷布。精气在体内畅行无阻，与气，阳的功能密不可分。一是阳、气的生化功能。经云：阳予之正，阴为之主。阳气之用为“下基上茁”,即生发，生化之意。人体精气，包括脏腑精气、阴血均在不断消耗，也在不断生长。精气、阴血的化生离不开气阳的生发、生化，故而称阳为生生之本。二是气、阳的敷布功能。人体精气通过脏腑运动、经络运行，既濡养脏腑，又荣养四肢百骸。《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认为机体元真畅达，则身体气与阳尤为身体动能，凡运动必为气、阳之用。机体自身即为自稳态的结构，处于不断的调节、运动中。疾病状态为失稳态，中医治疗即是着眼于帮助机体纠偏，重新恢复稳态。在此过程中，气阳的发动作用十分重要。

气阳求于脾肝肾。刘祖贻认为，从脏腑言，脾胃、肝胆、肾最为关键。肾主藏精，其重要性历代医家备有论述，不遑多论。精为生命物质的化生基础，故《灵枢?决气》谓：“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其精有先天之精，亦能将其他脏腑之精储藏备用。精之用，可生髓，亦能化生营血。相对精而言，又有肾气之称。若从阴阳论，中藏肾阴、肾阳，又称为元阴、元阳。肾气、肾阳并不能完全分开，也不能完全相互包含。它们都有推动生长、发育、脏腑功能发挥的作用，同时肾气司呼吸，又司二阴之开阖；肾阳为命门之火，有温煦、蒸化水液等作用。肾之气阳为—身阳气之根本，亦是生命的根本。故《难经?八难》提出：“所谓生气之原者，谓十二经之根本也，谓肾间动气也，此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肾之精气充沛，元阳充足，则五脏六腑功能正常，生机旺盛。

刘祖贻指出，脾胃功能正常是气阳主用的根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之元气、宗气、卫气皆与之相关。元气来自先天之精气，藏之于肾，需得脾胃所生后天之气的不断滋养。宗气积聚于胸中，为水谷化生之清气与呼吸纳入之清气所共生，其功能司呼吸、行血脉、养元气。《素问?痹论》称卫气为"水谷之悍气",亦来源于脾胃之运化。因流动性强，游走于经脉之外，有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之用。《灵枢?痈疽》载“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脾胃为运化水谷之处，气血、营卫皆源于此，脏腑精气的生成与补给也维系于脾胃运化，故《素问?平人气象论》言：“得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为运化之枢机，脾胃健运，则源泉不竭，气阳旺盛。即使先天精气不足，亦可能在调理脾胃后，使精气渐增，乃至于正常。而此处脾胃为泛指，大小肠、三焦，乃至膀胱亦包含在内，皆与水谷转化相关。《素问?六节藏象论》即有言：“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荣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人出者也……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而脾胃运化正常，使气和而神生，乃能形神合一，亦即《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言：“五味人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肝胆主疏理气机，又与情志、意志相关，肝主藏魂，胆主决断，其在体属筋。《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正与肝胆功能相应，昭示肝、胆阳气的重要性。肝藏血，体阴而用阳。肝阴血得阳气温暖，魂神安宁；肝气充沛，则全身气机疏泄适宜，情志舒畅。同时，一身筋脉亦需要阳气的温煦、濡润，方能筋脉柔和，动作自如。又肝胆均为少阳，肝为脏属阴，为阴中之阳，胆为腑属阳，为阳中之阳。《素问?六节藏象论》云：“凡十一脏取决于胆。”张景岳释胆为少阳，可通达阴阳。任继学指明，胆为少阳生发之处，可以生化万物。《说文解字》解“决”为行流，疏通水道之意。刘祖贻认为，决为流通之肇始，提示五脏六腑之精气通行，离不开胆的初始推动力。少阳属春气，胆为阳木，主阳气升发，与肝之阴木主疏泄，重在条达有所不同。而肾内藏相火，外寄于肝胆，亦存此意。肾主封藏，而其元阳之功能实依赖于肝胆实现。胆气因借于相火，犹如春季阳气方生，此谓发陈，万物升发，其生发，推动力更强。

基于“调畅元真，气阳主用”学术思想，刘祖贻在临证中形成了杂病调中、助化为先，髓病温肾、阴阳既济，郁病补肝、法宜温通，虚实相因、通补相须等辨治特点。临床运用益气温阳法治疗帕金森病、中风偏瘫、不寐、焦虑抑郁障碍等脑病，以及肺纤维化、白细胞减少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多种杂病，取得显著疗效。

(三)提出“脑髓阳生阴长”学术思想

刘祖贻认为肾与脑髓化生密切相关，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脑为髓海，肾精化生脑髓过程中，肾中阳气的推动至关重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指明阳主生发，阴主敛藏。阴精为生命构成的物质基础，而生命体生长的过程，需要阳气的孕育、催化、推动，故中医学强调阳气对机体生长发育的作用。基于此，刘祖贻提倡阳气的生化、鼓舞作用，又因头为阳气汇集之所大脑主宰生命活动及肢体运动，因此阳气在脑部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认为脑部“气阳主用”,生命物质，不仅肾精，乃至于津、液、血等的生成、积蓄、循环周流，皆有赖于阳气的生化、推荡作用。肾精足、阳气充，则髓盈，髓盈则脑得所养，其所主精神意识和感觉运动的功能则正常；肾精虚、阳气衰，则髓亏，髓亏则脑失所养，其主精神意识和主感觉运动的功能则发生异常。肾虚髓亏为神经功能缺损的病理基础，阳气为生生之关键，根据脑主神机、气阳主用的特点，提出“脑髓阳生阴长”的观点。因此，刘祖贻在临证治疗卒中、脑震荡等多种脑损伤疾病时，注重补益肾精，并强调益气温阳以化生脑髓。   刘祖贻

(四)倡导“杂病调中”

刘祖贻认为，脾胃同居中焦，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亦是脏腑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气机升降出人运动的枢纽。诸般杂病的产生与发展均与脾胃之气充盛与否有关。因此，提出“脾胃健则脏腑和，脾胃伤则百病生”的观点，确立“调五脏以和脾胃，理脾胃以安五脏”的治则，主张“理脾胃关键在于助化，畅元真气阳主用”,形成了“杂病和中”的学术思想，并确立“和中以助化为先、以扶助气阳为要，用药不忘护脾胃、疗虚证以理脾胃为先”的应用准则。

杂病调中，刘祖贻首重气、阳，认为气，阳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关键物质，尤当惜护；主张从益气温阳入手，治疗多种疾病。例如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通常从阴虚着手，而刘祖贻老认为，本病实因天癸衰竭、精气亏虚所致，虽见面赤烘热、汗出等热证，但又兼见汗出后畏冷，或乏力倦怠、足冷身寒等症，均为气阳虚表现，故其证既非真热、实热证，更非纯阴虚，指出治疗宜以温养精气为治疗大法，选温养精气之品如菟丝子、枸杞子、仙茅等，并佐用山药、山楂以运脾助化，取得良好疗效。

又如，他指出放化疗所致白细胞减少的病机关键在于癌毒、药毒损伤气血，故主张从脾论治，以健脾益气法配合排毒泻浊法，研制成国家新药芪仙升白颗粒，临床疗效显著。他认为健脾可实卫，培土可生金，据此研制成固表防感冲剂治疗体虚易感，研制成新药并批量生产，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刘祖贻杂病调中的学术思想既传承了湖湘中医五老李聪甫、刘炳凡两位名医的脾胃学术思想，又另有创见，既丰富了脾胃学说内涵，又推广了其临床应用，使脾胃学说在湖湘大地代有发扬，名医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