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维良7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当时他便立志以后要当医生。1955年，他就读于上海医科大学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学校也有少量中医课，讲课的都是诸如姜春华等上海著名老中医，他对这些老专家的授课印象深刻，但没想过之后会以中医为毕生事业。

1960年，翁维良大学毕业，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当时中医研究院发展急需人才，而中医学院尚无毕业生，因此国家从西医院校选择了一批毕业生，分配至中医研究院，翁维良就在其中。随即他参加了由卫生部举办的第二期西医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班”),学员主要是北京中医学院、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三个单位的在职人员，同时还包括一些北京医学院毕业的苏联、越南留学生组建的西学中留学生，又称国际班，总共约50人。

开班之初，学员们由于受西医知识“先入为主”的影响，感到中医不好学，也难理解，加上生活也不适应，情绪多不稳定。作为班干部，翁维良要给同学们做思想工作，所以翁维良决定首先得自己想明白。经过调整，翁维良认为既来之，则安之。首先思想上应该端正，要学习中医首先得相信中医；其次不能先入为主，中医、西医思路不同，就当自己没学过西医，不要对号人座，中西医对心肝脾肺肾的认识与西医是大不同的，要从零开始学习中医。自己想通了，慢慢地情况就有了改变，他对学习中医逐渐有了兴趣。

“西学中”期间，先为1年理论学习期。当时学院领导对这个班很重视，配备了最强的教学力量，主要任课老师都是当时的名中医，包括秦伯未、任应秋、王绵之等。第二年为实习，在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北京市中医医院、北京儿童医院、护国寺中医院等轮转实习。1962年7月，西学中班结业后，翁维良到了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工作，被分配至肾病组拜岳美中老中医为师。在门诊，岳老对学生要求很严格，要求随时能开出完整的组方来，为此，翁维良专门购买了《金匮要略》《伤寒论》各两本，制成卡片，以备不时之需。虽然跟岳老学习时间不长，但印象十分深刻。1962年底，中医研究院为了适应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行院所调整，设置两个附属医院，分别为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院本部搬到了东直门。翁维良被分配至西苑医院筹建内科心血管病研究室，这是当时全国首批中医院5家心血管研究室之一。赵锡武任心血管研究室主任，从中医研究院各单位调10余人参与筹建工作。

当时中医研究院大力提倡学好中医，提倡拜师。在这里，翁维良遇到了对他未来中医事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位老师——赵锡武、郭士魁。

从医伊始，面对中医功底都十分深厚的岳美中，郭士魁、赵锡武三位老专家，对于当时刚跨入中医大门的翁维良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但翁维良被中医的疗效吸引，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国家让我搞中医，我就要把中医搞好”。翁维良勤奋好学，他将中医经典著作中的方剂摘录成卡片放在身上，在实践中需要时，就马上拿出来对应记忆，将所学知识与临床相验证。这样日复一日，谙熟了中医理法方药。经过不断的努力，博采众长，汲取了前人及多位老师治疗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郭士魁老先生“以通为补，活血化瘀”的理论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心血管病房有30多张病床，有2位住院医师，实行24小时负责制，每人要负责15位患者，值班时兼管急诊(急诊属于各科室轮流：心内、消化、血液、呼吸)。新患者人院采用患者单双号轮流收人组，住院医师要带进修、实习医生(主要为北京中医学院的学生),工作量较大，科室人员团结，对患者很负责，住院医生一天查2～3次房。值班休息规定上午查完房，处理完患者后才可体息。郭老家在城里，刚到西苑医院时由于房舍紧张，郭老也被安排在三人间中，与张元隆、翁维良同住一个宿舍。郭老每天早晨7:30左右去病房看患者，而翁维良总是要更早去病房，并且从此养成了每天早上班的习惯，坚持至今。

对疑难病情，翁维良会请不同中医专家会诊，但因医家学术流派不一致，对病因病机、治法治则等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一致的辨证与治则，因此，住院医师需在会诊结束后自行查资料、思考，然后在科主任、主治医师指导下决定处方，但观察不同专家治疗的特色，这对于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

“文革”期间提倡“医护结合”,医生也要担任护士与卫生员的角色，工作量增大了，且患者难以管理，从医环境复杂化，但翁维良始终坚持在一线临床。1969年底，在山西稷山筹备“农村疾病研究所”,翁维良作为首批先造组去山西人员，要将全家搬去。到稷山后，翁维良担任医疗队队长，下到生产队巡回医疗，负责研究呼吸系统疾病。鉴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以针灸、埋线、草药(单味药地锦草、马齿苋、洋金花)的使用为主。他在研究中发现大量应用洋金花，能缓解喘证，但其不良反应也很明显，患者会表现出手娜足蹈的症状，这使得翁维良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更加注重药物的合理、安全应用。长期的一线临床工作经验为翁维良诊疗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基础。

后来，农村疾病研究所撤销，翁维良又回到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当时心血管研究室正在开展科研工作，在清华、北大都有定点的科研门诊，医师轮流出门诊，随诊观察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心血管研究室注重科研管理，要求各级医师每个人都要参加科研，及时写文章，形成了良好的科研之风，研究室每年出一本研究资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立后向各地招标，翁维良以血瘀证活血化瘀研究为题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功，该课题研究活血化瘀药的作用，为34种活血化瘀药物分类提供了科学依据。当时心血管病研究室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心内科协作，翁维良在北医三院参加科研查房一年。经过多年的临床应用观察，表明郭老的芳香温通药“宽胸丸”在临床有明显疗效，受到患者欢迎。临床研究证实疗效后，研究人员又将目标转移至基础研究。西苑医院当时没有相应的条件，心血管研究室的人员只能自己想办法。基础研究需要配合药理研究，于是翁维良被派遣至中药所参与宽胸丸的药理研究，其间遇到许多困难，多次修改方案，最终改变药物剂型后实现了研究日标。

在之后50余年的医学生涯中，翁维良不断发展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理论，在血瘀证临床诊断中除了传统的诊断方法外，还增加了实验室诊断方法，形成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血瘀证诊断标准，被广为接受与应用；还将活血化瘀用于多种疑难病的治疗，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此外，他除参与“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外还承担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基于信息挖掘技术的名老中医临床诊疗经验及传承方法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疑难疾病中医药防治研究”“中医临床研究的方案优化及质量控制研究"、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临床研究”,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多个重大项目的设计和研究工作，目标是提高我国中医药临床科研水平、保障科研质量。

此外，翁维良还广泛涉猎其他研究领域，如中医舌诊专家系统、中药新药临床药理、中成药合理安全用药、中药注射剂安全性上市后再评价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

人们每每看到的，都是他步履匆匆、忙忙碌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