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外感如将，注重祛邪

刘志明以善治外感热病闻名遐迩，屡起沉疴大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外感热病，刘志明认为祛邪是治疗热病重症患者的关键。刘志明常言，外来之邪，起病急骤，变化迅速，若形体不虚，其治当速，祛邪于体外，切不可姑息养奸，错失良机。其治疗要诀在于辨证准确，选药精当，药量要足，药力要猛，力求一战成功。在具体治法上，刘志明临床多用表里双解法，尤其强调在外感初期即用表里双解。一方面，热病单纯为外感所致者较少，多由外邪诱发体内伏热所致，故疾病初期往往就表现为表里同病，表里双解之法运用宜早，以防变生他症。另一方面，温热病邪传变迅速，刘志明认为外感初期即便里证初显而不重，只要有人里化热之势，也应酌情采用表里双解之法，有效截断病程发展。若待里证完全具备再施清里之法，则疗效差而取效慢。

1.热病重症关键在于祛邪

刘志明认为，热邪侵入人体，与正气相搏，在表为热重寒微，在里为内热炽盛，故热病重症，多因热邪迅速入里，急剧恶化而成，治疗此病必当以祛除外邪最为关键。准确辨证是祛邪法应用的前提，刘志明常言，要全面收集患者病情资料，四诊参合，可识万病根源，病候多端时尤其要注意抓住主症，执简御繁，辨疾病当下的主要矛盾、关键病机。祛邪重点在于给邪气以出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方可事半功倍。治疗上应谨守病机，处方配伍精当，不可杂药乱投。正所谓“医者如将，用药如用兵",对于每味药，医者要对其性味、炮制、用法等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对石膏一味药，刘志明就反复强调，治疗热病一定要使用生石膏，不可用煅石膏代替。过去很多医生有用石膏治疗温病后，患者病情反而加重的经验，往往是由于种种原因使用了煅石膏之故。“药味紧要，药量更为紧要”,病情危重时，往往非大剂不能取效，故刘志明提出药量要足，药力要猛，直捣病所，力求一战成功，祛邪务尽，以免病重药轻，贻误病机，热势反复。

刘志明曾治一高热3天的6岁患儿。就诊时患儿高热，体温40℃,头痛，烦躁不安，神昏谵妄，时发抽搐，舌质红、苔薄黄。西医曾诊为“乙型脑炎”。刘志明认为，患儿受疫热毒邪侵袭，毒邪迅速入里，侵犯心包，损及于肝，此时病势危急，祛邪当用重剂，药少力专，直捣病所。故以白虎汤为主方，生石膏用至120g,知母9g,川大黄9g,金银花15g,连翘15g,清火解毒，宣散邪热，又佐以安宫牛黄丸溶于汤药中，分5次鼻饲，清心开窍。患儿24小时服上方2剂，体温降至38℃,惊厥止，可自行进食，但仍时有谵妄，大便3日未行，脉沉数。刘志明认为患儿现为阳明里热腑实证，在前方基础上配合釜底抽薪之法。处方；生石膏60g,玄参9g,甘草5g,大黄9g,玄明粉5g,连翘12g,忍冬藤15g,莲子心9g,更用紫雪丹开窍。服上方后，患儿体温37.5℃,天便通，神志清，转危为安。刘志明继用此方酌加养阴之品，调治数日，病告痊愈，未留后遗症。

2.外感初期即用表里双解

人体感受外邪，多从表人。表邪需用汗法，此即“在卫汗之可也”。然外感之邪多随风邪而入，所谓“风为百病之长”,风善行而数变，夹邪很快从表入里，并非停留在表。故刘志明认为，外感热病初期，不可只看到表证而忽视里证，治疗之初就要注意运用表里双解之法。若仅用汗法，表邪虽去而病不易解，反而会使里热更盛，邪热深人，病情加重，所以在治疗时要表里双解，内外分消，若拘泥先表后里，则易延误病机，不能达到治疗目的。临床上刘志明多用刘河间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等方剂加减治疗，取得满意疗效。

刘志明曾治一发热3天的患者，症见恶寒、头痛，身困、腰及肩背部酸痛，纳差，小便黄，大便干结，舌尖红、苔薄白，脉微弦数。患者虽发热3天，以表证为主，但已有纳差、小便黄，脉微弦数等邪热入里之象。刘志明以双解散表里双解治之，用荆芥穗、防风辛热开玄府；金银花、薄荷辛凉解肌退热；以栀子、黄芩、石膏清里；川芎、连翘开郁散结；稍佐生大黄泻热通便。患者服药后1剂热退，2剂病愈。刘志明强调，表里双解法运用关键在于分清表里之轻重主次，权衡表里药物的比例而后用之，此患者已有邪热人里之势，则不必拘泥于“开门揖盗、引邪入里”之说，宜尽早表里双解截断病程。此外，刘志明认为，外感热病初期。辛凉之品虽可散热，但发汗力量不足以祛邪外出，宜辛温、辛凉两者结合，辛凉以解肌退热，辛温以发汗祛邪，使发汗无助热之弊，辛凉无凉遏之憾。故以辛温解表药荆芥穗、防风，配合辛凉解肌之金银花、薄荷，四药配合，以达发表祛邪之作用，此类视之无奇，然临床疗效甚佳。

(二)治内伤如相，善于调理

1.心系病心肾同治

心系疾病为常见病且病死率极高，刘志明对心系疾病的临床治疗尤为关注。刘志明从“心肾相关”理论出发，提出“心病表现于心，根源于肾”的学术观点，主张从“肾虚血瘀”和“阳郁血瘀”的病机角度分析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在治疗上提出了“心肾同治”的学术思想及“温肾-通阳-活血”和“滋肾-活血-化瘀”的系统治疗观，原创“滋肾活血方”和“通阳活血方”治疗冠心病、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等心血管疾病，疗效突出。

“心肾相关”理论古已有之，刘志明认为，“心肾相关”理论起源于《周易》,雏形于《黄帝内经》,发展于唐宋时期，完善确立于明清时期，其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为五行生克制化和阴阳水火升降。该理论内涵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精血同源，相互资生。心主血脉，肾主藏精、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微是心血与肾精的源泉，血的化生有赖于肾精之气化，精气旺盛亦有赖于血之滋养。由此可见，精血两者之间存在着异形同源、互为化生的关系。其次，心藏神，神能驭精役气，为精气之主；肾藏精，肾精是心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心气发挥功能的基石，二者相互为用。最后，心肾经络互联，坎离互济。根据《灵枢?经脉》中描述，心肾同为少阴经所属，经络循行线路上互相交通。再结合《周易》与人体的脏腑属性，心属火，居太极之上而属阳，配离卦；肾属水，居太极之下而属阴，配坎卦，虽然心肾分居于上下焦，但借经络相互交通，心之离火可下行以资肾阳，使肾水不寒，肾之坎水又上济以资心阴，使心火不亢。

因此，心肾两脏水火既济，相互交感，任何一方受损势必会影响另一方功能的发挥，进而出现心肾失调，心系疾病丛生，肾系疾病发展的现象。如果患者本身肾阳虚衰，无力气化肾阴上承于心，则心火独亢，火不归原，阳气浮越，而引起失眠多梦、心悸健忘、口渴躁烦、腰膝酸软、舌红、脉细数等心系疾病症状。可见，心与肾生理上密切相关，病理上互相影响，肾病可影响于心。

基于上述“心肾相关”“肾病及心”理论，刘志明结合自身八十余载临证经验深入探求心系疾病病机，凝练出“心病表现于心，根源于肾”的学术观点。即心系疾病发生的根本在于肾元匮乏，肾病及心，心失资助，内邪丛生，发为心病。心病量然表现于心，实则根源在肾，肾虚是各种心系疾病发生的根本，也是心系疾病发展的最终归宿。具体而言，刘志明主张从“肾虚血瘀”和“阳郁血瘀”的病机角度分析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如刘志明认为冠心病乃肾之阴阳俱不足所致，肾阳不足，心阳失助，鼓动无力，血行瘀滞，脉络痹阻；肾阴亏虚，心阴失滋，心火偏亢，耗伤阴血，心脉不荣，脉道失润，血液凝涩，发为胸痛，此为“肾虚血瘀”的由来。刘志明认为，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病机主要为肾阳亏虚，心脉无以温煦，血寒凝滞，流动不利而致阳气闭郁，失于鼓动则血脉凝滞更重，阳气愈虚，久而久之发为“阳郁血瘀”的迟脉证。

治疗上，刘志明提出了“心肾同治”的学术思想及“滋肾-活血-化瘀”和“温肾-通阳-活血”的系统治疗观，原创“滋肾活血方”和“通阳活血方”治疗冠心病、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等心系病证。所谓“心肾同治”乃从肾入手治疗心系疾病，补肾以养心，通脉以助心，通补兼施，心肾并调，使君相各安其位，功能协调。刘志明针对“肾虚血瘀”的病机，以“滋肾-活血-化瘀”为法原创滋肾活血方治疗冠心病。滋肾活血方主治肾精亏虚、血脉瘀滞型胸痹，方由首乌延寿丹合瓜萎薤白半夏汤化裁而成。前者为《世补斋医书》中延缓衰老之名方，后者始于《金匮要略》,有通阳散结、行气解郁、祛痰宽胸之功，为历代治疗胸痹之经典方。滋肾活血方以首乌，桑椹补肾精、滋肝血，精血互化使心脉得养；以丹参活血化瘀，通畅血脉：血脉涩滞往往会影响水液代谢，导致湿聚成痰，故以瓜蒌宽胸涤痰，薤白通阳散结。并加用茯苓，渗湿宁心。诸药合用，共奏滋肾活血之功，临床可以有效减轻患者胸闷胸痛症状，缓解心肌缺血，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针对“阳郁血瘀”的病机，刘志明以"温肾-通阳-活血"为法原创通阳活血方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温肾一通阳一活血”系统治疗观的关键在于“通补兼施"。《素问?生气通天论》有“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之说，阳气不仅需要量的充足，更需要状态的通畅，两者相辅相成。病窦患者以中老年人为主，且发病率往往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所以病窦患者大多会出现肾精不足伴随肾阳亏虚的状态。故病窦“阳郁血瘀”中的“阳郁"实属年老肾精和肾阳亏虚的“因虚致郁"。阳性主动，可通窍，通脉；而阴气性质为静，主凝滞、停留。若阳气不足，阴气强盛，则经脉、九窍闭阻不通，血液凝涩。故刘志明临证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兼顾血瘀阳郁，提出“阳无取乎补，宣而通之”及“以通为顺”“以通为补”的观点，用药常虚实兼顾，温通并举。刘志明所创通阳活血方就以人参温补元气，附子温通肾阳；三七散瘀，增附子通达之力；佐以黄精滋阴润燥。诸药相合，温通并举，温阳无辛燥之虞，活血不伤正，共奏“温肾一通阳一活血”之效。临床研究显示，滋肾活血方与通阳活血方在冠心病、病窦、室性前收缩等心系疾病的治疗中疗效突出，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刘志明学术思想的科学性。

2.老年病治在肝肾

我国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将导致慢性非传染病的负担至少增加40%,老年病的防治刻不容缓。生、长、壮、老、已是生命活动的自然规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精血逐渐亏耗，肾气逐渐衰弱。刘志明认为，老年人多虚损之证，但无论是生理性的衰退，还是病理性的致虚，总以精血亏耗、脏腑阴津损害为先，这是导致老年慢性疾病的根本原因。精血亏虚责之肝肾二脏，尤以肾脏最为重要。刘志明根据老年人的体质特点和老年疾病多兼肾虚的病机，结合自已多年的临床实践，提出治疗老年病要重视高年下亏，治在肝肾，脏腑虚损，兼补五脏，本虚标实，攻补适度的原则，凝练出“老年病治在肝肾”的学术观点，治疗多从肝肾二脏人手，尤其强调肾为五脏之根，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具体治法上，刘志明强调阴为阳基，治老年病宜滋阴补阳，补肝肾、益精血。因此，滋养肝肾之阴是刘志明在老年病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法则，刘志明多用何首乌枸杞子、桑椹、黄精、桑寄生、牛膝、川续断、杜仲、女贞子、墨旱莲、当归等。此类药物性味多甘平或微温，作用平和，善收缓功，且滋而不腻，亦可保养胃气。至于熟地黄、紫河车、龟甲胶、阿胶等，多为血肉有情之品、味厚滋腻，有碍胃气，故非在精血大亏之时不用，非用不可者，亦当佐以理气健胃之品。

对于老年病，刘志明既重视养肝肾之阴，又不忽视温肾助阳法的应用。张景岳曾言"阴亏于前，阳损于后",老年疾病中属阳虚者，多为阴损及阳，其中又有微甚之别。阳虚不甚者，选用巴戟天，肉苁蓉、淫羊藿，苋丝子、冬虫夏草等，其性温而不燥，有温滋之长，较为适合于老年人。对于命火衰竭、阴寒内盛所引起的疾患，可选用附子，肉桂、干姜等温肾助阳的药物。因此类药总属温热燥烈之品，有伤精耗阴之弊，故临床用之当慎。

老年人多有慢性疾患，而五脏虚损常是这些疾病的病理基础。据《医贯》“五脏之直，唯肾为根”的理论，刘志明认为，补肾乃治疗老年病的根本法则，其治疗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对于人体机能的加强和调节。此外，刘志明还提出要注重补肾与五脏的共同调理。因为对于脏腑虚损证的治疗，单纯施以补肾的方法似嫌力薄，只有把补肾与调养其他脏腑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更充分地发挥扶正培本的作用。刘志明治疗老年病，针对不同的脏腑疾患，常采用补肾与调养五脏相结合的方法，如脾肾双补法、滋肾益胃法、补肾养心法、益肾化痰法等。这些扶正培本方法的使用，既立足于老年人精亏肾虚之全局，又着眼于脏腑病变之局部，对改善老年人的体质，祛除病邪，恢复健康颇有意义。肾与五脏是相互资生的关系，通过调养五脏气血，也可达到补肾的目的。在调养五脏以补肾的问题上，刘志明尤其重视脾胃的调养。因老年人所表现的精血不足与其脾胃之气薄弱、消化吸收能力差有很大的关系。脾为生化之源，补脾即能补肾。所以，健脾补中，开气血生化之源，切合老年人体质特点，从而可达到补肾的目的。

老年疾病，除单纯的五脏虚损证外，虚中夹实之证亦属多见。因此，刘志明强调治病在扶正培本的同时不忘祛邪，认清虚实标本，处理好扶正与祛邪的关系尤为重要。加之老年人肾脏虚衰，最易招致外邪，且老年患者气化不力，血行不畅，邪之易聚难散。所以，痰、浊、瘀血在老年疾病中表现较为突出。治疗上能否及时有效地消除有形实邪是影响疾病转归、预后的关键因素。故治疗老年慢性病应在扶正的基础上祛邪，这样更为契合“虚中夹实”之病机。譬如老年人中风，其病变脏腑在肝肾，但又可影响他脏、气血及经络等，导致一系列功能素乱，产生风、火、痰、瘀，形成阴虚阳亢、风火上扰、风火夹痰、气虚血瘀等各种不同的病机，治疗上则有滋阴潜阳、养血息风、益肾化痰、益气通络等法，但皆不越扶正祛邪之规矩。即使元气大伤、阳气暴脱之中风脱证，亦应采用独参汤、参附汤，益气、回阳、固脱，救脱与固本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