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擅治热病，尤其传染病

外感发热性疾病发病率高，涵盖病种甚多，包括多种传染病。医圣张仲景曾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死于外感热病者十居其七(其中必有疫病)。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立志干医药，“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认为此书“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之源”。“伤寒”为伤于六淫、疫疠之邪，当时为外感热病总称，即"今夫热病皆伤寒之类",故《伤寒论》实为伤邪论。在阴阳、五行、藏象、脏腑经络学说指导下，仲景结合大量有效病案，总结先贤医疗经验，开创六经病脉证并治，使《伤寒论》成为第一部辨病辨证论治外感热病的经典专著,《金匮要略》成为内伤杂病的经典。可以说伤寒热病研究开拓创新铸就了医圣张仲景；叶天士善于领悟经典，广求名师。博采众长，临床发挥，创卫气营血辨证，提高了温热病的诊疗水平，为中医的发展创新做出了贡献，温热病的开拓创新铸就了中医大师叶天士。

蒲辅周先生参百家之学，熔伤寒温病温疫于一炉，擅治外感热病及疑难重症，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故成一代宗师，名扬海内外。1956年8月，“乙脑”在北京暴发流行，用前一年石家庄“乙脑”治验无效，有的反加重。蒲老审时度势，知常达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正确无误，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关键在于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施治。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虽同处暑季，但前者正值酷暑，久晴无雨，天暑地热，证偏热，属暑温，用白虎汤清热润燥，切中病机，故见奏捷；而后者正值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湿热，证偏湿，属湿温。如果不加辨别，沿用白虎汤，就会湿遏热伏，不仅高热不退，反会加重病情。蒲老指导采用通阳利湿、芳香化浊之法，则湿去热退，颓势顿即扭转，一场可怕的温疫得以迅速遏止。蒲老总结出“乙脑”治疗八法，选定66方，弥足珍贵。蒲老曾与西医紧密协作，会诊治疗大量的麻疹、肺炎、腺病毒肺炎患者，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正治诸法、救逆数法。在与瘟神一次次的较量之中，蒲老出类拔萃，独树一帜，每能见解独特，另辟蹊径，辨证论治准确精巧，配伍用药胆识过人，为同行和后学做出了表率，增强了医疗界运用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和危重症的信心，指明突出中医特色，发扬辨证论治的重要性。

继承蒲老的学术医疗经验，薛伯寿在防治艾滋病、流感、“非典”等方面有所发挥。1987年应尼雷尔总统邀请，作为首批赴坦桑尼亚运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成员之一，薛伯寿总结认为艾滋病既似虚劳，又属温疫；发病上，重感于邪，正虚为本；治疗上，强调分期立法，内伤与外感互参，透邪解毒与扶正并举。《中医杂志》英文版发表“中医药试治艾滋病经验”一文，得到广大中医同仁认可，也为后继研究奠定了基础。

春天有寒疫，冬天有风温，1998年冬季，有非时之暖，当时北京“流感”暴发，薛伯寿在门诊看到一家四代人相继发高烧，冬应寒反大温，临床表现为高烧，咽痛，咳嗽厉害，一两天即有黄痰，这是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他发现已到冬至，正因天暖，易脱衣着凉，这批患者又都有形寒，四肢酸痛，汗出不畅之证，即有寒包火的特征。薛伯寿估计会有流感大流行，广安门医院姜在旸副院长邀请薛伯寿拟方，他据病情分析为温邪上受外有寒束，取银翘散、三拗汤、升降散加减，拟名“速解流感饮”,被医院作为流感普济方制成汤剂，大锅熬，患者排队取药，夜晚加班，当时此方广施而供不应求，没多久，卫生部召开流感会议上称费此方价格便宜，效果非常了不起，广安门医院因此受到表扬。

2003年4月，“非典”刚蔓延到北京，形势严峻，时间紧迫，薛伯寿便夜以继日从蒲老学术经验中加以发展创新，总结出“非典”辨治八法及方药，提出辛凉宣透、表里双解、宣化痰浊、逐秽通里、清热解毒、清营转气、生津益胃、育阴补肾八法。根据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所表现的寒热虚实变化，辨证指导选用不同的方剂。这些经验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印成小册子，及时赠给一线医务工作者起救治指导作用。可见中医治疗外感热病，尤其传染病有丰富珍贵的经验，到现在依然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外感热病一般起病急暴，尤其疫病危害更烈，救死扶伤，外感热病居先，不可延误，治疗适当立竿见影，是为医者之使命，也最易检验医者之诊疗水平。中医为患者谋幸福，为中医药谋复兴，继承发扬外感热病为先。中医学对外感热病，尤其传染病积累了极其丰富珍贵的学术医疗经验，薛伯寿认为继承发扬中医学遗产，必须高度重视外感热病的继承发扬及开拓创新。薛伯寿认为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关键在于研究继承发扬外感热病诊治，若无外感热病学术治疗经验，则很难提高内伤杂病的诊疗水平，更难提高疑难病证的疗效。

(二)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学说

蒲老曾说：“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皆说明生理之体用，病理之变化，辨证之规律，治疗之法则，当相互为用，融会贯通。”薛伯寿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明清温病、温疫学说的发展是对伤寒的补充发挥，应当摒弃门户对立的偏见，扬长避短，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学说，可以互为充实，真正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伤寒论》总结汉以前治疗外感病的经验，广义伤寒包含温病和温疫，至金元开始提出温病不同于伤寒，明清时期又提出温疫有别于伤寒及一般温病，叶天土、吴鞠通创立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干是伤寒与温病分两派对峙。薛伯寿认为伤寒和温病所论皆为外感热病，皆含温疫内容，虽有寒温之异，但从学术渊源上伤寒为温病之基础，温病为伤寒之发展创新补充，吴鞠通著《温病条辨》是“羽翼伤寒”并非取代之。伤寒、温病所论之病重点不同，病性有异，侧重不同，叶氏云：“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大异!”故外感热病的治疗则宜择善而用，融会贯通。

温病学说，温热在卫用辛凉透邪，有银翘散、桑菊饮，尚有新加香薷饮、桑杏汤等；湿温留恋气分，立芳香化浊、通阳利湿法，有三仁汤、藿朴夏苓汤、甘露消毒丹等；温疫初起，即宜宣郁解毒逐秽为先，有双解散、凉膈散、升降散等，为热病初起祛邪增添治疗新法；热人营血，开创透热转气、凉血散血、平肝息风、开窍宣闭、滋阴息风、育阴复脉等法，为抢救热病气营双燔、血热妄行、昏迷痉厥、真阴欲绝等重证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实补《伤寒论》之不足。然辛温解表、温阳救逆等伤寒之法亦不可废。《伤寒论》已有麻杏石甘的辛凉法，是否不需桑菊、银翘?或温病创立桑菊、银翘再不需要麻杏石甘汤呢?认为各有所长，必须并存，酌情选用。如：蒲老曾治急重乙脑患者，呼吸障碍而用呼吸机，蒲老细察病情，认为邪尚在卫气之间，急用辛凉轻剂桑菊饮而挽回危局；一重症腺病毒肺炎幼儿，脾阳大伤，气弱息微，喘嗽不已，体温尚高而汗冷肢凉，大便清稀，脉细微，舌淡红苔白。救逆用甘草干姜汤，试管频频滴服，恢复生机。

“伤寒宗仲景，热病从河间",仲景河间之书，皆有温疫之治。"内伤宗东垣”,然治大头瘟的名方“普济消毒饮”却为李氏经验方。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对温疫的病因、发病、流行等皆有惊人的创见，所创达原饮治秽湿之疫有效。余师愚《疫疹一得》创清瘟败毒饮治疗火毒之疫有效。蒲老曾说：“治疗急性病，尤其急性传染病，要研究杨栗山的《伤寒瘟疫条辨》。温疫要灵活运用杨氏温疫十五方，而升降散为其总方。”治温疫之升降散，犹如四时温病之银翘散。烂喉痧用加味凉膈散；大头瘟用增损普济消毒饮；春温火毒甚者，选用增损双解散，加味六一承气、解毒承气等方皆有较好疗效；“四时温病之中亦偶有兼秽浊杂感者，须细心掌握，治疗须与温疫相参，才能提高疗效”。

融会贯通地运用伤寒、温病、温疫诸法诊疾疗病，不但用来治外感时疾，还可用于治疗内伤杂病。病无分内外，外感热病可以影响内在脏腑气血，内伤杂病亦可导致肌表营卫失和。内外相因，治疗要有整体观念，治外勿忘安内，治内勿忘调外。内外之病，皆可用和解分消兼容之法随证治之。

(三)精研疑难病症，提高疗效

平日门诊就有很多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来求诊的疑难病患者，疑难病症大都具有病程长，病情时轻时重，迁延难愈的特点。薛伯寿认为此类病多为外感内伤交融在一起，表里寒热气血虚实错综复杂，治病求本，必须考虑到伏邪、蕴毒、痰饮、瘀血、积滞等因素，历来文献既有怪病从痰治，亦有顽疾从瘀解，然而正气虚损，首当调脾胃，使生化有源；滋养精血、固护肾气，以荣五脏，既要善用经方，又要重视时方，创新选用，治疗精选复方为要。而且应知寻常药物亦常常治愈疑难病症，平淡之中见神奇。如王某二十多年顽固腹泻，辨证用椒梅理中汤一周获愈。某干部，低热治疗月余不退，厌食、疲劳，四肢酸痛，体重下降，按时令据脉证为暑湿郁闭，用香薷饮合藿朴夏苓汤，一周即显效，调理而愈。亚洲佛教协会会长巴古拉病重垂危，肺感染而心衰，用麻杏石甘汤合真武汤，药后转危为安。

《内经》有“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薛伯寿认为内伤正虚，易感外邪；外邪滞留，导致内虚，正虚之人，易致七情内伤。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生病，多生于郁。有因病而郁，有因郁而病。治外感病，尤其内伤杂病、疑难病症，甚至防治衰老皆必重视调畅气血。补药的堆积，既不能防病亦不能治病。疑难病症，亦有不少患者从调畅气血而获愈。

蒲老启发应用升降散之门径，薛伯寿推崇并发表文章著书、大力实践，才使升降散得到广泛的应用，使古方得以重放光辉、名重后世。他最早于《中医杂志》1981年第4期首页发表“杨栗山温疫证治钩玄——蒲辅周老师对《伤寒瘟疫条辨》推崇”一文，倡导灵活运用升降散可提高治疗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临床疗效，引起全国中医同道对《伤寒瘟疫条辨》的关注。蒲老倡用升降散，薛伯寿毕生执着一直精研升降散，求索其奥妙，以达疗百病。他继承发挥运用升降散以治疗外感发热为主，主治传染性、感染性、肺系疾病，亦用于内、妇、儿及皮肤、五官、肿瘤等科多种疑难内伤杂病的治疗。薛伯寿认为内伤杂病多虚，虚则补之，补虚必须辨证选方择药，必须达到补而不滞。然五脏虚损，极易引起邪伏及诸郁，故治虚证，有时必须宣透、疏郁、解毒、祛痰、化瘀。而运用升降散可轻宣降浊，宣泄祛邪，调畅气机，化痰解毒。如疑难内伤病属痰瘀互结，辨证选用十味温胆汤、桂枝茯苓丸、血府逐瘀汤、丹参饮等，有时合用升降散，可提高疗效。

另外，薛伯寿强调重剂绝非疗效唯一决定因素。必要时运用重剂是病情的需要。他认为中医的临床疗效，首先决定于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立法、选方、用药各种因素；其次煎服法适当与否；尚与诸药真伪优劣、自然生产及人工栽培不同有关；还与医者服务态度优劣相关。薛伯寿阐明中医临床疗效高低，绝非与用药剂量成正比，提高临床疗效有诸多方面。单纯提高剂量，难以达到振兴中医事业，只是必要时，掌握运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