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传师承，兼备各家

1.圆机活法，法无常法

严世芸长期从事中医各家学说教学和研究，在家传师承的基础上，奄有众长，贯通诸法，熔诸家精华于一炉，主张一定要推陈出新以应病变。对疾病辨证分型进行了反思，认为证候分型不应成为中医临床思维的主流，因其不能全面反映疾病、病证的发生、发展、转归等规律，不利于主动把握病情。应该从病证出发，紧紧抓住证候的发展变化、病机转归，灵活应变，处方用药。以线性思维替代中医的非线性思维，以证型替代对病证的病机转归的分析。因此需紧扣病机，强调“圆机活法，法无常法”。

2.繁中有序，杂中有法

严世芸常说：“症情错杂，用药也不避杂乱之嫌，但要繁中有序，杂中有法。”所谓症情错杂是指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阴阳、表里、寒热、升降、病位、诸虚、诸实等证候交叉兼见的复杂状况，而病情的错综必然导致病机的复杂变化。对此，应当抓主证、顾兼证，从而主次分明，两相兼顾，所选的方剂也应当是对应复杂病机的复杂组方。综观古来医籍方书，大方、杂方数不胜数，尤其是在唐宋的方书中，更是比比皆是，如孙思邈《千金要方》(简称《千金方》或《千金》)、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局方》)等。此法并非简单的各类药物的堆砌，而是切合临床实际的主要组方法则之一。严世芸强调此类方剂的特征是“杂中有法，繁中有序",粗看似是无理，但深究却意味深长。杂乱并非无法无序，而是针对复杂病机的综合调治。他要学生多读《千金要方》,以知寒热补泻，方药配伍之妙。严世芸在重视调养正气的同时，不废攻邪，他十分赞赏张子和“不可畏攻而养病”的观点，善于把扶正达邪与祛邪安正两种学术思想结合起来，灵活应用于杂病的治疗。

(二)创新构建“藏象辨证论治体系”

中医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术理论的核心之一，更是中医临床医学的精髓所在。在对各种传统辨证论治方法进行科学继承的基础上，从1995年始，严世芸主持创建了中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该体系梳理整合中医历代各家各派散在的各种辨证方法，以中医固有的辨证思维、整体思维的方式，构建一个以藏象理论为核心。能包容脏腑辨证和其他各种辨证论治精华的藏象辨证论治新体系，是对传统辨证方法的一种创新、发展和提升。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全面继承了中医各种辨证方法的优点，又通过重新整合、提炼、补充、演绎和验证而形成一个崭新的体系，能极大地提高辨证水平和临床疗效，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的目标及中医走向国际奠定临床辨证的方法学基础。该做法得到邓铁涛、任继学、裘沛然，颜德馨、何任等中医前辈的充分肯定。其主编的《中医藏象辨证学?肝胆病论治方案》《藏象辨证论治学》已出版。同时在藏象辨证论治思想的指导下，利用现代生物学研究手段及五脏相关性病-方-证-效系统研究模式，针对慢性心力衰竭等疾病开展了相关藏象和治则治法的临床实践和基础研究，以阐明中医藏象辨证论治的特色和优势。

(三)开创中医学术发展史，强调基础和临床结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严世芸开创了中医学术发展史的研究领域，对历代医家学术思想进行深人研究，其所创的中医学术发展史将文史哲与医学相结合，把中医历代医家学说、学派传承等学术研究，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总结，揭示中医学术的基本脉络、发展轨迹和规律。提出中医各家学说是具有学术史学特征的中医临床基础学科的学科定位，强调中医研究不仅要注重“源”,还要重视“流”的研究，科学地规范“中医学派”划分和研究，重视中医各家学说与临床的结合，为中医当代临床的发展服务。这些观点为中医各家学说的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将“中和”思想贯穿于诊治的全过程

严世芸擅于诊治心脑血管疾病和疑难杂症，将“中和”思想贯穿于理、法，方、药诊治全过程。他认为正常人体表现为精气神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失和则为致病的根本原因，治疗的目的在于达到"和"。重视调摄精气神、调养气血、调治阴阳、兼顾五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形神一体观”——调养精、气、神，强调“治未病”

治未病是现代防病保健的重要思想。中医治未病理论历史悠久，有“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素问?八正神明论》),"上工，刺其未生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灵枢?逆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千金要方》)等理论思想。中医治未病具体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欲病救萌、愈后防复几个方面，严世芸认为调养精气神是治未病的重要内容。

精气神是构成、维持人体生命活动及脏腑、经络、四肢、官窍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其盛衰变化主宰整个人体生命活动。中医认为，精、气、神乃人体三宝，生命基础在于精，生命维持赖于气，生命现象表现于神，它是中国传统养生和生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治未病关键在于调养人体之本——精气神，从而协调脏腑功能。

严世芸继承先贤观点，认为保养精，气、神，关键在于修身养性，清心寡欲，则心不外驰，神不妄游，气不外耗。具体必须从摄生防病，导引养形，导引吐纳(五禽戏、气功、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等);劳逸结合，动静结合：动中求静，静中求动；调畅情志，保持精神愉悦，不断增强自身修养，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乐观向上；饮食有节，谨和五味，不宜厚腻，不宜偏嗜；戒醇酒；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阴阳；适度房事，保精气——即导引、劳逸、情志、饮食、房事等方面来调养，从而达到“养气、积精、全神”以治未病。现代医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治疗和预防躯体上的疾病，更重要的是要预防心理上的失调和纠正心理心态的紊乱和障碍——心身统一观点(形神共养)。

2.“气血观”——调养气血，百病乃安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气血存在着协调运行和相互生化的关系。而一旦气虚血亏，气滞血涩，这种和谐关系就会失调，从而导致疾病的产生。

根据临床应诊经验，严世芸发现气血为病最为常见。或因外邪侵入、饮食劳倦，或为情志不畅，或由先天不足，而致气滞、气逆、气陷、气虚等证；进而影响到血液的正常生化运行，产生血不循经而出血、血行不畅而血瘀、生化不足而血虚等病变。三因致病，往往气先受之，进而影响到血液的正常循行。所以，新病之人，或理气、降气、升气，或补气、益气。常用枳壳、香附、延胡索、川楝子等理气：以旋覆花、降香、沉香、牛膝等降气；用柴胡、升麻升气；用黄芪、党参、炙甘草等补气。上述方法，有时兼而用之，以达调气之目的。如遇久病之人，或因失治，或因误治，其病必已侵人血液，致使血液泣而不行，故常在调气之外，还用当归、川芎、丹参、桃仁、红花、土鳖虫、三棱、我术等活血化瘀，如病久入络，则加用全蝎、蜈蚣等虫类药物。针对久疾顽症，调气活血合用，至为重要。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法运用于多种疑难顽症，常获良效。

近30年来，严世芸致力于中医中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倡导心病诊治重在气血。严世芸根据“气血观”,探讨了“益气活血通脉颗粒”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益气活血通脉颗粒剂能明显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病变程度。其起效机制涉及现代医学脂质代谢、内皮细胞功能、血小板，cAMP、cGMP、bFGF(碱性纤维母细胞生长因子)等机制，颇有研究价值。

基于气血在心的各种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严世芸对心病诊治重视调理气血，尤其重视调整心脏的气血阴阳。

3.“协调观”——阴阳调治，医之根本

阴阳学说贯穿于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既可用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可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中医理论中的阴阳是对人体物质功能的归纳和演绎。人体的阴阳存在着互根互用并可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和”上，也就是“和谐”和“协调”,一旦阴阳离决，人的生命运动也就停正了。临床中证候虽然复杂多变，但总不外阴阳两大类，而诊病之要也必须先辨明阴阳属性，或阴阳协调状态。然人之阴阳又以肾精为根本，故肾之阴阳是五脏六腑阴阳之根本，故又称元阴、真阴，元阳、真阳。肾阴和肾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以维持人体生理上具有根本意义的协调。一旦这种协调被打破，就会影响人的整体阴阳而产生诸多症状和疾病。由此可见，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应注重阴阳的协调，尤其应强调肾阴肾阳的协调。

临床应诊，若非外邪彰然，当虑及肾之阴阳。常用生熟地黄、山萸肉、何首乌麦冬以养阴；用仙茅、淫羊藿(仙灵脾)、补骨脂、附子以补阳；用鹿角片、黄精、坎照、紫河车以填补精气。内伤杂证，肾精不足者，随证取舍，每可获效。

(2)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阴阳不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时阴阳还有互根互用和相互转化的特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这一理论对临床处方用药影响深远。张景岳在此理论基础上得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的经验，其所创左归丸、右归丸等对后世医家影响颇深。

临诊若遇阳气虚损而用补阳益气的附子、桂枝、黄芪、鹿角等药物时，应注意适当使用补益阴液的生熟地黄、山萸肉、白芍等，以使生化之源无穷。此法常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心力衰竭、陈旧性心肌梗死、顽固性期前收缩(早搏)、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引起的眩晕等。反之，病家表现为阴精亏损，在使用补阴填精的药物如生地黄、熟地黄。何首乌、枸杞子、麦冬，炙龟甲的同时，也应兼顾补益阳气的药物，如附子、淫羊藿、菟丝子等，以使生生之源不竭。如中风后遗症之下肢痿软等，一味补阴或一味补阳，总有偏颇之嫌。

严世芸认为，从病证的病机出发，配伍得当是处方用药的关键。在杂病的治疗过程中要始终注意“补不宜呆滞，泻不可伤正，寒不能伤阳，温不可劫阴”等配伍用药原则。如在治疗胸痹中，尤须注重协调阴阳法。阴损及阳轻证，仿炙甘草汤意，以阳中求阴；重证则附、桂同用于养心阴方中，以扶阳配阴。阳虚及阴轻证，在温阳方中酌加生地黄、麦冬、枸杞；重证则合生熟地黄、山萸肉、何首乌等阴中求阳，养阴配阳，俾阴阳相济而心脉得养。在选用补益药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监制其偏：温心阳要避免过用温热，尤慎辛燥，阳虚之甚须补以辛热，则宜略佐凉润。补心阴要避免过用寒凉，尤慎苦寒。倘阴虚之甚须补以寒凉，则宜略佐温热(如补骨脂、肉苁蓉)。此皆监制其偏而为。

注意互损先兆：在治疗中要注意互损先兆，及时用药以防微杜渐。如舌红转淡，宜减凉润，苔白转干，当免过温。又如温肾中出现龈痛、咽燥，养阴中出现食少便溏，滋阴中出现思睡，或心阴(阳)久亏，经养阴(温阳)未见好转者，均须考虑有阴阳互损之变，而用阴阳并调之法。

病久服药防偏盛之害：凡须久服药者，补心阴中宜酌加益心气、温心阳之品(黄芪、甘草、桂枝等);温心阳中宜配用养心阴之品(麦冬、沙参、玉竹等),既可阴阳互济，又可防偏盛之害。

4.“五脏观”——调治心病，兼顾五脏

严世芸在临证中注意扶正达邪与祛邪安正相结合，治疗用药上注重五脏兼顾，治心兼顾脾、肾，重视调理肺、肝，协调诸脏器的总体功能，善于调动人体正气，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1)治心应兼调中：重视调理脾胃，调必有法，这是严世芸临证经验的又一个学术观点。他综观前人有关脾胃之论，结合临床体会指出：治损应取其中，治心必兼补中。“心火生胃土，命火生脾土”。严世芸认为治疗心病不能忘却脾胃，提出土气的盛衰是决定疾病预后转归的重要因素。若中土未衰，可凭其生发之气使心之阴阳气血渐次来复，反之往往积虚成损。心病调理，其要在脾，在辨证用药基础上同时着意扶中，冀能坚固砥柱，以图转机。并认为调治脾胃关键之一在于流通。胃腑之通降贵在通，脾气之舒展重在运，常用甘平之品补脾元，辛香之品调胃气。心病诊治中，常辨证加入生晒参、红参、黄芪、白术等品，以健脾培元法治疗稳定性劳力性心绞痛。

(2)心脏虚衰日久，治必补肾：心肾同病，常是心病后期尤其是心衰重笃阶段的主要病机转归。严世芸对此证型每以扶正固本为大法，在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中，温阳利水、益肾填精为治疗常法，临证用药以温阳利水之真武汤最为多见，并自创强心饮一方，心肾同治。具体用药还体现在补肾中包括补益肾精及暖补肾气两方面，用药避忌刚燥。补精以地黄为主药，肉苁蓉、山萸肉、菟丝子、坎然等也在常用之列，取其滋润摄精、血肉填精之效；暖补肾气则常取附子、淫羊藿、巴戟天、鹿角片、补骨脂等。

(3)治心重宗气而顾养肺：心肺同居上焦，心主血，肺主气，气血相贯，心主血脉，肺朝百脉，宗气积聚胸中，以贯心脉，故《素问?灵兰秘典论》云：“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素问?五脏生成》云：“诸血者，皆属于心。”心肺在病理上也密切相关，心病受邪，气行血流不畅，久则刑肺，临床所见肺源性心脏病心衰，即为久病肺气虚衰，或肺气壅塞，不能朝会百脉以助心气推动血液运行，进一步损及心阳而致心衰，出现气喘、胸闷、咳痰等症；病久势深，则心肾阳虚，饮邪内停，其病位在心肺，涉及脾肾。严世芸常在养心的同时，兼用温肾健脾，补肺平喘法治之，方用真武汤、补中益气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小青龙汤等化裁。兼痰热壅肺者合用麻杏石甘汤类清肺涤痰平喘；病势缓解期则以补肺益气为主，选用补肺汤加味。

(4)治心善调肝，疏导七情；中医学认为，情志失调可致心病，因为“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可使气机升降失调。《灵枢?师传》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东医宝鉴》曾强调：“古之神圣之医，能疗人之心，预使不至于有疾；今之医者，唯知疗人之疾，而不知疗人之心，是犹舍本逐末，不穷其源而攻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虽一时侥幸而安之，此则世俗之庸医，不足取也。太白真人曰：欲治其疾，先治其心，必正其心，乃资于道……此真人以道治心疗病之大法也。”说明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心身应同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疾病谱的变化，21世纪的医学模式已转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重视在治疗身体病变的同时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心理状态，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有质量的生命年的延长，同样是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目标和疗效评判的不可缺少的标准。

严世芸在长期临证实践中根据古代医家心身同治的方法，每将医学心理咨询和中医调肝、七情疏导的优势结合用于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制定并建立心血管常见病证的七情调治方案，常以暗示默化法、情志导引法、静志安神法、恰悦开怀法、说理开导法等，晓之以理，使之常处寂然，心君泰安，志闲而少欲，心胸旷达，恬淡虚无。他在临证治疗时极其注重与患者的沟通，提高患者认知能力，改变不良情绪，使之心宁神安，气血调畅。严世芸主张在治疗中除把握患者的自然属性，还须了解更复杂的社会与心理属性，如个体的遗传、休质、性格、心理特征等。他对此类患者除予以心理疏导外，还重视心肝相生之理，肝阴不足，肝失疏泄，皆能木火犯心，导致心肝火旺之症。故临床注重以柔肝、清肝，疏肝之法治心疾，善用一贯煎、逍遥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甘麦大枣汤等方，疏肝解郁，养心安神，随症加减，疗效显著。尤其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抑郁症疗效颇佳。此外，严世芸还认为医者应具备立体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思维模式，应当根据不同患者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气候、地理、生物等)和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进行“社会诊断”,开出“社会处方”。

(5)心病诊治，标本兼顾：心系病证多为本虚标实之症，本虚可为气血阴阳亏虚，可阳虚(多见)、气虚，也可阴虚、阴阳两虚，甚或阳微阴绝，心阳外越。因“心为君主之官”,又常兼有他脏的虚损，故严世芸临证中多从整体辨证着手，注重五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经常应用益气温阳、益气养阴、培补中气、补肾填精、阴阳并调法等补虚固本之法，尤重心肾并治。

关于心系病证的标实，中医学认为以痰、瘀、饮、气滞为多见，且多为因虚致实，同时又有兼热、兼寒的不同，其原因与心病时五脏六腑功能失常有关。故严世芸在祛邪治疗中十分重视对这些脏腑功能的调整，而不是单纯祛邪，认为祛邪治疗也必求其本，治疗常以益气活血、温阳利水、健脾化痰、疏肝理气等立法。

在标本兼顾中，严世芸十分重视权衡本虚标实的孰轻孰重，灵活应用扶正祛邪的各种方法，治疗用药上把握好“祛实通脉不伤正，扶正补虚不碍邪”的原则，或先祛实通脉，或先扶正补虚，或寓补于通，或寓通于补，或通补兼施，章法分明，选药精当。

严世芸除了抓住“治病必求其本”的辨证精神之外，还撷取各家专长，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当是疗效显著的一个根本原因。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过分拘泥于古代先圣之一人一法已难于取效，故当不拘一格，灵活遣方。如风湿性心脏病出现心力衰竭，则当辨为肾阳衰微，水气内停，治疗应选用真武汤。然而，此为久病，气分病变必已累及血分，而致血行不畅，加用王清任之血府逐瘀汤可兼顾气血，提高疗效。同时，遵循张景岳的理论，在温阳利水之时，适当选用补阴药物，以使生化之源充足。如此遣方用药，不仅可以获得满意疗效，而且顾及了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为取得长期疗效打下了基础。临床应用，也颇多效验。    严世芸

(五)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

严世芸积极推动中医标准化和国际化，在1995年、1997年先后颁布的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由其主持完成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治法部分》的标准修订，并于2020年正式颁布。严世芸担任制定世界卫生组织(WHO)ICD-11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项自中国审评专家组组长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顾问，在他和全体专家共同努力下，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秘书处于2009年落户上海中医药大学，发表了2项中医药术语标准，分别是《ISO19465:2017中医药—中医临床术语系统》和《ISO18662-1:2017中医药—术语—第一部分：中药材》,为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张安德中医药国际贡献奖。

(六)重视古籍研究，考镜源流

严世芸始终坚持守正创新，重视古籍研究，认为要厘清中医药经典理论的内涵，必须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人文、自然科学等史料，开展多视角、多层面、多学科的研究，充分表达其发生、发展的真实，使中医药经典理论得以回归本源的表达。出版《中国医籍通考》《中医学术发展史》等29部著作，多部被誉为里程碑式著作。

20世纪90年代出版《中国医籍通考》,这是首部中国医籍考述的著作，全书考述医籍8194种，500余万言，是研究中国医籍的权威性著作。该书的出版改变了中国没有一部自己编撰的完整医籍通考的情况，同时也从此改变了我国中医文献研究和教学的被动局面，在中日医药交流中，弘扬了中华民族自尊精神，具有开创性和  权威性，《解放日报》曾赞曰：“一本书改变了一段历史。”

后来，又撰著出版《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总集》。该项研究运用史学、中医文献学和医籍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散见于后世的各种医著中的亡佚医籍进行查缺补漏，钩玄索隐，整理辑复，以恢复其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该项目的研究在国内外中医学术界具有先进性，填补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研究的空白，对医史文献、学术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方面的学习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