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校中医古籍文献

古籍整理是传承学术的主要方法之一。自孔子删定六经始，古籍整理一直延续至今而绵延不绝。余瀛鳌撰写主编的中医论著有20余种之多，所领衔整理出版的古籍无论是丛书或者类书，乃至辞典，除了利用传统的校勘、注释整理以外，下功夫重在"选"上，这实际也是余瀛鳌一贯主张的“学以致用”的具体体现。“选”的功夫首先体现在书目的筛选上，要做到在万种古籍中择选出历代各个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并能在内容上展示其学术精华，这就需要对古籍整体概貌及其学术内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

20世纪50-70年代，业界整理、影印、出版了不少中医药古籍，但缺乏整体规划性。此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1982年，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策划、指导下，由卫生部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在辽宁省沈阳市召集全国中医研究、教学单位的中医名家和文献专家开会，制定了《中医古籍校注通则》规划要求于10年内点校、整理中医古籍560种，其中又以《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神农本草经》《难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中藏经》等11种作为重点医籍予以校注、语译、辑校，并列人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的重要项目，出版单位则以人民卫生出版社为主。

上述情况，堪称新中国中医古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新举措。至90年代，11种重点古医籍先后出版刊行，学术水平超越了前贤有关论著,但规划中原定的560种古籍点校、整理项目，十余年中，只完成了其中的320余种，其他因经费短缺而处于停顿状态。

此后十余年，中医药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又有几个重要的编纂整理项目，如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主编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全书共5000万字，所收载之古籍文献资料囊括了辛亥革命以前的重要文献，并力求由博返约，取精用宏。

(二)开创中医临床文献学

余瀛鳌先生早年编著有《内经类证》(重订本)、《金匮要略语译》等书，嗣后又先后主编《新安医籍丛刊》《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现代名中医类案选》《中国传统医学大系》《中医文献辞典》《中医古籍珍本提要》《中华文化通志?医药学志》《中医通治方精选》《宋以前医方选》等书，其中多部著作获得了国家部局级图书奖和科技进步奖。

在青壮年时期，余瀛鳌泛览中医临床各科医籍多达3000余种，重视经典医籍的整理研究。1959年前参与《伤寒论语译》《金匮要略语译》的编撰，1962年春又将其师秦伯未先生的旧作《内经类证》子以重订刊行，署名“秦伯未原编，余瀛鳌重订”,并参与主编两种单秘验方著作。在古籍整理上，余流鳌先生力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学以致用”的态度，倡导古籍整理应密切结合临床，率先于1982年建立了“中医临床文献研究室”,以整理研究汲取古籍临床诊疗的学术精华，提高诊疗疾病的水平和学术传承的能力。

如何发掘其精华的内容以达到为临床诊疗服务目的，这也是余瀛鳌当初设立中医临床文献研究室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并为之努力钻研产生了系列成果，具有代表性的如《新安医籍丛刊》(1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医学卷》(6卷本)、《历代中医名著精华丛书》(10卷本)、《中医古籍临床新用丛书》(10卷本)、《中医古籍新点新校新参考系列》(1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医药学志》《现代名中医类案选》《中国传统医学大系》(4卷本)等。还参与主编《中医大辞典》《简明中医辞典》《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等多部辞书。

古籍整理“选”的功夫和成果还体现在对历代方剂的研究上。组方用药的合理与疗效的取得有密切关系，如何识别筛选古籍中所载录的多不胜数、数以万计的处方，并给予恰当的按语和注释以方便临床医生选用，不仅需要精于临床，并对方剂的运用有体悟，而且还要熟悉各科疾病在历代文献中的阐述和用药特点。余瀛鳌对于历代学者的学术精华以及临证特色较为谙熟，因此在选方上往往独具慧眼，极富卓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其晚年主编出版的《宋以前医方选》。

余瀛鳌认为治学重在真凭实据，为此对医案类古籍重视有加，他十分赞成章太炎先生的评价：“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医案最有线索可寻。循此钻研，事半功倍。”近代大家周学海先生也曾说：“每部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潜心研究最能汲取众家之长。"

余瀛鳌认为“医案是中医文献研究中与中医临床结合得最为密切的科研领域”,"中医医案最值得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总结"。他在阅读江璀《名医类案》、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喻昌《寓意草》、叶桂《临证指南医案》、顾德华《花韵楼医案》、齐秉慧《齐氏医案》等大量医案著作后，深有感触地说：“医案能重点反映医家的经验心得和方治特色，其中包含一般方书、论著所不易学到的临床见解和诊疗心得。”体现了清代俞震“多读医案，能与医者治法之巧”的观点。

1983年，余瀛鳌领衔辑编了《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该著作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后，2008年又发行了第2版，前后累计印数近10万册，另有日译本，堪为当代医案类著作的典范。

余瀛鳌以研究中医临床文献为主，致力于内科、妇科的古代临床文献研究，并撰著中医和中医文献辞书，作为中医临床文献学科带头人，对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其于临证，博采诸家之长，方治不拘经方、时方，择善而从。他主张辨病(包括中西医病名)与辨证相结合，对于若干常见病、多发病，着意于探求“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反对过于繁复的病证分型。多年来，他注重于若干疾病的“通治方”研究，力求拟订切合病证之基本病理、病机和便于推广应用的通治效方。对某些病证的不同临床表现，用“通治方”加减法以体现施治中的"同中之异",便于学习，有利于对外交流，也较易寻觅一批疾病的证治规律。其于内科，对肝肾，泌尿生殖系疾患、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肺炎、癫痫等病尤为专擅，兼治妇科诸证，长于崩漏、不孕等病症。其方治已被《名医名方录》《当代名医证治汇萃》等多种医籍所引录。

(三)通治思想

余瀛整很同意“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相结合这个见解，认为它符合中医临床文献所反映的本来面目。古代医学家在重视辨证论治的同时，亦探求医者较易掌握的辨病论治，前者系通过四诊八纲、脏腑、病因、病机等中医基础理论对思者表现的具体症候、体征，或不同的病程阶段、病证类型，进行综合分析，确立诊断，并在治疗方面务求与理法相契合，对初学者明示了诊治规范，但它具有一定的“难度”,如同一个患者，很可能几位医生的辨证和论治有显著的不同。“辨病论治”较易掌握，虽非中医诊疗的主要方面，但辨病论治进一步的发展，对中医治疗学的普及和提高能起促进的作用，也有利于国际间进行医学学术经验的交流。

1.通治思想的渊源

余瀛鳌先生认为，从医学发展的观点分析，"辨病论治"当早于“辨证论治",因为医者对疾病的认识是逐步深人的，到一定阶段又希望能得到删繁就简的证治规律，从治疗学的观点来看，就是寻求更切合病证、便于在辨病论治中广泛应用的“通治方”。如《素问?腹中论》治疗鼓胀用“鸡矢醴”方，属于辨病论治；后世有将鼓胀分为数种证型予以分别处治，重在辨证论治。《内经》除鼓胀病外，以生铁落饮治狂病，四乌鲫骨一蔗茹丸治血枯病等，亦均具有辨病论治的特点。早于《内经》成书年代的《五十二病方》,载述了“蛊者，燔‘扁辐(蝙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内经》以后的武威汉代医简载有“治诸痒(即‘癃')……皆同乐(药)治之”。汉晋以前，癃、淋不分，此处“诸瘁”系指诸种淋证，包括石淋、血淋、膏淋、泔淋等，说明那时对于这些病证在诊治方面贯穿了辨病论治的原则。

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也有不少辨病论治的阐述，特别是《金匮要略》在这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如乌头汤治历节、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血痹、肾气丸治消渴、茵陈五苓散治黄疸、甘草粉蜜汤治蛔虫病、桂枝茯苓丸治妇人瘤病、胶艾汤治胞阻、甘麦大枣汤治脏躁等。

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介绍了有关辨病论治的内容，如对卒心痛、伤寒、痢疾、天行疫疠、温疫、疟病、黄疽、沙虱、乳痈等病，基本上不以分型论治的形式铺叙，便于读者在仓卒之间按病索方。嗣后。《千金要方》(简称《千金》、《外台秘要》(简称《外台》、《太平圣惠方》(简称《圣惠方》)等多种唐、宋方书，由于方治搜罗广博，则有更多属于辨病论治的方药。宋、元以后，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明代孙志宏《简明医彀》(现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余瀛鳌等点校本),该书对于320余种各科病证，一般均列“主方”一项，不同的病证只列一个主方，多附有较详细的加减法，甚便于读者查阅选用。这部著作体现了孙氏对于辨病论治的深人探索，是临床“辨病论治”的重要参考文献。

2.通治思想的形成

现今市售多种中成药方，大致具有辨病论治的特色。这些成药的主治病证较为明确，较易据方议治，属于所述主治病证的通治方。古代的通治方，是经过发展逐步得到充实的。前面提到《内经》《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等所记述的辨病论治与通治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代以前的诊疗概况。张仲景在论述黄疸时，有"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诸黄，猪膏发煎主之",亦即对“诸黄”(多种黄疸)拟订了通治方；更明显的是，仲景谓“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点出此方广泛的通治范围。《金匮要略》甚至在保健方面也有通治方的介绍，如“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这是关于我国产前保健方的较早记述。《肘后备急方》在搜集通治方方面着力尤深，如葛洪认为“伤寒有数种，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者……”,提出用葱豉汤为主加减施治。他又以黄连、黄柏、当归、龙骨四药煎煮入蜜，治疗痢疾，明示“天行诸痢悉主之”通治方的性质。其他如“辟温疫药干散”“辟天行疫疠方"“辟温病散方”“治疟病方"“治一切疟乌梅丸方”(注意；与仲景乌梅丸方的方药及主治不同)“治黄疸方"、治“一切恶毒肿”方、“乳痈方"“诸疽疮膏方”“疗猁犬咬人方”“疗沙虱毒方"“神黄膏疗诸恶疮、头疮、百杂疮方"等，均为葛氏所收编的通治方。

前面提到的《简明医彀》,在综合性医著中不仅宣扬并突出辨病论治，更是提供各科病证通洽方的重要文献。该书所列二百余首“主方”,立方精审，配伍谨严，主治皎若列眉，读者易学易用，虽无方名，但“通治方”的特色昭著。试以该书"自汗”为例。

“主方：人参、黄芪(蜜炒)、白术、茯苓、当归、黄连、白芍、枣仁(炒，研)、牡蛎(煅)各一钱，桂枝七分，甘草(炙)五分。上加浮小麦一撮、乌梅一个、枣二枚，水煎服。不止，加五味子、肉桂、麻黄根，煎成，调龙骨末。虚人加山茱黄、肉苁蓉；湿胜者，泽泻、茯苓，防风、白芷。阳虚加制附子。火盛倍黄连。热极者另煎凉膈散。甚不止，浮小麦半升，煎汁去麦，用汁煎药。兼痰盛气滞等，随证加减。”

上方是自汗的通治方，详述了加减用法，在此方后，又分别介绍了不同因、证的“自汗”治疗，如用黄芪建中汤治虚劳自汗、大补敛汗汤治气虚自汗、玉屏风散治表虚自汗等，末附若干"简便方",亦具通治性质。

在中医各类方书及综合性医书中，类似的通治方多不胜数，这是各科临床家多年的医疗实践或广泛采辑所得的宝贵内涵，应在临证中加以筛选整理、对比观察，检测其治效，使其中较为成熟的治法和方药得到肯定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