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仁教授临床善于治疗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冠心病、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疗效确切，医名远播，兹介绍如下。

(一)肺癌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是由于正气内虚、邪毒外侵引起的，以痰浊内聚，气滞血瘀，蕴结于肺，以致肺失宣发与肃降为基本病机，以咳嗽、咯血、胸痛、发热、气急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恶性疾病。本病类属于中医学的“肺积”“痞癖”“咳嗽”“咯血”“胸痛”等范畴。李济仁教授辨治木病的学术经验如下。

1.从正虚辨治“肺癌”

随着临床研究和基础实验研究的不断深入，“正虚致癌”这一理论观点逐渐成为共识。肿瘤的发生发展是机体邪正交争的过程，受到这些病因的长期影响，会形成“正虚”的关键病机，进而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行失常，气郁、血瘀、痰毒、湿邪蕴结脏腑，积久形成有形肿物。正如《素问·评热病论》中所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不同类型肿瘤发生的病因病机虽不尽相同，但其发病机制均离不开“正气虚损，邪气停踞”这个关键病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说：“虚劳之人，阴阳伤损，血气凝涩，不能宣通经络，故积聚于内也。”此为虚劳积聚候，即虚劳病的一种，“夫虚劳者，五劳、六极、七伤是也”。五劳为志劳、心劳、瘦劳、忧劳、思劳，又为肺劳、心劳、肾劳、脾劳、肝劳；六极为气极、血极、筋极、肌极、胃极、精极；七伤为阴寒、阴萎、里急、精少、精清、精连连、小便苦数，又为大饱伤脾、大怒伤肝、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形寒寒饮伤肺、忧愁思虑伤心、风雨寒暑伤形，大恐惧不节伤志，极大地丰富了肿瘤“正虚”病机的认识。宋代《中藏经》曰：“积聚薇瘕杂虫者，皆五脏六腑真气失，而邪气并遂乃生焉，久之不除也，或积，或聚，或癜，或瘕。"金代张元素在《医述》论积证时亦指出："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脾胃虚弱，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提出“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亦云：“凡脾胃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皆有积聚病。”这些都说明脏腑虚亏是肿瘤发生的内在因素，也是其他致病因素导致癌瘤发生的前提条件。肿瘤因虚而成，肿瘤形成后寄生于人体，耗气伤血，正虚进一步加重。此外，手术治疗、化学治疗、放射治疗等西医标准治疗是肿瘤治疗的有效手段，但这些治疗手段在达到祛邪作用的同时也损伤了人体正气，如手术切除部分脏器组织后气血亏虚；射线火热毒邪灼伤肺津出现干咳、胸痛等症，多见于肺癌肺燥阴亏证和气阴两虚证；化学治疗药物多为热毒之物，多耗气伤津，损伤脏腑而致乏力、脱发、口干、白细胞低下，甚至造成肾功能不全，形成心肾、肝肾两虚，脾胃亏虚等证型，均可进一步加重“正虚”。

李济仁教授认为肺癌多为“肺虚标实"。“肺虚”有肺阴虚、肺气虚、气阴两虚之别，临床常合并脾虚、肾虚；“标实”多以痰湿、血瘀为主，根据TNM分期，1、Ⅱ期患者证型多以肺脾气虚为主，Ⅲ期患者可见肺脾气虚、肾阴亏虚、肺阴亏虚等证型，IV期患者以气阴两虚为主；在肺癌发病过程中，随着手术、放化疗、靶向治疗耗气伤津，阴亏则热毒愈盛，痰湿证逐渐减少，瘀毒证有所增加，但气虚、气阴两虚贯穿始终，同时因为人体正气亏虚，免疫功能下降，多会发生肿瘤的生长、扩散和转移，临床多见于气阴两虚证患者。

2.带瘤生存

李济仁教授一直强调中晚期肺癌患者应“带瘤生存”,在不可治愈的恶性肿瘤漫长治疗过程中，当邪正处于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则可以出现“带瘤生存”的特殊阶段。此时的治疗目的应依据患者体质、重要脏腑、免疫及骨髓功能状况，结合生活质量的评估，制定个体化、动态调整的扶正抑瘤方案，以期达到及延续正邪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达到延长生存期、减轻痛苦症状、提高生存质量的目的。他临床多以益气、补血、滋阴、温阳等扶正治疗为主，并根据肺部肿瘤的位置、大小、性质，辅以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化瘀消肿之法。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大积大聚不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则死，此治积聚之法也",指出大积大聚这类恶性肿瘤疾病不可过度治疗，而应“衰其大半而正”、否则可能带来医源性死亡。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提出“带病延年”的理念，清代吴谦在《医宗金鉴》中提到“带疾而终天",高秉钧的《疡科心得集》中则记载：“大方中有四绝证，风、痨、臌、膈是也。疡科中亦有四绝证，谓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是也。"认识到诸多晚期癌症是难治性疾病，并提出“细论之，发于脏者为内因……如失营、舌疳、乳岩之类，治之得法，止可带疾终天而已",提出不可根治的恶性肿瘤疾病可以通过恰当的治疗，获得“带疾终天”的目标。

中医带瘤生存是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维指导下，不仅关注肿瘤局部，更关注患者的主观感受和生活质量，防止过度治疗和不合理治疗，带瘤生存理念传承了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人是一个整体，人与环境是一个整体，人与其所患疾病也是一个整体。西医学多以无瘤生存为疗效评价标准，认为恶性肿瘤疾病是局部病变，治疗恶性肿瘤必须灭活所有癌细胞以防复发。这些理念推动了根治性手术、放疗、化疗等方法的应用，但同时也因为缺乏整体观念，忽视了患者的整体状况，造成临床出现不必要的扩大手术、高强度化疗和放疗等过度治疗，导致机体承受不必要的过度损害，使患者生存质量下降。随着大量临床试验研究的开展，众多医家逐渐对将无瘤生存作为唯一终极治疗目标产生质疑。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肿瘤定义为可控、可治的慢性疾病，西医也将恶性肿瘤疾病的治疗从局限于恶性肿瘤病灶转变为重视恶性肿瘤疾病患者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对不可根治恶性肿瘤的疗效评估以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为主，强调综合评估患者临床症状、主观感受，生活质量、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的评价指标，这与中医的带瘤生存理念殊途同归，也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提供了新的想路与方法。

3.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辨病论治是借助于现代理化工具，用定量定性的直观数据阐释疾病的病理变化，以对疾病确定治疗原则。李济仁教授认为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在肿瘤诊治方面各有特点，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发挥其优势。由于肺癌病机复杂，证候多变，应根据机体气血阴阳的盛衰，或气滞，或痰凝，或血瘀，或毒聚等不同邪实状况，及内外证候的不同表现，灵活辨证。同时，应根据肺癌的不同部位，原发、转移的不同性质，进行辨病论治。辨证与辨病共举，经方与专方同用，效方与达药相结合，达到理想效果。

他强调在辨证施药的同时，常根据不同的肿瘤类型选用相应的药物，如肺病常选用金荞麦、炙蟾皮；胃癌常选用拨葵、红豆杉树皮；肝癌用斑蝥、守宫；乳腺癌常用藤梨根、蛇莓；直肠癌选用龙葵、白英等。如患者术后高热，可随症选用金银花、连翘，菊花、天葵等清解热毒；伤口不愈，可加用生黄芪、当归、赤芍、丹参、川芎等生肌活血：对于肿瘤疼痛明显的患者，可选用制乳香、制没药、延胡索、徐长卿、郁金、猫人参等。此类药物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临床疗效。

4.扶正与祛邪并用

李济仁教授认为肺癌发病原因无外乎正虚邪实，由于正气虚损，脏腑功能失调，气滞、痰凝、瘀血、浊毒等有形之邪乘虚而入，留滞肺部，形成肿块，故而发为肿瘤。“正气虚则成岩”(《外证医案汇编》),肿瘤的发生，首先责之于正气虚，正气虚则以脏腑的气、血、阴、阳虚损为主，且正气不足存在于疾病的各个阶段。邪气实则存在气滞、痰凝、瘀血、浊毒等病理因素，气滞则血瘀、气滞则痰凝，故《景岳全书》云：“凡人之气血犹源泉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不滞，虚则无有不滞者。"《仁斋直指方》亦有“气结则生痰，痰盛则气愈结”的记载。诸多病理因素常兼夹致病，出现气滞血瘀、痰瘀互结、瘀毒内盛之候。“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肿瘤存在于体内，则正气益虚。故他强调，对于肿瘤的治疗应扶正与祛邪并用。肺癌患者毕竟存在正虚，而且在病情的发展过程中，癌毒不断耗伤正气，正虚之象渐渐显现，或以正虚为主，故关注体质状况，在正邪消长的过程中，需恰当选择，适量运用扶正补益药，使机体免疫功能增强，以助邪外出，正如李杲所说“温之，和之，调之，养之，皆补也”(《内外伤辨惑论》)。所以，在肺癌的辨证论治过程中，既要注重机体存在癌瘤病灶的现实，采用“攻邪”之法，又要强调在肺癌病程中机体正气虚所表现的各种各样临床症状和体征，适当地采用“扶正"等治法，正确处理“祛邪”与“扶正”的关系，扶正与祛邪并用。

扶正是前提和基础，在扶正的基础上适时、适度祛邪，方能把握肿瘤治疗的精髓。在临床治病中是以扶正为主，还是以祛邪为主，这要根据每一个肺癌患者的正气与邪气的孰盛孰衰，还要结合阶段性的变化，补与攻灵活应用。但具体实践操作比较复杂，如攻邪太过，不仅不能抑制肺癌病灶的生长，而且很有可能促进病灶的发展，甚或加速其转移；反之，如补益不适度，不仅不能调节肺癌患者的正气，反而会耗伤人的正气，如食欲降低、精神萎靡、口干加重等，不能有效地控制病灶。祛邪是为了扶正，扶正与祛邪相结合，其治疗的最终目的主要是扶正。

他临床常用黄芪、炒白术、潞党参、绞股蓝等益气健脾之品，当归、制黄精、熟地黄、阿胶等养血益髓之药，百合、石斛、沙参、早莲草、女贞子、制鳖甲等生津养阴之属，以扶助正气。喜用木香、甘松、乌药、佛手等行气理气之药，生惹苡仁、炒惹苡仁、法半夏、浙贝、玉米须、车前草等祛痰化湿之药，川芎、制延胡索、淡全蝎等活血通络之药，土茯苓、制大黄、龙葵、白花蛇舌草等清热解毒兼有现代抗肿瘤药理作用之药，以祛除邪气。

5.软坚与活血同施

肿瘤的发生是人体气血阴阳失调，多种致病邪气侵袭机体所造成的、其病程久长，证候多变，症状繁杂，治疗实属不易。他认为，久病易生瘀。久病易络阻。《内经》中就有“积聚"“石瘕"与瘀血相关的论述。如《索问·举痛论》云：“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医林改错》亦云：“无论何处，皆有气血，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须行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临床常表现为患处刺痛，皮肤紫绀，肿块固定不移、拒按等表现，并可见舌质紫黯或有瘀斑瘀点、脉沉涩等征象。“瘤者，留也”,肿瘤既发，多为有形之肿块结于体内，病理性质为痰瘀浊毒胶结，滞塞气机，瘀阻络道，肿块坚硬如岩等。究其原因，多为气机郁滞，或为瘀血阻络，或为痰凝结聚，或为癌毒内聚等引起，使肿瘤成为痼疾。在治疗方面，他遵循《内经》“坚者消之"“结者散之”的原则，予以软坚散结、化痰散结、理气散结、解毒散结、活血祛瘀、化瘀通络、行气活血等治法，以达到标本兼治之效。临床常用三棱、莪术、川芎、红花、淡全蝎、炙蜈蚣、鸡血藤、活血藤、制地鳖虫、三七、浙贝母、海藻、昆布、生牡蛎、鳖甲等活血软坚之品。

6.局部与整体相统一

肺癌是因虚而得病，因虚而致实；虚是病之本，实为病之标；虚是全身性的，实为局部性的。因此，对肺癌的局部治疗和控制确实是必要的。他指出我们不仅要关注肺癌患者肺部气血阴阳是否调和，气机升降出入能否平衡，还必须给予全身整体治疗以纠正患者的内环境紊乱，对于晚期肺癌患者或已无法接受局部治疗的肺癌患者则应以全身整体治疗为主，从整体方面加以调整治疗，做到局部与整体相统一，倡导“带瘤生存”。

7.扶正培元贯穿始终

李济仁教授极为推崇明代新安医家汪机固本培元学说，在新安固本培元学说基础上，针对肿瘤患者提出了扶正培元的基本治疗原则。扶正培元即固护人体正气，平衡阴阳、气血，维持脏腑、经络的正常生理功能，从而改善肿瘤内环境，提高机体自身免疫能力，杀伤癌细胞，抑制其生长、扩散和转移。从临床效果看，扶正培元方能有效改善肺癌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从而提高患者手术、化疗、放疗的疗效。

他认为很多肿瘤是可防可控的。肺癌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其发病是在“正虚”的基础上导致脏腑功能失调、气血失和，最终形成痰、瘀、毒等病理产物；这些病理产物是肺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病理因素。他认为在此阶段，对机体的“失调”和“不和”进行干预，扶正培元、调节脏腑功能，即可防治甚至消除这些病理产物，从而阻断肿瘤的发生，将中医防治肿瘤的关口前移。肿瘤已成，更应扶正培元，使脏腑气，血、津、液充沛，以防肿瘤生长、扩散和转移。正如《黄帝内经》所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8.注意时时顾护胃气

李济仁教授认为肺癌治疗整个过程，不论早期还是晚期，应时时注意顾护胃气，以保生化之源不竭，脾胃不败。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四时百病，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居中焦，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脏腑经络之根”,五脏的功能活动，气血津液的正常化生皆依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作为物质基础，气血生化源源不断，是积极治疗的基础，也为治疗提供良好的时机及药物摄人的有效途径，故当时时顾护。正如《脾胃论》中所讲：“脾胃弱则百病即生，脾胃足则外邪皆息。”肺主气，司呼吸，将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布散至全身。因此，针对肺癌患者，他常注重调补肺脾之气，常以黄芪、白术、山药、太子参、西洋参、南北沙参补益肺脾之气，健运中焦，培土生金，使机体正气充沛，气血充足，抗癌能力自然加强，从而达到消除癌肿，抑制肿瘤生长、扩散和转移的目的。

(二)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原因不明的关节及关节周围组织的非感染性炎症为主的慢性全身性疾病。其特征是持续反复、进行性的关节滑膜炎症、渗液、细胞增殖及血管翳形成，通常以对称性的手、腕、足等小关节病变为多见。可导致关节软骨及骨破坏，继而引起关节强直、畸形而功能丧失。本病呈慢性过程，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往往发作期与缓解期交替，致残率高。李济仁教授辨治本病的学术经验如下。

1.寒热辨痹

痹证是由于风湿、风寒、湿热等邪气闭阻经络，影响气血运行，导致肢体筋骨、关节、肌肉等发生疼痛、重着、酸楚麻木，或关节屈伸不利、僵硬、肿大、变形等症状的一种疾病。西医学中的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反应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肌纤维炎、增生性关节炎、痛风等都可归属于痹证的范畴。

李济仁教授主张辨治类风湿关节炎从病因入手，应先分寒热(因痹有寒、热两大类),而后再据此分为寒痹偏风型、偏湿型及单纯寒型，热痹偏风型、偏湿型及单纯热型等。

热痹的主症为关节肌皮红肿热痛，其痛及皮及骨，轻按重按均不可耐，运动障碍，得冷则舒，舌质红，苔黄厚干，脉数。偏风者则骨节间似风走窜，有许多关节的病变，恶风，汗出，舌质红，苔薄黄，脉浮数；偏湿者则关节肿大较多见，按之痛剧，下肢为甚，活动障碍明显，舌质嫩红，苔黄厚腻，口渴而饮水不多，口黏口淡；单纯热型则无偏风、偏湿的症状，而出现一派纯热症状。

寒痹的主症为关节肌皮触之冰冷，疼痛部位较深，喜按打叩击，关节活动障碍，特点是体位变换之初均不利，畏寒，关节疼痛，得热则舒，纳少便溏，舌质淡白，苔薄白，脉沉弦缓。偏风者则恶风，遇风刺痛，疼痛走窜不限于骨节间，还在关节周围皮肌部，舌质淡白，苔薄白而干，脉缓；偏湿者见骨节皮肤酸胀疼痛，疼痛部位似以肌肉为主，舌质淡白，苔薄白而腻；单纯寒型则无偏风、偏湿的症状，而出现一派纯寒症状。

2.血瘀致痹

痹证的病因非常复杂，几乎各种致病因素都参与了痹证的形成或演变。但从整体上把握，大体可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责之于正气亏虚，如人体精、气、血、津液等物质不足，以及脏腑组织等功能低下、失调，这是发生痹证的先决条件。痹证的外因主要是遭受风、寒、湿、热等邪气的侵袭。邪气乘经脉之虚客人五体，壅滞气血，阻闭经脉。外邪侵袭人体是痹证发生的重要因素。

但李济仁教授认为瘀血也是一个重要的致痹因素。瘀血既是病理产物、亦是导致痹证的致病因素，在痹证的发病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瘀血为痹证之因，前人论述颇多。如《素问·五脏生成》有“血凝于肤者为痹”,林珮琴《类证治裁·痹症》曰“必有湿痰败血瘀滞经络”,王清任《医林改错》列“痹症有瘀血说”专篇论述，并创制身痛逐瘀汤洽痹证。气滞、寒湿、热邪、食积、痰浊及正气亏虚等致病因素都可最终形成血瘀这个病理环节，导致脏腑组织间的血脉不通，血行不畅，终致血瘀而产生疼痛，导致痹证的发生。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其病理特征是关节滑膜内血管增生，最终形成血管翳，就相当于中医瘀血阻络病机。

3.从络治痹

李济仁教授认为类风湿关节炎是—种慢性进行性疾病，滑膜炎为基本病理，关节滑膜细胞增生由于关节慢性炎症出现，进而形成血管翳，周围关节软骨被侵犯，出现骨质破坏，产生关节功能丧失或者关节崎形。从风寒湿邪侵袭出现关节疼痛、重着、僵硬，到关节畸形、无法屈伸，延及终生，这一过程正遵循了络病学由经及络、由气入血、由功能性病变到器质性损伤的疾病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医学微观辨证的观点。正如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云：“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然经年累月，外邪留着，气血皆伤，化为败瘀凝痰，混处经络，盖有诸矣。”治疗上当遵循络病学“络以通为用”的总体治疗原则，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正如王好古在《此事难知·痛随利减》中提出"诸痛为实，痛随利减",“利”即“通”之义，指出治疗痹证、痛证的关键在于“通利”二字。

4.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原则。辨病论治是借助于现代理化工具，用定量定性的直观数据阐释疾病的病理变化，以对疾病确定治疗原则。李济仁教授认为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在类风湿关节炎诊治方面各有特点，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共同发挥其优势。在辨证论洽的同时，还要选择针对病的方药，以提高疗效。这里说的“针对病的方药”,一方面，需要在临床中细心观察总结；另一方面，则需要学习现代中药药理研究的成果，把他们用到临床中去。

随着医学模式和疾病谱的变化，传统的辨证和辨病模式面临新的挑战。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相结合、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在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类风湿关节炎属自身免疫性疾病，他常用淫羊藿、露蜂房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对血沉、C-反应蛋白、类风湿因子、抗环瓜氨酸肽抗体增高而呈风寒湿痹表现者，多选用川乌、桂枝；对湿热痹表现者，多选用苦参、青风藤、黄柏、草薛。验之临床，不仅可改善临床症状，且可降低这四项指标。对热痹的组方，他重视应用苦参一药，认为苦参有清热燥湿、祛风解毒之良效。以苦参治疗痹证，与《圣济总录》中治疗肌痹之“苦参丸”相类。而现代药理研究则证实苦参有调节机体免疫的作用。

再者，从病理变化来说，滑膜炎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主要病变，滑膜细胞显著增生，淋巴细胞和浆细胞聚集，滑膜内血管增多，肉芽组织形成，血管内皮肿胀，呈血管炎表现，类似于瘀血阻络的病机。实验证明，采用活血化瘀药，能够抑制滑膜的增生和血管翳的形成，阻止类风湿关节炎滑膜炎症的进展和骨质侵袭，病理实验和临床实际是颇为吻合的。在辨证时参用当归、赤芍、丹参、水蛭、地鳖虫、红花等活血化瘀药，确能提高疗效。化瘀药还能改善软骨细胞功能，促进新骨生成及修补。先贤还有“久必及肾"“肾主骨”之说，类风湿关节炎病程缠绵且表现肾虚见证者，加用补肾药如熟地黄、骨碎补、鹿角胶、桑寄生等，而此类药物在药理研究中均证实对类风湿关节炎的骨质破坏、骨质疏松不仅有修复作用，且能巩固疗效，防止复发。

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密切结合，对于研究疾病与证候的关系，探索临证诊治规律，拓宽治疗思路，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5.扶正与祛邪并用

李济仁教授认为疾病的过程，是正气和邪气矛盾双方斗争的过程。因此，在治疗原则上，其治疗大法离不开“祛邪”与"扶正"。

扶正，就是运用补益正气的药物或其他方法以扶助正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达到祛除病邪、恢复健康的目的。如痹证见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脾胃虚弱、肝肾不足等表现者，可相应地运用补气、补血、滋阴、助阳、补脾益胃、补益肝肾等法。痹证之形成，与正气亏虚密切相关，正如张景岳云：“痹证大抵因虚者多，因寒者多，唯气不足，故风寒得以人之；唯阴邪留滞，故筋脉为之不利，此痹之大端也。”因此，即使病情初起，祛邪之中也需时时注意充分固护正气。

祛邪，就是运用宣散攻逐邪气的药物或其他治疗方法(如针灸、推拿、药熨等),以祛除病邪，从而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根据邪气性质不同及其所侵犯人体部位的不同，选用相应的方法。如痹证属风邪胜，以祛风为主；寒邪胜，以散寒为主；热邪胜，以清热为主；湿邪胜，以祛湿为主；痰浊者，以化浊涤痰为主；瘀血者，以活血化瘀为主，等等。

扶正与祛邪，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因此，正确处理好扶正与祛邪的关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临床应根据正邪双方消长盛衰情况，区别主次、缓急，正确运用扶正祛邪法。他认为，临证必须把握好扶正与祛邪的关系。就类风湿关节炎而言，祛风、散寒、除湿、清热、疏经通络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基本原则，后期还常配伍益气养血，滋补肝肾，以扶助正气。类风湿关节炎初期活动期，多见关节皮肤红肿，皮温高，关节疼痛，此为邪盛，正气未虚，多重用清热、除湿、祛风等祛邪法；类风湿关节炎初期缓解期，关节皮肤无红肿疼痛，但多畏风寒，关节肌肉酸胀不适，此时亦重用温阳、补肝肾，辅以祛风、散寒等；类风湿关节炎中后期或迁延日久，骨质破坏，关节畸形，活动不利，此为邪盛正虚，当补益肝肾，补益气血。正如《类证治裁·痹症》说：“治法总以补助真元，宣通脉络，使气血流畅，则痹自已。”结合不同的病变部位而选用方药，以及注意采用适当的虫类药，在痹证的治疗中具有一定意义，应予重视。

总之，类风湿关节炎诊治应该通盘考虑，总以攻不伤正，补不碍邪为基本指导思想。大体上说，在活动期以祛邪为主，缓解期以扶正为主。同时应注意祛邪不可过缓，扶正不可峻补。

6.固本培元，寒热治痹

固本培元派是新安医学众多医派中学术观点明确、阵容强大、公认影响力最大的一支。固本培元派学术思想兴起后，对新安医家影响较为广泛，对于内科疑难病症、久治不愈病症和重症、误治失治等病证，均采用温补脾肾、温养气血的治法。

李济仁教授极为推崇明代新安医家汪机固本培元学说。汪氏擅用参芪补气，认为参芪补气又能补血，补阳又补阴，但在临床上不是滥用参芪，而是因证施治。汪机认为营气虚是产生百病的根源，他提出的营气涉及了气血阴阳，故无论是气伤、血伤、阴伤、阳伤中的哪几种损伤，皆为营之伤，即损伤了人体的元气，而补营气的主要药物为参芪，所以他的补营就是补气培元，“固本培元”实质是气血阴阳双补。

李济仁教授既继承了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治痹思想，又发扬了其治痹思想，首创“寒热疗法”,对类风湿关节炎早期、活动期的"热痹",采用寒性疗法(清热解毒，活血通络);针对类风湿关节炎早期、缓解期的“寒痹”采用热性疗法(补益肝肾，温阳益气);对于类风湿关节炎中后期病情复杂、病势迁延的患者，则采用固本培元，随证治之。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寒热”代表性的方药：寒性疗法的代表方剂清络饮，热性疗法的代表方剂温络饮。

7.外治与内治相结合

熏蒸疗法在新安医学的外治法中具有重要地位，也是李济仁教授在诊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时最为常用的外治疗法。熏蒸疗法又叫蒸气疗法、气浴疗法、中药雾化透皮治疗法，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利用药物煎煮后所产生的蒸气，通过熏蒸机体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中医外治法。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摩之浴之”之说，清代外治大师吴尚先(师机)的《理瀹骈文》曾指出“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熏蒸疗法可以借助药物气味和热气，祛除湿邪，促进气血运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如果患者时间允许，尽量要辅以外治。熏蒸疗法所用药物应根据病情而定。根据他的经验，若为风寒湿痹，症见关节疼痛、拘急、恶风怕冷者，可选用羌活、独活、防风、川乌、草乌、川芎、当归、桂枝、细辛等组方熏蒸，每日1次，2～4周为一疗程。熏蒸时病变部位要微微汗出，熏蒸后要注意保暖。若兼见热象，可用忍冬藤、赤芍、开皮、薄荷、桑枝等组方煎煮熏蒸，每日1~2次，3～4周为一疗程。使用得当，将取得良好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