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志正自1939年取得了医师资格，正式步人杏林，至2023年1月20日仙逝，搏击医海八十三载。其习医、行医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学思相合，夯实基础(1934～1939)

1920年12月，路志正出生在河北省藁城县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里几代单传，他一出生便成为家庭的全部希望。

菜城位于冀中平原西部，属燕赵故地。冀中大地历史悠久，中医药文化氛围浓重深厚，这里不仅出土过商代的扁镰、石针，汉代的金针银针，扁鹊、刘完素、张元素、李杲、罗天益、张锡纯等中医大家也都在此留下了引领中医发展的足迹，尤其是“杲益”师徒情深的民间故事在这片热土上广为流传，影响颇深，人心尚医，为“冀中大地，名医辈出贯古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路志正之父路永修生于1882年，读过私塾，开过药铺。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观念的影响，也为消弥“粗通中医”之痛，自打爱子降生起，他就为儿子“私定”了人生。路志正5～6岁时，父亲见他有学习的愿望，就开始教他《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家诗》等启蒙读物。1年后路志正开始在村里读私塾，学习文化知识。I1岁时，他考取了高小，但由于家境窘迫，付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务农。劳动的艰辛，使他知道了什么叫“披星戴月”“赤日炎炎”,也真正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养成了一生节俭之风。

路志正的三伯路益修生于1872年，是一位清末秀才，因屡试不第，遂弃儒习医。俗话说“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几经参悟、实践的磨砺和向名家请教，至20世纪30年代，路益修不但成为当地颇有影响的儒医，而且还因文字功底深厚，1933年受聘为“修志局长”,参与了第四次《藁城县志》的续修工作。

1934年，路志正进入三伯创办的河北中医专科学校学习。医校成立之初，三伯主讲《汤头歌诀》《药性四百味》等一些中医基础知识；陈宣泽先生教授古典文学。陈先生亦为秀才出身，在诗词格律、散文训话方面很有造诣。在此期间路志正学习了《论语》《孟子》《周易》《古文观止》等古籍，还从老师那里阅读了《聊斋》《东周列国志》《幼学琼林》等文学作品，为进一步学习中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功底。一年后，学校又聘请了山西蒲州名医孟正己讲授专业课。孟先生认为，作为一名中医，不学《易经》很难登较高的境界。为此，他以《易经本义》为教本，补讲了《易经》的知识。由于路志正聪明好学，孟老师对他喜爱有加，特意买来《周易白话解》赠予他，单独辅导。孟先生主张学习中医首先要学好经典，然后旁通百家，只有这样做，才能收到高屋建瓴的效果。因此指定《素问》《灵枢》《图注难经脉诀》《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备要》为学习书目，并且强调反复阅读经典要，直至背熟。

就医典的诵读，三伯主张：先低吟，即自念自听，吟读数十遍，甚至百遍以上，就像行云流水，出口成诵，形成自然记忆。他反对高声朗读或强记在心，这样背记既慢又容易忘。低吟之后，要逐渐放慢速度，边读边体会文中含义，即古人所谓“涵味吟诵”,务求弄懂原文。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得就是这个道理。路老说后来许多一直铭刻于心的古典文学名篇，以及中医经典名著,都是那个时期诵读记住的，不少原文多年以后仍能朗然成诵。按照老师的要求“反复吟诵，默记在心",又经老师的点拨、自己的揣摩，他养成了一生喜读书及“背思相结合”的习惯。同时苦练书法，练就了一手好字。就这样，包括儒释道智慧在内的优秀、深厚的中华文化，为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临床辨证思维的构建铸就了扎实的基础，也为他今后在中医学领域的驰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学以致用，誉满乡里(1937～1950)

1937年，日寇侵占华北，医校停办。路志正遂开始跟伯父和孟先生侍诊抄方，由书本学习转入临床实践。这本是每个中医学子热烈期盼的，但路志正发现从病家所述诸“症”来看，都似曾相识，然类属难捋，轻重难辨、和医典所载证候相差甚远，因此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不得已，他只得求教恩师。三伯早就看出他的苦恼，于是嘱咐路志正回去先找本医案看看，路志正如梦方醒。业内不是有“读医不如读案"之说吗!是到了认真读医案的时候了。自此，以读案破临证之疑就成了路志正一生坚持的好习惯。另一方面，在侍诊抄方过程中，他始终留意老师诊病的一言一行，暗自查找自己临证理，法、方、药与其的差距。如临证处方思路和老师不一样的时候，先回去翻书，心中有所悟后，再去请教老师以寻究竟。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路志正逐渐对老师的辨证方法和诊疗特点有所领悟，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诊病思路。此后，路老又拜王步举先生为师，研习《灵枢》《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针灸著作，并对其中的《百症赋》《标幽赋》等针灸歌赋进行了背诵，为其后针药并用、屡起顽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路志正以河北省第八名的成绩顺利通过会考，取得了执业资格，自此正式步人杏林，悬壶乡里，走上济世之路。因为在农村行医，患病人群多为体质较壮的农民，且病多为急难危重的实证，因此，几年下来，使他对伤寒、温病理论有了较深的理解。虽说这期间，因救治一些急重患者，在当地有了一定名气，但是，初入杏林、不少时候仍感力不从心，不能从容应对。这就逼着他不得不白天出诊，晚上回来挑灯夜读，带着问题寻觅，判断每一个诊治过程中的得与失，以便及时做出调整。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仍是他夯实基础及“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阶段。说到经验，一是时间久远，二是当时的“脉案”已全部遗失，故在他的记忆中，能回忆起的“教训”远比“经验”多。比如，1942年，乡中陈某患温热病月余，屡治不效。请路志正出诊，只见家人正忙于焚香理佛，祈求神灵护佑。患者年方十七，僵卧于炕，两目直视不瞬，昏睡不醒。观其舌，质暗而紫，苔黄厚而干；脉如转索，左右弹指；扪鼻察息，呼吸虽慢但尚匀，吐气虽微却尚温，四肢虽凉，但未过膝肘。索观前医处方数十张，多以白虎汤加减，方中煅石膏，初用二两(60g),渐增至250g。面对此等危证，一时难以决断。沉思良久，他悟出石膏煅用不当，煅后失去解肌之效，而成寒凝之弊，致使邪热内伏而不得外达，犯了“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之戒。欲解其凝，必以温通。遂以参附汤化裁，以人参、淡附片、紫油桂各1.5g,煎水频服，以观动静。翌日，家人喜来相告，患者眼开能言，少思饮食，四肢转温而能屈伸。路志正因忙于诊务，以为既已见效，可宗方不更，嘱再进两剂。孰知第三日家属张皇来告，进药后，突然烦躁不安，赤身裸体，言语不休，行动狂妄。路志正急忙诊视，见其面色红赤，舌质红绛，苔黄燥而有芒刺。大便数日未行，纯系一派阳明腑实之象，遂以增液承气汤化裁，药后当晚下燥屎二十余枚，高热退，神清而愈。事后，路志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初用桂附，本为“急则治其标”救急之策，寒凝一解，内热已露，本应及时更方，才符合辨证论治、标本先后之旨。今大意误治，险陨人命，令人深省，甚为内疚。医者呈性命之托，责任尤大，不可稍有疏忽，孙真人谓：“胆欲大而心欲细，行欲方而智欲圆。”确为至理名言，应为医者之座右铭。

不过应强调的是，这一阶段对他来说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这十几年在农村的实践，没有对“伤寒”和“温病”理论的深人学习和应用，1960年在包钢职工医院抢救大面积烧伤工人的战斗中，就不可能那么自信、从容地应对，更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治疗效果；在2003年SARS来袭时，就不可能指导学生临床诊疗并取得显著疗效。因此，路志正常言：“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是中医的宝贵财富，是中医战胜急性热病和应对重大疫情的重要法宝。我们应对其进行深人的研究、挖掘、整理，并加以提高和运用，以便更好地造福人类。”

实可谓“聚沙成塔难觅踪，鉴往知来仍在胸。昼诊夜读夯基础，十年磨砺重养成"。

(三)广蓄博收，凭添才干(1950~1973)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向名医大家学习，路志正和三伯来到北京行医。1951年初，他进入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知识。1952年7月，毕业后进入卫生部医政司医政处中医科工作。1954年7月，中医司正式成立，他遂调人中医司技术指导科，负责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人员的进修培训，科研立项及其成果、实用技术、临证经验的推广工作。同时，他还参与了三项社会工作：作为部级保健医，在部卫生室每周出两个半天的门诊；1953年，任中华医学会第一届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委员；1953年参与《北京中医》的创办，并任编辑，校审稿件。

这一时期，他主编了《中医临床经验资料汇编》1~2辑(在内部发行),1964年参与编写《中国针灸学概要》一书中“内科疾病的针灸治疗”部分。先后发表了《中医对血吸虫病证候的认识和治疗》《中医对伤风感冒的认识和治疗》《中医对大面积钢水灼伤的辨证论治》3篇论文。上述医著或论文，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均与他当时主持的工作或流行的时病相关。比如《中国针灸学概要》,为应国际友人、华侨学习针灸之需，受卫生部和中医司征召，与北京、上海等地多名针灸专家和外文翻译，共同完成的一项任务。而有关“钢水灼伤”的论文，则是1961~1962年，奉派到包钢职工医院支边期间，参与抢救被钢水大面积灼伤的5位工人，用中医药取得四愈佳绩后，所写的工作总结，而后稍加变通而成为专业论文。虽说这一时期医著不多，但它却开创了路志正人生中的多个第一次，为后来的发展储备了知识，凭添了才干，因此意义重大。

在卫生部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一方面，居高临峰、工作性质使然，使他能近距离地接触各地的名医大家和有一技之长的民间医生，而且能看到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技术资料，为其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提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大师们虚怀若谷、谦逊诚恳的为人之道，以及心静若水、不尚虚浮、严谨认真、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对他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这20年的医政生涯，是其人生练达，眼界大开，学以致用，兼收并蓄，学识、品识不断积淀和提高的重要时期。

医政双担实难求，居高览阔尽眼收，耆老村医皆师友，德艺厚积为我谋。

(四)厚积薄发，多有建树(1973年至去世)

1973年11月，在路志正本人的一再要求下，得以回归本行，调入广安门医院成为一名普通医生，从此走上了专心治学、精研岐黄之路。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大转移后，我国从此走上了强国富民、中华复兴的康庄大道。1982年4月，在衡阳中医工作会议上，“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基本方针得以确立，从此，中医药事业跨过了“生死存废”的门槛，走上了“按中医自身规律”谋求发展的正确之路。

在这种大背景下，由于广安门医院及中医研究院各届领导的大力支持，这40年，对路志正来说可谓天道酬勤，厚积薄发，在学术上多有建树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