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行性出血热

1.辨治思路

流行性出血热属国家乙类传染病，属于中医学瘟疫、疫疹、疫斑范畴，曾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较大规模的流行。周仲瑛根据该病的发病特点，将其命名为“疫斑热",在深入的临证实践中，总结出了该病的病因病机，并提出了相应的理法方药。

周仲瑛通过对1127例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深入观察，提出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因是感受温邪疫毒，进而酿生热毒、瘀毒、水毒，“三毒”几乎贯穿病变的整个过程。发热、低血压休克期以热毒、瘀毒为主，少尿期以瘀毒、水毒为主，多尿、恢复期则为正气亏虚，余毒未尽。因此，治疗当以清瘟解毒为基本原则。

特别是针对出血热死亡率最高的少尿期急性肾衰的患者，周仲瑛认为其主要病理变化为瘀热壅阻下焦，肾和膀胱蓄血，气化不利，“血不利则为水”,瘀热与水毒互结，以致血结水阻，出现少尿，甚至尿闭。或因热在下焦，水热互结，由蓄水而导致或加重蓄血。周仲瑛由此总结出，出血热少尿期的核心病机是“瘀热水结”,因热毒里结，阳明腑实，热人下焦，瘀热在里，下焦蓄血，进而血结水阻。可见发热、神志改变和尿少、尿闭等症，表现为太阳蓄水、蓄血之候。同时，瘀热必然耗伤阴津。因此，周仲瑛提出出血热少尿期的病机特点为“三实一虚”。“三实”指“瘀毒、热毒、水毒"三毒互结并存，“一虚”指阴津耗伤。治应采取泻下与通瘀并用，兼以滋阴利水，使邪热从腑下泄。下焦壅结的瘀热得以疏通，则肾的气化功能也可相应地得以改善，兼以滋阴又可"增水行舟",助肾化水，标本兼顾。

缘此，周仲瑛根据《温疫论》桃仁承气汤、《温病条辨》增液承气汤、导赤承气汤及《伤寒论》猪苓汤等，针对“三毒”研制成具有泻下通瘀、滋阴利水功效的“泻下通瘀合剂”用于该病的治疗。该方由大黄15~30g,枳实10g,芒硝10～20g(冲服),生地30g,麦冬30g,白茅根30g,桃仁10g,猪苓15g,怀牛膝10～15g组成。方中大黄泻下瘀结，荡涤腑实，推陈致新；枳实破气散结，苦降下行；芒硝咸寒软坚，人血破结。三药相伍则攻泻之力倍增，辅以桃仁化瘀逐血，兼能通便，加强泻下通瘀之功，以治“蓄血”,涤荡“瘀毒”“热毒”。白茅根味甘性寒，凉血利水，导热下行；猪苓性味甘淡，渗水利湿。二药相伍，清热利尿，给邪出路，以治“蓄水”,疏浚“水毒”之患。生地气清质润，泻火而凉血生津；麦冬味甘气凉，质柔多汁，长于滋燥泽枯，养阴生津，又能清热润燥滑肠。二药相伍，养阴生津，“增水行舟”,兼防泻下伤阴之弊。牛膝活血利水，引药下行，瘀化水行，兼有引经药之妙。综观其方，乃为荡涤腑实，泻下瘀浊，蓄血、蓄水同治，“三毒”并清，攻补兼施之佳剂。

在1982年至1988年期间，周仲瑛带领团队应用该方治疗出血热急性肾衰竭患者202例，同时观察了西医对照组77例，结果提示治疗组显效率为88.69%,总有效率为96.56%;对照组分别为42.9%、78%,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泻下通瘀合剂具有明确的临床疗效。2021年《周仲瑛辨治流行性出血热实录》一书出版。

2.典型医案

陈某，男，52岁，1982年12月23日初诊。

患者5天前形寒发热，全身酸痛，继之身热加剧，高达40℃,头身疼痛，恶心呕吐。在地方医院拟诊为“流行性出血热”,采用西药补液、纠酸、抗感染、激素等治疗。一天来热退神萎，腰痛明显，尿少，日行400mL左右，小便短赤，口干口苦，渴而多饮，大便5日未行，舌苔焦黄，舌质红绛，脉细滑。因病情加重，而转至本院治疗。查体：体温36.9℃,心率80次/分，呼吸22次/分，血压134/96mmHg,呈急性病容，神萎倦怠，颜面潮红，双睑轻度浮肿，球结膜下出血，胸、背、两侧腋下有散在出血点，两肺未闻及干湿啰音，心律齐，心率80次/分，心音稍低钝，无病理性杂音，腹满无压痛，肝脾(-),两肾区有叩击痛(+),神经系统(-)。查血：红细胞5.8×1012/L,中性粒细胞49%,淋巴细胞14%,异型淋巴细胞36%,血小板210×10°L,血红蛋白135g/L,尿素氮23.2mmol/L。尿检：色黄，蛋白(+++),脓细胞少，红细胞少。

西医诊断：流行性出血热。

中医诊断：疫斑热。

辨证：热毒壅盛，弥漫三焦，血瘀水停。

治法：泻下通瘀。

处方：生大黄30g(后下),芒硝24g(分冲),桃仁12g,怀牛膝12g,鲜生地60g,麦冬20g,猪苓30g,泽泻12g,白茅根30g。配合西药支持疗法。

二诊：1982年12月25日。药后大便日行六七次，小便随之增多，呃逆亦除，舌苔焦黄，舌红绛，脉细滑。

处方：生大黄30g(后下),桃仁12g,怀牛膝12g,鲜生地60g,麦冬20g,猪苓30g,泽泻12g,白茅根30g,车前子15g。

三诊：1982年12月29日。上方服用4天，小便日行5600mL,渴喜冷饮，寐差多言，烦扰不宁，舌红少苔，脉细数。血压150/110mmHg,查血常规：红细胞1.69×102/L,中性粒细胞92%,淋巴细胞80%,血小板66×10/L,尿素氮33.9mmolL。热毒伤阴，心肾两伤，治予滋肾清心、养阴清热。

处方：北沙参15g,石斛15g,生地30g,玉竹12g,怀山药12g,山萸肉12g,丹皮10g,知母10g,龙骨30g,覆盆子15g,莲子3g,白茅根30g。

服上药4天后烦渴解，神静，尿量递减至每日2206mL,尿检(-)。查血常规：红细胞6.2×10/L,中性粒细胞60%,淋巴细胞40%,尿素氮9.9mmol/L。转予滋阴固肾善后。 周仲瑛

(二)肝硬化

1.辨治思路

肝硬化指由多种原因所致的慢性肝病过程中，出现以肝脏弥漫性纤维化、假小叶形成、肝内外血管增生为主要特征的病理阶段，属重大难治病范围。20世纪80年代初期，周仲瑛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指出慢性肝病的主要病理因素(即“邪实”)为“湿热瘀毒”,提出“以瘀热为核心，湿热瘀毒复合病机随着慢性肝炎，肝硬化病情加重或病程延长而越发成为病机关键”。

周仲瑛带领团队通过大量临床实践，率先提出湿热瘀结贯穿于慢性肝炎至肝硬化始终的学术观点。其后进一步研究发现慢性肝炎湿热疫毒不仅在气分，且大多深人血分，邪阻气郁，热结血滞，邪瘀搏结，常表现为肝经湿热瘀毒蕴结，血分热毒偏盛，病势缠绵，并与肝硬化关系密切，称为湿热瘀毒证。而在肝硬化进程中，湿热、毒、气滞、气虚、阴虚等皆可致瘀，如湿热致瘀或血瘀化热，瘀热相搏，促进病情进展。其中，瘀热发黄或瘀热阻窍常出现在慢性肝炎、重症肝炎或肝硬化活动期；若邪毒久羁，瘀热伤阴耗气，则易致积聚、鼓胀，甚或酿生痛毒。这也表明在肝炎一肝硬化进程中存在湿热致瘀、瘀血化热、瘀热相搏、等病机错杂状态。

此外，周仲瑛进一步提出，瘀热是肝硬化湿热瘀毒郁结复合病机中的关键环节。湿热瘀毒郁结复合病机内含湿热、瘀热、郁热、瘀湿、瘀毒等不同病机要素，其中，湿热病机多是患者免疫炎症活动期的主要特征，而瘀热病机则是病情不断进展的核心关键。由于湿热致瘀或血瘀郁热，皆可致瘀热相搏，此时常表现为患者肝脏细胞的坏死与疤痕修复，肝组织纤维化进一步加重，促使病情进展。甚者会出现瘀热发黄、瘀热动血、瘀热水结、瘀热阻窍等证型，临床常见于急重症肝坏死或肝硬化活动期。

周仲瑛带领弟子团队开展了2项临床研究，进一步佐证了瘀热病机在肝炎一肝硬化演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针对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湿热瘀毒复合病机，周仲瑛认为，清化湿热瘀毒为其基本治法，内含清热、化湿、凉血、化瘀、解毒等法，以凉血化瘀法为其核心治法、同时依据肝、脾、肾功能的失调情况，配伍   

健脾、滋肾等法。在不同个体及不同病程阶段，病机侧重点不同，复法组方，随证加减。凉血化瘀并不同于清热解毒与活血化瘀的合用，而是要选择既能清热又能凉血散血的药物，使热毒失去血瘀的依附，血分火热得以清解而不致成瘀，瘀热相搏从而得解。常以犀角地黄汤、桃核承气汤，下瘀血汤、鳖甲煎丸等方为基础，药用水牛角片，炙鳖甲、丹皮、赤芍，生地、紫草、丹参、山栀、桃仁、泽兰、徐长卿、虎杖等加减。

临证之时，可与清热利湿解毒药配伍。针对湿热毒邪为患，常选用茵陈蒿汤加减，可用茵陈、熟大黄，黑山栀等清热利湿药，酌加垂盆草、老鹳草、酢浆草等利湿；若黄疸较重者，酌加鸡骨草、田基黄、金钱草等利湿退黄；以上药物性多苦寒，应多注意顾护脾胃，临床上常佐以炙鸡内金、砂仁、焦山楂、神曲、炒白术、茯苓山药、太子参等药健脾益气。亦可与疏肝健脾药配伍，针对肝脾两伤者，包括肝郁脾虚、肝胃不和、肝脾气虚等证，常常出现疲劳乏力、纳差、厌食油腻、胁肋脘腹痞满或胀、口干、口苦等症状。临床多以柴胡疏肝散、参苓白术散、逍遥散等组方，常选用醋柴胡、香附、青皮、陈皮、广郁金，茯苓，法半夏、太子参、苍术、白术、鸡内金、焦山楂、焦神曲等药。还可与滋养肝肾药配伍，针对肝肾阴虚者，患者常表现出肝区隐痛、目涩、视力模糊、腰膝酸软、手足心热、失眠、多梦、盗汗、苔少质红隐紫等症状。用药当滋养肝肾为主，且当慎用温燥之品，以防暗耗肝阴。多以一贯煎、二至丸、六味地黄丸等加减，常选用北沙参、麦冬、石斛、熟地、楮实子、桑寄生、枸杞子、女贞子、旱莲草等滋养肝肾。最后，可根据实际情况与活血利水药配伍。针对气血水互结，肝脾肾俱虚者，临床上治以利水活血，又因利水药每多伤阴，周仲瑛常选用养血活血兼以滋阴利水的药物，如益母草、丹参、泽兰、泽泻、徐长卿、楮实子、水红花子、马鞭草、泽漆、老鹳草等。

综上，周仲瑛在治疗肝硬化时处方用药虽然繁多，但总体着眼于肝硬化湿热瘀毒郁结复合病机及疾病病程的动态演变规律，并紧扣整体观，遵循复合病机立方遣药。整个过程用药精当，配伍严密，思路巧妙，疗效确切。

2.典型医案

许某，男，44岁，1994年7月28日初诊。

患者于1992年曾患急性肝炎，今年6月底患急性肠炎，腹泻1周。目前服用保肝药，腹部膨满，手触腹水征(+),尿量少，色黄，食纳无味，口苦，面色晦滞，舌苔黄薄腻，脉细。腹部B超示：腹水，脾大，胆囊炎症。

西医诊断：肝炎。

中医诊断：鼓胀。

辨证：肝脾两伤，健运失司，气虚血瘀，水湿内停。

处方：醋柴胡5g,制香附10g,炒苍术10g,炒白术10g,厚朴10g,猪苓15g.茯苓15g,泽泻15g,泽兰15g,蚕沙10g,带皮槟榔15g,马鞭草15g,青皮6g,陈皮6g,炙桂枝6g,砂仁3g(后下),玉米须10g。21剂。

二诊：1994年8月25日。服药后目前腹水消退，精神改善，食纳知味，舌质红，苔少，脉细。证属肝热脾虚，气滞血瘀水停。

处方：醋柴胡5g,赤芍10g,白芍10g,炙鳖甲15g(先煎),生黄芪15g,枸杞子10g,楮实子10g,太子参12g,炒白术10g,茯苓12g,炙鸡内金10g,砂仁3g(后下),玉米须10g,泽泻10g,泽兰10g。28剂。

三诊：1994年10月13日。病情稳定，食纳均有改善，二便正常。守法治疗。

(三)癌症

1.“痰瘀郁毒”是肿瘤的基础病机病证

基于“癌毒”为病，多起于气机郁滞，以致津凝为痰，血结为瘀，郁毒与痰瘀互相搏结形成的病理观，结合临床感悟，周仲瑛认为“痰瘀郁毒”是肿瘤病的主要核心病机病证，具有辨证的普遍意义，而化痰消瘀是治疗肿瘤的重要大法。一般而言，肿瘤既成之后，最易伤阴耗气，故多以气阴、气血之虚为主，治疗以益气养阴为多。

2.辨证与辨病理当互补

中医辨病，古来即已有之，如乳岩、肠覃、石瘕、癜积、石瘿等，都是针对不同病位及病理性质所提出的病名，是与西医病名对应结合的基础，应予挖掘整理，以供临床双重诊断及科学研究之用。辨证则是中医的理论特色、临床优势，个体化治疗的基础，应用现代辨病诊断知识，可以测知病情的演变发展转归，但不能指导中医的辨证论治，为此必须辨病辨证双轨并行，特别是对辨病诊断疑似难定，原发病灶遍查难明，不能冒然采用化疗放疗者，更需有赖于辨证治疗。

3.把握邪正的消长变化

肿瘤的发生、发展、预后，始终决定于邪正的消长盛衰、动态变化，这是基于整体观点，通过司外揣内所获得的综合印象，如与微观辨证相结合，更有临床实用价值，可制定分期治疗规则，提供其有中医特色的思路和依据，并落实到临床应用。概言之，初期邪不盛，正未虚，当予攻消；中期邪渐盛，正日虚，当消补兼施；末期正虚明显，邪积已深，则当补中寓消，养正除积。

4.瘤体是整体病变的局部征象

临证可见，有的患者查见某项肿瘤标记物明显增高，且持续异常，或已经出现转移性癌，而寻找原发病灶仍然不明。据此可以认为瘤体的形成，当是整体病变的结果，是整体病变的局部表现。临证应从整体状况来看局部病变，做到有机的统一，注意审察患者的个体特异性，衡量治人、治瘤，治证的主次轻重，先后缓急。避免只看瘤体，不顾整体的片面性，这样才能发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优势，凸显中医治瘤的特色理念，走自主探索之路。

5.解毒与攻毒要因证因人而异

当前中医临床应用祛毒类药治癌已为大众所共识，客观反证了癌毒学说的实用性，但对解毒与攻毒的认识和应用倾向上还各有侧重。如能因证施治，有主有次，联合互补，将更有利于个体化的治疗。具体言之，解毒当求因，辨清毒的病理性质，分别采用不同的治法，如清热解毒、化痰解毒、化瘀解毒等。

6.从肿瘤所在病位，求病理因素的特性

由于脏腑病证表现各有不同，病理因素的主要特性随之而异，为此必须审证定位求机，才能指引临床治疗。如颈以上的头面部病变多以风火上攻，热毒壅结所致；颅脑肿瘤常以风火痰瘀，上蒙清阳为主；肺部肿瘤则多以痰瘀郁热为先；食道、胃部肿瘤多以痰气瘀阻为始；甲状腺病变多属火郁痰瘀；肝胆病变主在湿热瘀毒为患；肠道病变主要为湿浊瘀滞；肾、膀胱病变主在湿热浊瘀等。依据不同病期的脉症，识其兼夹，从整体辨其气血阴阳的亏虚，进行立法组方。还要根据药物的归经理念，同中求异，加强对主病脏腑治疗的针对性，达到进一步的优化。

7.复法大方多环节增效，是治疗肿瘤的基本对策

目前在中医内科领域，因疑难杂病而就诊者与日俱增，呈现"礼失而求诸野"的趋势。其中尤以肿瘤为难治病之典型病种，表现为病因的特异性，多种病理因素的复合性，多脏同病，多证交错，虚实夹杂，因果互动，病势复杂多变，因而必须采用复法大方，才能应对这种复杂的病情，多环节、多途径增效，达到综合治疗的最佳目的。

常用的肿瘤辨治十法包括理气解郁法、化痰祛瘀法、搜风剔毒法、清火败毒法，攻毒消微法、化湿泄浊法、润燥软坚法、助阳消阴法、益气养阴(血)法、健脾和胃法。以上十法，不外祛邪、扶正两端。诸法相合，可针对多种病理因素的因果演变转化而组方，随其所在脏腑病机特性而配药。邪盛正虚者可视脏腑阴阳气血之虚损而扶正补虚，消中有补，补中有消，主次轻重因人而施，灵活组合化裁。

8.肿瘤的用药要点

整体观念，辨证辨病相结合，是优选肿瘤用药的理论基础。辨证求机用药能适应个体的病情，把握其病机特性；辨病用药是采用抗癌通用性药物，并与辨证用药融为一体。辨证用药有助于缓解主要痛苦，病位归经用药可以加强其针对性与脏腑的亲和度，经验用药可以彰显不同学派的特长。其中尤应以辨证求机为主导，针对癌毒不同类别的病理特性选药。常用药如下：

风毒：白附子、露蜂房、地龙、全蝎、蜈蚣、蛇蜕、马钱子等。

寒毒：制川乌、制草乌、肉桂、细辛等。

火(热)毒：蛇舌草、半枝莲、蜀羊泉、藤梨根、龙葵、青黛、漏芦、山豆根等。

痰毒：山慈菇、南星、夏枯草、僵蚕、白芥子、葶苈子、猫爪草、泽漆、半夏、旋覆花、昆布、牡蛎等。

瘀毒：莪术、山甲、片姜黄、王不留行、凌霄花、水蛭、桃仁、鬼馒头、鳖甲等。

湿(浊)毒：苦参、茯苓、猪苓、薏米、土茯苓、墓头回、羧葵、椿根白皮等。

燥毒：天冬、天花粉、知母、石斛等。

郁毒：八月札、枸橘李、乌药、合欢皮。

临床施治应结合病位、主症选药，区别邪正主次，针对阴阳气血之虚，益气养阴补血温阳，扶正以抗癌。对专方专药的选用，应从有毒无毒、毒性大小，中医药理论所主病证，衡量取舍。时刻注意顾护脾胃，运脾健胃，调畅腑气，才能确保气血生化有源。忌过度治疗，损正伤脾败胃。补益扶正应防滋瘤助长，做到攻不损正，补不助邪，以知为度。

9.标急从权，对症施治，可缓其所苦

肿瘤后期，邪盛正虚，愈益明显，随其病位的不同，变症多端，甚至成为临床突出的痛苦，以致生存质量下降，特别是放化疗后所导致的毒副作用，每多难以忍受，耗伤气血，伤脾败胃，尤为严重。而中医药的对应治疗，有缓其所苦的作用。临证所见，癌性发热、出血、贫血、疼痛、胸水、腹水、泄泻、便秘等，若能在辨证的基础上，针对主要矛盾，有重点的对应施治，可缓其所急，值得总结经验，逐个探索研究。

10.防复发、转移，贵在养正

“养正积自除”,不仅是治疗肿瘤的重要理念，提示了防止过度治疗伤正的一面，还为预防肿瘤的复发与转移提供了基本对策，重视养正，增强体质。一般而言，正虚多以气阴、气血之虚为主，阳虚者少，后期阴伤及阳者有之，因瘤体耗精血以自养，最易伤阴耗气，妄予温阳补火，反致耗气伤阴，不可不慎。除积当视痰瘀之偏胜，血道转移者当消瘀以流畅气血，气血冲和则血不瘀滞，但忌破血、动血，宜凉血、和血以散瘀，活血以生血，淋巴转移者当化痰、软坚、散结，使津液归于正化，不致复发再生。

11.典型医案

谭某，男，64岁，2009年6月26日初诊。

患者近期体检发现左上肺占位，已行手术治疗，术后病理示：肺中分化腺癌，未行放化疗，求诊于中医。刻诊：时有憋气，嗳气不畅，呛咳少痰，食纳不馨，矢气便溏，两足怕冷，形体消瘦，舌质暗，少津，苔黄厚腻，脉弦滑。

西医诊断：肺癌。

中医诊断：肺岩。

辨证：痰瘀郁肺，气阴两伤，脾胃不健。

处方：南沙参12g,北沙参12g,麦冬12g,太子参10g,党参10g,焦白术10g,茯苓10g,炙甘草3g,法半夏10g,生薏苡仁15g,仙鹤草15g,鸡血藤15g,猫爪草20g,山慈菇12g,泽漆15g,白花蛇舌草20g,冬凌草15g,肿节风20g,炙桑白皮12g,砂仁3g(后下),炒神曲10g,佩兰10g,金沸草10g,苏子10g,苏梗10g,厚朴花6g。常法煎服。

二诊：2009年8月28日。近来自觉症状尚平，咳少，痰少，呼吸稍有气粗，食纳尚可，二便正常，体重略增。舌质暗，有裂纹，苔中部薄黄腻。脉小弦滑。复查胸部CT提示：左侧肺癌术后，左侧胸腔积液，左肺多发条索影，右下肺少许炎症，双侧胸膜增厚。

处方：6月26日方去金沸草、苏梗、厚朴花，加鱼腥草20g,半枝莲20g,冬瓜子、冬瓜皮各10g,灵芝5g。常法煎服。

三诊：2010年1月8日。左上肺腺癌术后半年，康复情况良好，基本不咳，有痰不多，眠食正常，矢气稍多，手术切口偶有疼痛，舌质暗，苔黄薄腻，脉弦滑。

处方：6月26日方去法半夏、猫爪草、山慈菇、金沸草、苏梗、砂仁、佩兰，加生黄芪20g,灵芝5g,片姜黄10g,老鹳草15g,羊乳根15g。常法煎服。

此后长期中药调治，随症加减，随访至2011年11月，肺癌术后2年半，康复良好，咳嗽无，复查血常规、肿瘤标记物、生化检查无明显异常，胸腔积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