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钧熟读经典，立志杏林，并先后拜师7位杭城名医，加上天资聪颖，又勤于钻研，善衷中纳西，兼收并蓄。他从医60余年，守正创新，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尤其是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领域成效卓著。

(一)倡导“审病一辨证一治病/证”诊疗思维并成功运用于肾病临床

西医讲“病”,中医讲“证",王永钧则主张“审病-辨证-治病/证”,并将这一临床思维方法成功运用于慢性肾脏病(CKD)的实践。对CKD而言，“审病辨证",就是既要认识CKD全过程中的各种临床和病理表现，又要以中医认识和诊断疾病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其症状、证候、病机、演变规律和预后。其意义在于：①可以排除非CKD症状对CKD辨证的干扰。因为在CKD病程中可能合并各种急、慢性疾病，出现各种肾外疾病的证候，如风热(上呼吸道感染)、湿热(肠道、泌尿道感染)等，若混淆列人CKD辨证，则会影响对CKD证候，病机及其演变规律的认识，故宜分别诊断，在论治上可参照中医传统对待合病与并病、痼疾与卒病的原则处理。②有利于认识病、证、症的本质：王永钧认为，传统中医，绝大多数的疾病以症状命名，症状虽是辨证的基本单元，但不能反映疾病总的发展规律。而国际统一的疾病名，是对具体特定的病因、病理及其发病、演变、转归整个病变过程的概括，一旦确定病名诊断，就可能深入理解疾病总的发展规律。这不仅是便于与国际接轨，更在于它能反映“发生生命现象异常自始至终的全过程”,而且这也符合《内经》“善言始者，必会于今，善言近者，必知其远”的“终始观”要求。因此，王永钧主张CKD的辨治当先“审病”(国际统一病名)以举纲，再收集证候的证据和主症，辨证以张目，并应深人了解西医学对疾病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和疾病不同发展阶段的临床表现，包括相关的各种实验检查、诊断、治疗等的认识，并充分利用现代实验检查手段，拓展传统“四诊”的广度，深度和内涵，以利于认识病、证、症的本质，进而采取有效手段稳定、阻抑、逆转疾病的进展。

(二)拓展象思维，建立肾脏病中医微观辨证体系

象思维是中医药体系最重要的思维认知方式，中医运用象思维构建了藏象理论和辨证论洽模式。“象，形象也，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在科学未臻十分发达的古代，中医传统对内在脏腑疾病的诊察和“证”的认识，往往通过对“象”的总结和提炼，察其外而知其内。但疾病的表现(病象)由内而外，由隐伏而至显现，往往需要一定时间。若借助现代仪器设备和技术则可直察其内在改变，显著缩短由内而外的进程，为及时诊治争取宝贵时间，进而明显提高中医药辨证论治水平。

基于“象”思维，王永钧及其团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中医领域率先开展肾穿刺术，直察肾组织的病理改变，为慢性肾脏病的肾虚、络瘀、风湿等证候提供微观辨证依据，结合血、尿检测及中医“四诊”,形成了慢性肾脏病中医微观辨证体系。王永钧认为肾组织中功能健全的肾单位减少和肾小球滤过屏障损伤是肾虚证的微观病理依据；若出现系膜细胞增生活跃和(或)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足细胞肥大、脱落、融合，细胞性新月体形成，襻坏死及间质炎细胞浸润等活动性指标乃是风湿病邪侵扰肾络的表现；而细胞外基质积聚、球变粘连、血管襻闭塞、肾瘢痕形成、局灶/节段肾小球硬化与间质纤维化等病理改变，正是“肾内微瘢积”在不同时候形成的病象，系风湿之邪与痰瘀相互胶结，导致正常肾单位逐步减少，并“由体及用”,出现程度不等的肾功能减退和溺毒内留所致。有鉴于此，王永钧以“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思路，相继研制了复方积雪草1号和2号方，从多环节、多靶点防治慢性肾脏病的病情进展，并获批2项国家发明专利。

这种“象”思维的认知、运用和拓展，不仅提高了中医辨证的灵敏度、精准度，而且使慢性肾脏病的治疗时间窗提前，极大地提高了中医药的防治水平。

(三)创新“风湿致肾病”理论

王永钧认为，在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慢性进展过程中，存在湿的致病因素，或湿的证型，这是人所熟知的，而对于风湿致病，尤其是没有水肿的肾病，多数医家则往往忽视其重要性。但早在《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中医古籍中就已有"肾风"“风湿”“风水”的记载，《诸病源候论》则进一步指出“风人于少阴则尿血",

这些论述均指出了肾性水肿和尿血与风湿相关。而后世又提出“风能胜湿”的见解，风药治风自是药证相符，怎么风药又能治湿呢?王永钧认为，其实这是体内某一局部隐伏着未被觉察的风邪与湿邪相合导致的局部风湿证。

王永钧认为，风湿不仅是风湿痹病的主因，亦是原发性肾小球疾病(肾风病)的始作俑者和病情进展与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当“开泄、善行、数变”的风邪和“凝滞、缠绵、难愈”的湿邪相合，不仅可干扰肾之藏精、主水、司开阖功能，而且会干预肾脏经络、气血的运行，积以时日，更可久闭成痹，这在《索问?痹论》探讨痹的形成时已有叙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五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也。”结合慢性肾脏病的各种临床表现及其发生发展与转归，王永钧认为风湿内扰于肾脏局部的病机演变是遵循下述规律进行的。

1.干预肾的封藏职能——蛋白、红细胞等精微物质随尿下泄

2.干预肾主水液、司开阁和泌别清浊职能—尿少、水肿、夜尿增多或浊毒内留

3.干预肾络，以致气血运行受阻——久闭成痹，肾局部瘀血及微微积形成

三者互相影响，进而导致肾劳→肾体萎缩→逐步失去肾的各种气化功能→溺毒→影响肾外，以至全身。

根据长期临证经验及实践结果，王永钧提出慢性肾脏病风湿证候的辨证要点如下。

①泡沫尿：尿中有泡沫，尿检发现蛋白伴或不伴镜下红细胞尿，尿蛋白较多，定量≥1.0g/d,有时甚或伴有肉眼血尿。

②祛风湿药治疗有效。

③新近出现或加重的困乏、浮肿。

④新近出现血肌酐从原来稳定的水平发生变动、升高。

⑤肾病理检查有系膜细胞增生活跃和(或)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足细胞肥大、脱落、融合，细胞性新月体形成，襻坏死及间质炎细胞浸润。

其中①②是确立证候的主症，在①②主症基础上出现③④往往提示风湿证候在扩大和进展，它们有力地支持了风湿内扰证的存在和加重，⑤是从病理学角度为中医辨证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辨证内容。

上述辨证要点和演变规律反映出风湿内扰于肾不仅是致病因素，还是导致慢性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和一些免疫介导性肾损害病情加重的危险因素，也充分体现了风性善行数变、湿性黏腻难清的特点。由于慢性肾病的风湿证候往往寓活动性病变于慢性过程之中，易被疏忽，难于防范，极易导致病情的进展，因此临床必须重视。

 (四)构建IgA肾病辨治创新体系

IgA肾病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亦是导致终末期肾病的最主要病因之一。其临床表现及病理改变呈多样性，基本涵盖了所有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临床与病理现象，王永钧多年来对IgA肾病的因、机、证、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建立起完整的IgA肾病辨证创新体系，形成了可操作的IgAN中医(中西医)辨治规范。

王永钧认为，IgA肾病属中医“肾风病”范畴，是由风湿病邪为主的网络病因所导致。其辨证除传统“四诊”外，当拓展象思维，结合现代技术手段获得的尿象、血象、B超象、肾病理象、血压等可测性客观信息，提炼出对“象”的新认知，充实为中医辨证的证据。结合临床实际，他和团队同仁通过调研1148例IgA肾病思者的中医证候，分析其症状(宏/微观)、证候及其演变规律，最终确立IgA肾病中医辨证创新方案的5个证型：肾虚证(肾气阴(血)两虚证),瘀痹证(肾络瘀痹证),风湿证(风湿内扰证),肝风证(肝风内动证)、溺毒证(溺毒内留证)。该方案与临床、病理均有很好的相关性，且证候的主证有客观、量化指标，临床易操作、可重复，且简洁有效。

同时，王永钧组织开展了多项IgA肾病证治临床研究，包括两种辨证方案治疗IgA肾病的临床对比、中西医结合个体化联合序贯治疗中重型IgA肾病的疗效观察，及50例个体化治疗后重复肾穿刺病理资料对照等，均证实创新的辨证论治方案，能够减少蛋白尿与尿红细胞，减轻肾病理的活动性损害，改善和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程。与既往以虚为主的辨证方案比较，新方案IgA肾病Lee'sI~Ⅱ级患者临床缓解率明显优于原辨证方案组(59%和20%)甚至新方案组中Lee's≥Ⅲ级患者的缓解率，亦优于以本虚为主的Lee'sI~Ⅱ级的原方案组(452%和20%)。这体现了新方案的临床实用性、有效性，其研究成果曾获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而以虚、瘀、风湿为主的IgA肾病辨治方案被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肾风(IgA肾病)中医临床路径和中医诊疗方案向全国百余家单位推广。

依托新方案立项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慢性肾脏病中医临床证治优化方案的示范研究"结果亦提示，针对虚、瘀、风湿、湿热证候的中药组方具有不依赖于减少尿蛋白的肾保护作用，而中、西药组则既能更好地减少尿蛋白，又具肾保护作用，显示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该项研究成果相关论文发表在《世界中医药》《中华中医药学刊》和JournalofEthnopharmacology上，并在美国肾脏病年会作大会交流。其后王永钧作为主要参研者之一，2016年与陈香美院土联合申报的"TgA肾病中西医结合证治规律与诊疗关键技术的创研及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