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东养成的一个好习惯便是看书。从小到大，在他身边的不是中药，便是医书。受父亲影响，他从小便习读医学古籍，上至《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638《神农本草经》,下及《傅青主女科》《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医宗金鉴》及金元四大家等诸子百家。在他那个年代，医书是他最大的渴望，也是最好的治病宝典。在他深耕基层、走村串巷的那段时期，他的药箱里始终放着两本书，一本是《伤寒论》,一本是《金匮要略》。对于《伤寒论》,林天东认为首要是谨记原文，原文一定要做到烂熟于心，这样当患者说出症状的时候，才能自然而然对应上，对其症，处其方，下其药，方能做到信手拈来，泰然处之。第二点便是要有中医自信，要相信中医发展数千年，留下来的必是精华，因此他提出了"南方以阳虚、寒病者多，宜用伤寒方”,在海南乃至岭南这一带坚持原汁原味使用伤寒方，效果都是立竿见影，打破了“南不用麻黄、桂枝，北不用石膏、知母”的禁锢。在他的不断坚持及引导下，影响和带动了琼州经方使用热潮。

对于《金匮要略》的学习，林天东认为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一定要结合临床实践，深入研究，理解深意，果断用之。如在《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中，载百合病误治方证凡3条，即误汗后的百合知母汤证、误下后的滑石代赭汤证和误吐后的百合鸡子汤证。林天东结合经验和临床体会，认为救误三方在临证时应不拘误洽，宜“各随证治之”,其效明显。如百合病系心肺阴虚，兼有内热的疾患，不宜误用伤津耗液之法治之；如百合病见症中有“如寒无寒，如热无热",不可误为表证而用汗法；如“意欲食复不能食”,不可视为邪热人里之实证而用攻下法；如存在“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得药则剧吐利”等，错认为痰涎壅滞而用吐法者，均犯虚作实治之戒。说明百合病尚有不同见证，然而见证有异，须“各随证治之"。因此领会书中要旨非常重要，后世医家也多用救误治三方，治非误治之证，效如桴鼓。如有报道治一名13岁的学生，因看解剖尸体时受惊吓后跌倒，颈项不能竖起，头向左右转动，不能说话，脉浮数，舌无苔，经镇静剂治疗无效而服百合知母汤获效之验案。临证类似之验，实不乏其例，故救误治三方不必受误汗、吐、下后之用的限制，勿守株待兔，只要病机相符即可选用，才不失仲景之旨。

林天东也常利用原文及选用百合汤临证治疗很多疾病，如神经官能症患者，表现与原文中“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相似，且存在精神不定和神志恍惚的见证，以及口苦、小便赤等阴虚内热之象时，可使用百合地黄汤为主方；如兼汗多津伤、口渴者加用知母，阴伤胃气上逆者加用代赭石，小便赤涩或低热者加滑石，虚烦不眠若加鸡子黄，临床收效满意。再如用地黄汤合百合滑石代赭汤治愈一胃肠神经官能症患者，患者症见胃脘部嘈杂3年，有灼痛感，嗳气，时有肠鸣及干呕，纳少，心悸，眠不佳，身体消瘦，脉细数，舌红苔少，经服西药一月余未效，改服上述中药两剂而愈。

临证尚有根据症情标本缓急不同，分别以救误治三方和百合地黄汤先后交替洽之者，可见救误三方可作为百合病兼证加减方，此乃仲景“用药之法，全凭乎证，添一证则添一药，易一证亦易一药”的一贯思想。而仲景治百合病，多只以清灵平淡的二味药立方，且主药百合则一，各方药多仅一味之异，实有备方以随证添加易减之义。因此，各位医家研读《金匮要略》时，应细读、精读，并悉知其病，往往收效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