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境界

精诚为医，厚德育人，勤勉治学是王琦精神境界的生动写照。作为一名医生，他秉承先贤“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的名训，对患者一视同仁，无论贫富长幼，皆尽心诊治。对家境贫寒的患者，常免费为其诊疗。曾经有一老母亲，带着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从东北来京求治，王琦见其家境贫困，便免费为其诊病。他常对学生说，从医术上来讲，患者就是医生的老师，没有患者的信任与托付，就培养不出医术高明的医生，因此要对患者心存感恩。从医德上来讲，医者父母心，哪个父母能够看到孩子受病痛折磨而无动于衷呢?一个好的医生对于难治的病也要有勇气、胆识面对挑战，要以一颗诚挚的心，为患者解除痛苦，担当起一份厚重的责任。这种“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大医之举，生动地诠释了王琦自己的两句诗“但求慈航心中渡，不著袈裟亦如来”。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教育真正的价值是一种启发，一种唤醒，一种打开，一种得道……作为一名老师，王琦亦主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不仅重视知识的传授，更重视思维的启发。他常说：“有道无术，术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在中医传承工作中要做到以道驭术、道术相济，明道以修术，正道而强术。正是在这样的育人理念下，王琦先后培养硕博士、博士后133名，学术经验继承人11名，及临床研修人才数百名，并获全国优秀临床指导老师称号。如今，他的多名学生也已经成长为体质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并在教育中继续践行“绣出鸳鸯凭君看，乐将金针度与人”。近年来，王琦还一直在思考如何对中医高端人才进行再培养，并在全国中医药高校中率先成立“王琦书院”。王琦为书院拟定的办学宗旨是“发经典之奥义，融现代之新知，汇百家之言论，畅自由之思想”,人才培养目标是“遵循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培养中医药高层次领军人才”。此举开启了中医药教育的崭新模式。

作为一名学者，王琦始终提倡治学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重视学术思维创新、研究方法创新，而不固守拘泥，因此创立了“六大学术体系”,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迸发。他像一个年轻的“80”后，始终保持着探索未知的激情。不仅致力于对中医经典的挖掘与梳理，常年在《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中游弋，还通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计划项目等课题，创新性地将体质学与生物物理学、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肠道微生态学等多学科联系起来，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诠释中医理论。此外，王琦还不断地思考如何能够维护更多人的健康，他将当代人群健康需求与中医体质学相结合，“告诉老百姓，我是什么体质、我应该怎么管理身体，才能达到少生病的目的"。2005年，王琦带领团队开发出了《中医体质量表》,并进行了专家咨询论证。2013年王琦团队创立的中医体质辨识与健康管理被纳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日，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如今，《中医体质量表》已被翻译成八种语言，使中医体质学原创成果实现了国际共享，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王琦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很满，数十年如一日，临床、教学、科研、学术交流，工作日程排得非常紧。他认为中医教育是一份很严肃的工作，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如果为师者故步自封、思维僵化，既跟不上时代的要求，还可能约束人的创造力。所以为师者，必须更加精勤，慎于德、专于能，方能不辱使命。他的儿子回忆道：“爸爸总是特别忙，上门诊，给研究生上课，写书、写论文，印象特别深的是每天吃完晚饭，就钻进他的小书房，一直工作到很晚。我记得在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一篇写苏联昆虫学家柳比歇夫如何珍惜时间取得巨大成就的短文。"如今的王琦，虽已近耄耋之年，工作节奏却没有丝毫放松。繁忙的事务填满了他的日程表：门诊、教学、社会工作、行政事务，学生管理……他把要办的事分成若干单元，按每天的进度用表格划在记事本上，写明起讫日期，办完即划"√",以免遗漏。王琦常说，除去常规工作的8小时，从晚7点到12点还可工作5个小时，一年可得1825个小时。如果说生命的尺度是时间的话，那就多获得了“额外”的76天生命。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坚守与付出，成就了今日的王琦。

(二)文化修养

中医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医学，是一门东方智慧之学。中医理论蕴含着丰厚的东方文化，涉及文、史、哲、儒、释、道、天文、地理等各个方面，若要学好中医，只有把握其理论渊源，才能真正理解中医学的丰富内涵。古往今来，凡欲成大医者，都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化学养。《黄帝内经》中就有“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要求。汉代张仲景提出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里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简而言之，欲为大医，就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兼收并蓄。

王琦也以这些前贤的文化修养与精神境界严格要求自己，他曾引用宋代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以说明治学道路的曲折与闻道的喜悦。从1976年参加中医研究院举办的全国中医研究班开始，到后来读研究生，他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并参与了对医学经典著作的注评。在注解《黄帝内经》的时候，任应秋教授指出需要深厚的“小学”功底，即熟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方法。为此，王琦常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西苑医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图书馆之间，带一个慢头，“啃”一本书。在宿舍的墙上拉起细细的绳子，绳子上挂满了写着字词注解、释义、考据的纸条，按照题解、提要、原文、注解、语译、讨论的顺序对《黄帝内经》81篇进行了详细注释，几位同窗焚膏继晷，一年后基本完成了书稿。任应秋阅完书稿后给予充分肯定，又亲自给书题名为《素问今释》。这本书后来不仅成为注释《黄帝内经》的畅销书，而且在海外翻译出版，并被德国学者收入《黄帝内经》文献库。这种通读全文、提要钩玄、译释注评、专题研究的研究方法，不仅奠定了王琦扎实的文献基础，还使得其中医理论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业余时间王琦对古代散文、诗歌、史学、哲学等方面著作亦多有涉猎，并在书法、诗词、国学方面均有造诣。《王琦医书十八种?主琦诗文方笺集》共纳诊余创作诗词96篇，散文杂谈32篇。诗词歌赋、散文杂谈的内容或因感而发，或因景而咏，皆体现出王琦乐观、旷达的心境。他尤擅书法创作，不仅常为人作词书法，且其处方多为毛笔书写的传统方笺，体现并延续了传统的中医方笺文化。王琦教授作为一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医学大家，在他的身上还散发着医道与文采交相辉映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