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敏求认为，将经典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可加强对经典医籍的认识与理解，并更进一步指导临床。潘敏求推崇运用《黄帝内经》和《金匮要略》里的学术思想对肿瘤进行论治。

(一)《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其中有"昔瘤"“肠覃”“息肉”“膈塞”等类似癌症的早期描述，对肿瘤的临床表现、病因病机、治疗、预后及预防皆有相关论述，其部分理论是潘敏求学术思想建立的重要来源。“癌症的发病与正气虚弱、脏腑功能失调有关”,潘敏求将理论付诸临床实践，高度重视用药中的扶正与祛邪。

1.本虚标实

《素问刺法论》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论》言“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黄帝内经》中这两句话被潘敏求视为正确认识恶性肿瘤发生的主要病因。潘敏求认为癌肿的本质是本虚标实，以正气亏虚为本，“痰”“瘀”“毒”为标。因此，运用祛邪与扶正需根据机体状态、脏腑功能，以及肿瘤的病程、病势、病位来判断对比情况，既不可因"留者攻之”而妄施祛邪之法，也不可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而滥用扶正之道，需把握平衡。

恶性肿瘤多发于中年及以上人群，元气衰败，阴阳气血亏损，是形成癌症的基础。脾肾亏虚，在癌症的发病机制中尤为重要。在正虚的基础上，六淫、七情、饮食等因素长期作用于人体，使机体阴阳失调，正气衰退，邪毒不易祛除，为癌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后续进一步耗伤正气，互为因果，病深难愈。

2.整体把握

《黄帝内经》强调天人相应，强调人与自然事物的统一，关系失调则病。潘敏求强调，肿瘤是全身性疾病在局部的表现，临床所看到的肿瘤只不过是局部表面现象，要从中医的整体观对其进行调治，故在治疗用药方面注重调畅周身气机、固护正气、调和阴阳等。

3,情绪调节

《灵枢?百病始生》载："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因此，潘敏求临证尤其注重情绪对人体的影响，比如治疗女性恶性肿瘤患者时多注重疏肝理气药物的配伍，治疗肝癌患者时多注重疏肝健脾药物的配伍等。

4.注重传变

《黄帝内经》提出“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观念。“治未病”提示要保养身体、增强防御抵抗疾病的能力，肿瘤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治未病”可用于肿瘤治疗的多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既病防变为"先安未受邪之地",防止远处转移。

5.调和阴阳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恶性肿瘤疾病辨证属阴阳偏盛有余者，应“盛则泻之",阴阳偏衰不足者，应“虚则补之”。潘敏求认为在临床实践中，以辨证论治为基础，调整机体阴阳，不偏颇，可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6.药食同源

潘敏求认为很多恶性肿瘤的发生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有关，食饮有节方能“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黄帝内经》中的养生观，如饮食有节(饮食适量、适寒温、适度饮酒、防食复、洁净等)、全面均衡、谨和五味、辨证饮食(辨证择食，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等理论，对肿瘤的预防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金匮要略》

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是一部将辨证论治的理论与治法方药的实践紧密融合的经典医著。青年潘敏求对《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一句印象深刻。本句原意为告诚后世要动态观察病情，预见病势。仲景从脏腑相关的整体观念出发，依据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一者阐述肝病传脾的基本规律，二者提示临证时要注意已病防变，是肝病防治的重要原则。

潘敏求结合临床肝病患者中医四诊情况，认为“知肝传脾”是根据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表现出来的，而“当先实脾”则以肝脾的关系为例，揭示了先安未受邪之地的预防思维。各种外因可导致脾失健运，肝失所养，气机不畅，血液、水液无以正常运行，则气、血、痰、湿积聚，邪气交结，化火成毒，形成瘀毒，耗损正气，发为癌肿。正气不足为肝癌的主要病机，瘀毒为其致病关键。瘀、毒、虚贯穿肝癌发病的全程，在肝癌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轻重缓急，互为因果，相互兼夹，是推动疾病进展的主要因素。运用于临床，即强调在治疗肝病时，注意调补未病之脾，目的是使脾脏正气充实，防止肝病蔓延，如果脾脏本气旺盛，则可不必实脾。反之，见肝之病，不解实脾，只知见肝治肝，导致肝病未愈，脾病又起，这是缺乏整体观的治疗方法。潘敏求认为，肝脾两脏在生理、病理上均有密切关系，治疗上亦常相互为用，临床上肝、脾、胃同治，治疗常可事半功倍。

1.肝脾互调

中医学认为肝属木，脾属土，肝藏血而主疏泄，脾统血而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之枢。二者生理上相互协调、促进。

2.肝脾互制

肝之疏泄功能正常，气机条畅，则可促进脾胃受纳、运化，使脾升胃降，协调平衡，从而使脾运健旺，生化有源，统摄有权，体现了“制则生化”的深层意义。

3.肝脾相用，首则“实脾”

脾气健旺，气机升降有常，脾气上行携肝气上升，胃气下降使胆亦从之，从而有利于肝气的疏泄，对气郁者有利于解，气滞者有利于行，肝病自然易愈。若肝病已经传脾，在治疗肝病时就必须实脾，如此既可使脾病得治，又可使肝病早愈。正如仲景在本条中又云“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直接指明当脾气虚时，易受肝实证的传变，而若脾气健旺则不易受其传变。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亦谓：“欲治肝者，原当升脾降胃，培养中宫，俾中宫气化敦厚，以听肝木之自理，即有时少用理肝之药，亦不过为调理脾胃剂中辅佐之品。"

因此，潘敏求将“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作为指导肝癌防治的重要理论，临床中灵活运用，显著提高了中医药防治中晚期肝癌的临床疗效。他将肝癌的发病进程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亚临床期)、中期、晚期。肝癌早期正气尚充足，临床上可无瘀毒和脾虚证候。中期出现瘀毒扩散，肿块增大，临床表现为瘀毒脾虚的证候。晚期瘀毒加重，正气衰败，临床可见黄疸、臌胀(腹水)、恶病质和远处转移。由此可见，瘀毒与脾虚贯穿肝癌全病程，两者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临床上肝病传脾，并不意味着肝病已消失，只剩下脾病，而是肝脾同病，脾虚证候的出现与发展提示瘀毒已经存在并在进一步加重，与非恶性肿瘤性消化道疾病所表现的脾虚证候有本质的区别，肝癌的治疗必须配合化瘀软坚、清热解毒药，才能达到扶正治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