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法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的部分。国学是中医学发生、发展的土壤,以国学为思维内核,才能把握中医学的本质,从而做到真正的继承。古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秀才学医,笼中捉鸡"之说,就是说古时的读书人学习中医是非常容易的,他们所掌握的知识能够帮助他们较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医学理论。尤其是中国经典古籍的学习需要扎实的国学基础。李济仁教授少时曾跟随当地晚清秀才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颇得老秀才重视。从医后更是将中医经典背得滚瓜烂熟。在教学上,李济仁教授亦重视国学教育。其长子张其成自幼习儒研医,渐渐发现国学不仅是中医之源,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修心养生之道,从此走上了传播国学之路,在李济仁教授的支持和鼓励下,张其成成功考取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古文专业研究生,师从训诂大师钱超尘教授,专注于国学、中医文献研究,终成一代国学大师。
(一)理论著作——《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医学遗产,深入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探索中医学的源流,实现中西医结合,创立中国式的独特的新医学、新药,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为广大人民防病治病,就必须下苦功夫,系统学习《黄帝内经》。那么,如何学习呢?
1.了解历史背景
如针具在《黄帝内经》时代是砭石,随着历史发展,针具的演变过程为砭石—骨刺一竹针—铜针一不锈钢针。如《黄帝内经》认为金石药有补养作用,是在道家盛行炼丹基础上提出的;《黄帝内经》将人体脏腑器官的功能比作"十二官",是因封建社会时代特点而命名的,这种命名并不能完全说明脏腑的功用。学习《黄帝内经》时对这些历史背景均要有所了解。
2.联系日常生活
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人房……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素问,宣明五气》和《灵枢·九针论》都提到“久卧伤气,久坐伤肉”,说明人在日常生活中只有饮食适量、作息定时,才能对健康有利;好逸恶劳、恣情酒色,都会损伤身体。另外,有些理论还可以借用生活中的事例理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阳化气,阴成形",如釜内的水烧开了(阳),便化气而上升,釜盖冷却(阴),水气凝结,则变液而降。
3.结合临床实践
如《素问+灵兰秘典论》说:“肝者,将军之官。”古人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大怒往往引起肝气上逆,故曰“大怒伤肝”;反之,肝阳偏旺的人性情急躁,基于肝性刚强,好动不好静的特点,故将其喻为“将军之官”。再如阐述五行生克关系,亦必须结合人体的生理病理才能言之有物,不致空洞。临床上见到内热、气短、干咳、口渴、小便短赤、腰膝酸软的患者,是因为肺虚不能输布津液以滋肾,故以“金不生水”的术语来概括,治法以补肺滋肾为宜,即所谓“金水相生”。
4.联系前后篇
为解决原文繁杂和前后重复问题,可采取分析归纳法,把原文内容相近的部分合并在一起学习。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的十二官、《素问·六节藏象论》的五脏六腑及《素问·五脏生成》的五脏所合所主等内容合并学习,既避免重复,又突出重点,做到前后呼应,融会贯通。
5.通读、精读相结合
《黄帝内经》文辞古奥,所以“读”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通读以知全貌,精读以知其理,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
只有做到以上几点,进行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二)临床医案——《杏轩医案》
清乾隆、道光年间,新安名医程杏轩所撰《杏轩医案》,是目前中医临床重要参考书之一。其文字简明扼要,生动易懂,既有脉证方药的记载,又有病情变化的详述,夹叙夹议,有声有色,不可多得。李济仁对其妇科要法做出了总结。
1.顾护体质
程杏轩先生在妇科诊治中重视人体体质,借案中“病体素弱”“体瘦"“面黄体弱”“面黄肌瘦"“质亏”“羸躯”“体孱”等描述可资说明。他探索了人体体质与发病、辨证的内在联系。如“肥人之病,虑虚其阳;瘦人之病,虑虚其阴”“形瘦阴亏"等。又重视人体体质与治疗的关系,如“顾此赢躯,恐难胜任(攻药)”等。固然病案中找不到作者对人体体质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文句,但从其对疾病的治疗去分析,即可理解他以此观点来指导妇科临床的学术思想。如在“方氏女孩带下罕见之证”案中,认为该女孩年仅四岁病带下,实属罕见。辨其体质“先天禀弱”,又有脾虚夹湿之征,治用地黄丸以补肾强身,每晚服用;辅以参苓白术散以健脾祛湿,每晨服用,使此奇证获愈。在“吕氏妇产后胞衣不下误药晕脱”案中,程氏本体质之识,不囿旧说,遵“因人制宜”之治则,对吕氏妇胎产胞衣不下之症,力排“新产胞衣积血.阻碍不出,补之不宜"之众议,认为患者平素面黄体弱,此次胎产胞衣不下,是“气虚不能传送,血虚不能濡润”所致,主张大补气血。惜其主张未被采用,他医反用芒硝一两煎服,以冀攻除积血阻碍,结果“一匕人喉,即时晕脱”。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从整体观出发的,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皆不能离开患者体质,所以有“因人制宜”的治疗法则。而这种法则,又正是中医临床医学的重大特色,程氏本此见解,对不同体质的患者,同患某病而治疗各异,收效显著。如“许静亭夫人产后感邪重用清下治验"与“朱百春兄令婶半产崩晕,寒热似疟”两案,均为产后气血亏虚,前案感邪重用清下治验,后案半产血晕,寒热似疟,虽未确认有否感邪,但于案中已有明论,即“有外邪,投鼠忌器”,采用扶正祛邪法治疗获愈。前案因未明载体质如何,然从证洽、用药、取效来论,此例患者素体较强,似无疑义。否则纵便感邪,在产后气血大亏之时,也断不敢重用清下冒险。后案一开始即有患者“质亏,生育多胎”的记载。可知其素体不足,再加半产之后气血亏耗,故只能扶正以祛邪。
限于时代、条件,程氏对人体体质只能从人之外形及问诊去认识。但他这种重视人体体质,并从临床实践进行探讨的精神是可贵的。何况人体外形与人体体质本来就有密切关系,想要获取体质方面的资料,问诊亦是必不可少。
2.重视气血
气血失调是疾病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一种发病机制,对于妇科病来说更是重要的病理之一。因妇女以血为本,经、孕、产、乳皆以气血为物质基础,又易耗伤气血。
据《杏轩医案》中妇科病案所载。程氏是重视气血在妇科病中的作用的。前述胎产胞衣不下,他认为乃“气虚不能传送,血虚不能濡润”所致,因而主张"大补气血”。对于月经、孕胎,他强调只有气血充足,主血海的冲脉和主胞胎的任脉,才能发挥月事按时而下,孕育养胎的作用。否则,“气虚血少则月经不调”,气血、冲任不足,“即无他患,恐难孕育"。他认为血崩可致气血大亏,因“夫气为血之帅,暴崩气随血脱”。所以,他说:"血犹水也,若江河流行,设有枯涸崩决,其为患也大矣。"
程氏重视气血在妇科病中的作用还表现在他对“血”的分析上。他认为"凡血离宫便成块,未可见血之有块,即认为瘀”。此言证明他不仅从血之是否有块而定病之是否属瘀,还根据其他证情来明确诊断。对妇科病而言,观察“经血”“崩血”情况又是重要的诊断手段之一。他能够有以上正确见解,是长期临床实践的结果。此外,他还能从血的观察,进一步推求病本。如妇女下血,色紫黑,他认为“固多属热,然须辨其热之虚实"。这种科学、认真的态度和治病求本的精神,实为医林之范。
在治疗中,程氏认为"胎前诸病,尚须培养气血,况乎产后百脉空虚,不言可知矣”。他遵循朱丹溪“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主,他证从末治之”的原则,对于产后诸病强调补养气血。不独产后,在妇科临中,他竭力倡用补气固脱的独参汤,养血归脾的归脾汤,补中益气、升举下陷的补中益气汤等补养气血之剂。推崇“治气随血脱之候,悉丈参力斡旋”。每遇血崩、气随血脱之证,均用大剂人参汤灌服,足见他在“有形之血不可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的治则指导下,对于崩之危候,强调补气的重要性。他说:“舍独参汤。别无良药矣。”对于胎动下血,他用补中益气汤加阿胶治愈。分析该方“有参芪归术培补气血,妙在升柴二味升举之功。俾胎元不致下陷”。他善于应用归脾汤,常加减该方治疗多种妇科疾患。认为“血生于心,统于脾",归脾汤可调养心脾血气之源。如在“吴妇血崩”案中,他针对血崩分析了服用归脾汤对半产失调,始而经漏,继则崩中的全部发病过程均符合病情需要。他甚至得出经验,归脾汤比四物汤更适用于产后疾病。
3.精于辨证
程氏精于辨证表现在不仅对症状详加观察、分析,而且对所有关系辨证的材料均不疏漏。“许静亭翁夫人产后感邪重用清下治验”一案,就结合患者发病时的气候“时值游暑"、起居情况“楼居,闭户塞牖”,与脉证合参。明确诊断后,处方初用白虎汤加芩连以清之,继用玉烛散下之,同时嘱患者“移榻下楼”,以免暑气蒸逼。这种结合起居、天时情况进行辨证的特点,当今尤宜强调。
在辨证中,程氏有重点地突出对主要症状的询问。如在经闭伴有呕吐的病案中,他本着"治病必求于本"的精神,根据先病者为本的原则,在经闭与呕吐二症中,得知“恙由呕吐而起”,遂确认“自当以呕吐为本也",进一步认识到“苟能止其呕吐,则仓廪得藏,生生有赖,气血周流,诸证不治而安矣"。他详问了呕吐证候“饮食下嗌,停注胸间,不肯下行,旋即呕吐,冲逆不平,时时嗳噫”。诊为肝胃不和,治疗后,呕止而经行。
程氏精于辨证更表现在对每一证候都结合生理、病理知识进行剖析,因此诊断精当。如在产后感邪一案中,他不盲从他医“黑苔出现恐为伤肾之说”,认为“阴阳二证,舌苔皆黑,阴证舌黑,黑而润滑,病初即见……阳证舌黑,黑而焦干,热久才见"。故而不囿于"产后当以大补气血为主"之说,重用清下而治愈,可见其灵活性。对于“王氏妊娠二便闭塞”一案,他从生理角度分析,认为此乃“肺与大肠相表里,又与膀胱通气化,是二便之通闭,肺有所关系"。进一步分析其病理乃“金燥水无以生,清肃之金不能下降,是以二肠交阻”。治疗主张“清肺之热,润肺之燥,治其源也",使“气行则壅自通,源澄斯流清矣”。结果,正确地指导了治疗,使诸医运用滋阴疏利而罔效的病变获愈。
程氏从临床实践出发,阐述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各法,每有新意。如对血崩的温清治法,他说:“方书虽有暴崩宜温,久崩宜清之语,要知此温清二字,乃示人大意。未可执论也。夫气为血之帅,暴崩气随血脱,每见晕汗诸症,故宜甘温以益其气……初非指温字为温烈之温也;阴为阳之守,久崩血耗阴亏,每见燥热诸症,又当滋养以培其阴,益壮水之主,以镇阳光……亦非指清字为清凉之清也。”在施治中,程氏选用方药,师古而不泥。如他对用羚羊角散治子痫无异议,但对原方不动地套用于临床却不赞同。他分析方剂“唯羚羊角入肝舒筋,当归、枣仁补肝益血,茯苓安神,甘草缓急",与子痫的病机、证候是符合的。对方中防风、独活、木香、杏仁因其耗气,薏苡仁下胎,弃而不用,加熟地黄,沙参、阿胶、麦冬、芝麻以养阴濡液,少佐钩藤、桑寄生平肝息风,使之更适合临床实际。此外,对子嗽,他用补肺阿胶汤,认为“内有甘草、兜铃、杏仁、牛蒡清金降火,糯米、阿胶润肺安胎”,使胎病两调,而不用人们习用的紫菀散、百合汤,认为该方“法犹未善”。充分体现了他熟谙方药“间出新意,以济古法之未及”的特点。
数方同用而分服是程氏施治的又一特色。对于复杂的病变,他往往数方同时应用而采取早晚分服或间服、常服结合的方法。如他用早服参苓白术散,夜服地黄丸治愈了幼女带下;早用四阴煎,晚用淡养冒气、甘益脾阴之方,治愈了内伤经闭证;间服加味归脾汤以调养心脾血气之源,常服毓麟珠补益冲任,治愈气血虚少。冲任不相交通之经期不调、不孕症等。应当指出,程氏用早晚分服特定方药的方法治疗某些病变,行之有效,值得我们探讨,也值得推广应用。
“读书”的话题很大,涉及面也很广,以上只是泛泛而谈。但要做一个好中医,必备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是必须掌握的,这就需要博览群书,有了这个基础,再深化提高也就有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