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法
医学乃至精至微之事,唐代大医孙思邈早有训示,“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并要求“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主永钧自因病习医,读书治学未有一刻懈怠,他认为学问学问,一半学,一半问,所以,看书不仅要“勤读”,更要“善思”,要学会提问、敢于质疑,但读书的顺序和方法也很有讲究。
(一)诵记“四小经典”
四大经典和各家学说不仅内容丰富,浩如烟海,而且博大精深,对初学者来说往往有一定难度,所以需要一些入门书帮助记诵和理解,以加快学习进度。王永钧一般主张可先背记《汤头歌诀》《药性赋》《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等“四小经典”,这类启蒙书籍相对通俗易懂,且多编成口诀,易于诵记,并可结合《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等加强理解。这样循序渐进,继而学习四大经典和各家学说,往往会有一种豁然开朗和融会贯通的感受。
(二)研读“四大经典”
中医传统所称的四大经典,是指《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后来亦有学者认为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和《温病条辨》,这些都是中医理论的灵魂和骨架,是我们的中医临床的活水之源,但里面含有许多深奥的精义和实践的经验,必须经过刻苦钻研,下一番苦功夫去“心悟”,才能学有所得。因此,王永钧认为读经典首先要静下心来,勤于思维,才能举一反三。
“学经典",重在“知其要”,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就有“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的明训。因此,学习《黄帝内经》可先读明代李中梓的《内经知要》,以及秦伯未根据李中梓《内经知要》所节选、编写和注解并在《中医杂志》逐期刊出的《内经知要浅析》,还有张恪编著的《内经名言三百句》,其中有的内容不仅要求会背诵,更应有深层次的理解,以期举一反三,应用自如。
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在于掌握和提高辨证论治的要领。如《伤寒论》分列六经,以80余味中药,制方113首,归纳为桂枝汤类等12组处方,分治51种证型及379种加减变化,《金匮要略》则归纳了当时除热病以外的常见病及部分疑难疾病。章次公先生还盛赞这两本书“含有哲学的内容、科学的证治方法”,不少证治方药,即便今时临床应用还是很能得心应手的。研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王永钧建议不仅可结合各家注释,加深理解,而且可参考《伤寒质难》,本书难得的是以科学论中医,并融会了西医知识来阐释《伤寒论》,是祝味菊先生对仲景学说的创新见解。
(三)博览各家学说
王永钧认为,随着时代、环境、社会的变迁,人的体质和疾病谱亦随之发生着各种变化,中医药学亦“与时偕行”,所以使得仅用四大经典难以应对纷繁复杂和多变的临床现象。这就必须泛读浏览历代的各家学说,如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金元时期刘、张、李、朱的四大家论著,明代除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外,值得一读的还有张介宾的《景岳全书》,而以叶、薛、吴、王为代表的温病学说,以及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多种中西医汇通医家著述,如《医学衷中参西录》《血证论》等,其中有不少新的观点、知识和技术,值得认真研读,以期达到博览群书和博采众长的境界。博览群书时,可先泛泛而读,快速翻检,精华之处或者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尤其是遇新理论,新观点时,则宜潜心精读,反复思索,甚至于无字处着眼,以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学、思、行合一
《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明确要求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我们学习经典和各家学说的目的,不仅在于继承,在于“古为今用",但最终归宿却是为了学术创新和提高临床疗效。王永钧认为,这需要学习时“法古融新,有个自家在内”,读书、看病均应有独自见解,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比如他在读《伤寒论》时发现四逆汤中的甘草剂量为二两,重于干姜、附子,且10条四逆汤证,8条提示在厥逆或厥冷的同时或之前,有大汗、吐、利的失水、伤津液等重要因素。因此认为,四逆汤中的甘草并非多数医家认为的佐使药,其显著的“救水增液”作用为姜附的“回阳救逆”奠定了转危为安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四逆汤方中具有“定乾坤、立两仪”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甘草的这一作用,在危重症时可结合现代补液手段互为补充。这是对经典的深刻理解与临床运用新体会。
另外,王永钧还建议应适当学习一些文、史、哲和训诂学知识,这不仅有利于建立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系统的知识梳理,且能发现一些文化和生活实践中的中医药学知识,这些虽是不期而遇的吉光片羽,但也属实珍贵。如《西游记》中就曾记载了孙悟空以巴豆、大黄为主药治疗朱紫国国王的“宿食留饮”,这种经验就曾被王永钧用在关格重症的临床实践中。因此,这些散落在中华文学作品中的中医药学知识亦是我们可学习参考的。
如何读书做学问,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路径,但总归是要勤于学、精于思、敏于行,要在中医学本源汲取营养,发皇古义,以创新说,更重要的是,要从经典中来,回临床中去,切实提高为病人服务的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