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生认为，要想学好中医，做好中医传承与创新，必须研究和熟读中医的经典著作，因为这是古人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中医的经典是古代医家长期临床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古圣贤人之著。经典告诉我们，只要按经典去做就行，无须问为什么。在上古文明时代，如《中国古代史》所言：“神农所创的医，是经验之医……黄帝所创的医，为医之原理。”西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可知在古代，中医即有医经和经方两大派。而今医经仅存《黄帝内经》,经方的著作全部亡佚。

《黄帝内经》是四大经典之首，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根基，也是中医临床应用基础的根。张静生认为《黄帝内经》是一部圣贤之书，更出自圣贤人之手，与老子的《道德经》,儒家的四书、五经，都是圣贤之书。经者，具有一定的法则、原理、规律性，是必须掌握和学习的书。《黄帝内经》是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论述的百科全书，所涉及的非止一种中医学科，它包括了天文学、历史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逻辑学和哲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重要成果。从内容上看，可谓上及天文，下达地理，中通人事。

《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太极思维的辩证观。它告诉我们人的健康与疾病，与宇宙大自然万事万物分不开，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人身是一个小天地。每个人都与宇宙即大自然的全息密切相关，人是宇宙大自然全息的缩影，人的生老病死与宇宙天地变化息息相关，要了解人体的健康与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就必须要知道宇宙大自然运行的整体规律，这就是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天人合一的原理认为宇宙自然界的气化运行，左右着人体气化运行，而人体的气化运行，又左右着脏腑功能活动，人体与宇宙气化运行都是活动的，息息相关的。正是通过天人合一的气化运行思路，创立了脏腑学说，这是天人合一整体观的体现。遵循此原理，超越了形态学、结构学的思路，中医发现了经络，产生了经络学说。总之，在《黄帝内经》天人合一整体观指导下，产生了藏象学说、经络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化学说。

其次是治未病的学术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治未病即防病于未然，其次是得病之后防其变。前者指养生之道，后者是早期治疗和早期诊断，控制疾病的发展演变。

《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包括藏象(经络)、病机、诊法、治则、论治、养生、运气、中药，方剂等。而历代医家，各就其所长，在继承基础上，选择了其中某一个或几个问题进行了发挥创新，成为一家之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秦越人著《难经》,主要发挥了《素问》《灵枢》的经脉与诊脉，皇甫士安的《针灸甲乙经》主要阐发了《素问》《灵枢》的经脉、腧穴、针刺；华佗的《中脏经》主要阐述了《内经》中脏腑寒热虚实辨证，整理出一个系统。金元时期，刘完素著《原病式》将“病机十九条”阐发成为《素问玄机原病式》,把错综复杂的症状，用分类归纳的方法，化为“审证求因”的依据，并对不同的病因进行分析。对《内经》病机十九条不但有精辟的发挥，同时又新增“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以补其缺陷。其《宜明论方》,首载《内经》所论各病，次列诸风、热、伤寒及杂病十七门，各有总论，并发明运气之理，兼及诸家之方论。这些都是在继承《内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挥的创新，在临床诊断治疗学上有指导意义。骆龙吉等著《内经拾遗方论》等，都是在继承基础上取得了不同的成就。尤其近代医家中，当首推陈无咎，他私淑河间、丹溪之学，在临床实践中，阐发《内经》病例100例，著成了《明教方》,论病必本《内经》,而处方则自制新方，通过临床实践，而去证明其理，校验其方，于近代医家中独树一帜。所以，任应秋老赞之；“不仅有河间之遗绪，并凌于《拾遗方论》诸方之上。"

从秦伯未老编写《秦氏内经学》,王洪图主编《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到2004年出版的规划教材《内经学》,《黄帝内经》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即“内经学”。它包括了哲学，涉及宇宙观、方法论；中医理论，即藏象、经络、病机诊法、论治、养生、运气、中药、方剂等；中医临床及临床各种病证的诊断和治疗。具体反映了中医哲学观、中医思维方法、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经络学、养生学及部分中医临床学等，同时也涵盖了中医时间医学，医学气象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

所以说，《黄帝内经》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故后世有“医家之宗”之誉，实为中医基础理论的根。

(一)《黄帝内经》理论指导临床应用

气机升降是脏腑功能活动的基本形式，脏腑主要的功能是升清降浊，升清阳，降浊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气机升降功能失常是脏腑疾病的病理表现，多由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等引起。其临床表现为太过与不及，升降不调及反作，造成脏腑功能失调，疾病从生。

升降失调可反映疾病的病位浅深，上下表里，区别外感与内伤，病情轻浅，外感其病位在表，在里则病情深重。升降出人失调往往在脉象上可以反映出来，寸关尺三部九侯，与五脏六腑相应，病在上则现于寸，病在中则现于关，病在下则现于尺；上实下虚，脉寸大尺缓；上虚下实，寸弱尺弦。病在表则脉浮，病在里则脉沉，里寒外热，脉沉紧浮缓；里热外寒，脉沉缓浮紧。一般升不及、降太过多为虚证；升太过、降不及多属实证；升降反作多为虚实错杂证。如升之不及，多为精气不足，腑气虚弱，升提无力，神疲乏力，四肢酸软，头昏耳鸣，形寒怯冷；不升反陷者，则腹胀、脱肛。降太过，脏腑虚弱，如大肠降而太过则泄泻无度；膀胱降太过，则小便频数等。升之太过，多为实证，如肝火犯肺、木火刑金等。降之不及亦属实，如大小肠不降，则腹胀腹满；肺气不降，则胸满咳喘等。升降反作，清浊相干，多为虚实错杂，上寒下热，下寒上热，如痹症、脾虚湿阻等。依升降顺逆，可判定虚实之不同。

在治疗上根据药物升降浮沉不同特性，遣方用药，或升提，或沉降，或发散，或收敛，或填补，或通达，或升降并用，以纠正人体气机升降失调，达到临床治疗的目的。

《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人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此论提出阴阳之气运动的基本方式为升降出人。

(二)仲景经方贴合临床应用

实践证明《伤寒杂病论》是临床基础的根，是治病救世的经典医学理论。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代医学大成，同时又启发后世医学的发展与创新，是唯物的经典医学。它奠定了伤寒学派独特的理论体系，至今仍不失为治疗万病之大法和规矩，仲景不愧为医中之圣，经方传承、整理、发挥之大师。

先秦时期，药物疗法多是单味药应用，配伍应处萌芽状态，故有《神农本草经》形成，该书标志了经方的起源；《汤液经》出，标志经方理论的形成；而《伤寒杂病论》的传世，使经方理论得到了完善。

从文献看《伤寒杂病论》的学术渊源，最早明确提出《伤寒杂病论》与《汤液经》有传承关系是晋代皇甫士安。皇甫士安《针灸甲乙经》序中有：“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经》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于敦煌卷子本《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的横空出世，为“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伤寒杂病论》的经方来源于《汤液经》,而《汤液经》的源头是《神农本草经》。更证明了仲景著作是“集方”,而不是“创方”。当然仲景所采的众方，还应含《汤液经》以外其他古方书，以及师承张伯祖的经验方和他的临床经验方。可以说《伤寒杂病论》集中国古代经方之大成，仲景是传经大师，《伤寒杂病论》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而创新的巨著。

经方是经典之方，也是经验方，是经方十一家古籍中所记载的方。后有宋以前之方统称“经方”,而宋之后的方称为“时方”。清代名医徐灵胎本《金匮要略心典》序中说：“唯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其大成……唯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首次明确经方即仲景所传之方，即指当今临床广泛应用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之方。所以广义经方泛指方书、有效验方，狭义指《伤寒杂病论》方或仲景方。

经方配伍严谨，组方精妙，用药精练，加减灵活，体现方以法立、法以方传特点，故有一剂知、二剂已、见效极快的特点，疗效显著。其配伍组方体现了《黄帝内经》“君、臣、佐、使”“七方”“性味配伍”理论与治则的应用，以及《神农本草经》“七情合和”理论的应用。

“君、臣、佐、使”是《黄帝内经》组方的基本治则，仲景之方配伍层次分明，君臣有别，君药均放首位，或以君药命名。

“七方”是指大、小、缓、急、奇、偶、重的组方理论。这些理论在仲景方中多有体现，但对不同的病证还是要灵活应用。

“性味配伍”理论，《黄帝内经》是根据六淫的性质和致病特点提出的，“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根据五脏特性和病理特点，提出“肝苦气，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等五脏苦欲补泻、性味配伍法则。《黄帝内经》主要是根据药食的性味之偏正，纠正人体五脏气血阴阳盛衰。对经方方剂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与《伤寒杂病论》是同源而异流，都保留了《汤液经》部分内容。《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五味补泻用图”,揭示了《汤液经》“以味成方”法则，与《黄帝内经》五脏苦欲补泻理论和六气淫胜理论有关，在《伤寒论》中也有体现。

“七情合和”理论，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这是中医制方用药的基本原则。在《伤寒杂病论》中都有体现。如相反配伍，即甘遂半夏汤中甘草与甘遂相配伍，附子粳米汤中附子与半夏的配伍。

仲景《伤寒论》传承了《汤液经》的经方，而在《黄帝内经》方剂组方配伍理论指导下，扩大了经方临床应用，阐明了经方和医经关系，是经方与医经结合的首创者。

仲景经方治病指导思想是“审证求因，治病求本”。“扶阳气，保津液”贯穿治疗疾病的始终。在辨证方面根据八纲创立六经辨证，方证对应，抓主症，有是证用是方，效果显著。

经方的应用一定要抓住主症，然后辨证选用经方。

如心悸，可辨证选用炙甘草汤、桂枝甘草汤、真武汤、苓桂术甘汤、小柴胡加茯苓汤等。腹部动悸可选用桂枝茯苓丸、小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小建中汤、小半夏加茯苓汤等，颈部动悸则可用苓桂术甘汤或小柴胡加茯苓汤。再如治疗失眠症时，可选用栀子豉汤、栀子甘草豉汤、栀子生姜豉汤、酸枣仁汤、黄连阿胶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这些经方皆可用于失眠症。但栀子豉汤必有心中懊依；栀子甘草豉汤必有懊依且迫急；栀子干姜豉汤治懊依又于呕；黄连阿胶汤必舌红咽干口燥，且舌面全红无苔；酸枣仁汤则为虚劳虚烦；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必腹部动悸，烦惊，且苔黄黏厚腻，脉弦硬或滑大动数。

经典是奠定理论基础的根，提高理论与临床水平的根。《黄帝内经》系统完整地反映了中医基础理论，《伤寒杂病论》教我们辨证论治思维方法，提高临床理论的基础。四大经典，应是《黄帝内经》(含《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所以学好经典，做好临床，跟名师，才能将中医学继承下去，才能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为中医药学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