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内》《难》,夯实理论基础

梅国强指出，其中医理论基础主要来自《黄帝内经》与《难经》等。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著成《伤寒杂病论》,形成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精气、阴阳、五行等学说为哲学基础和思维方法，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生理病理学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是集理、法、方、药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典籍。

1.发扬整体观念

梅国强指出，《黄帝内经》《难经》对整体观念的论述颇为详尽，如“形神合一”“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等。重视对于整体观念的阐述，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作用，把脏腑形体官窍、四肢百骸联系起来，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完成其统一的功能活动。脏腑分工协作，如《素问?灵兰秘典论》曰：“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病理上，脏腑间有表里、五行关系，又有经脉联系，可相互影响，如《难经?七十七难》曰：“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诊治方面，《灵枢?本脏》曰：“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是基于整体的相互联系，司外揣内的方法。《素问?疏五过论》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意在表明，凡诊治之法，必晓天地阴阳、四时经纪、脏腑关系、患者差异等，才可全面把握。从患者与疾病来讲，其病变经脉、脏腑，证候病机之间的相互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等，可从整体观念来建立；从医者诊治的角度来说，要立足于整体，从宏观上进行全面把握，才能够准确辨证施治，获得疗效。

2.强调治病求本

梅国强强调治病求本，就是抓病机，纷繁之病证如颗颗细珠，而病机则是串珠之线，有提纲挈领之功、执简驭繁之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治病必求于本。”要在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中，探求疾病的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即论述病机的重要性，但“本”有明显易见者，有隐幽难明者，故而探求其病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梅国强论述苓桂术甘汤之用法，认为此方为温阳健脾、利水化饮之名方，仲景用以治疗脾阳虚弱、水饮内停之痰饮及微饮等证。又本怪病多痰之说，而可用于

治疗多种疑难病证，涵盖上、中、下三焦，究其原理，一是脾虚与痰饮互为因果。如脾阳受损，则运化失职，水饮(痰)内停，停饮作为新的病因，更伤脾阳，循环往复，为患无穷，故紧扣病机，方能驾驭病证。二是痰饮水气，随气机之升降，无所不至。三是痰饮之流注经隧者，隐匿难察。如有病证明显，而痰饮难征者，不仔细推求，难得“怪病多痰”之真谛。四是温阳健脾、利水化饮法，仲景概括言之曰“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教人理解其精髓，则灵思妙用，变化无穷。

3.重视调整阴阳

梅国强指出，万物皆分阴阳，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六经病证的病理变化，大体说来，责之于阴阳的偏盛偏衰，阴阳二气失去平衡。《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强调阴阳平衡的重要性。《易经系传别讲》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偏盛偏衰之谓疾，实言阴阳失衡为疾病发生的根本。对于治疗法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根据机体阴阳失衡的具体情况，采用相应的治疗，使之恢复相应的协调平衡。其一，损其偏盛，《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治疗时，便要损其有余，从而恢复阴阳平衡。其二，补其偏衰，对于阴阳一方偏衰，则另一方必然相对亢盛，则采用“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和“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治法。其三，损益兼用，阴阳是一个动态变化的、相对的概念，在阴阳偏盛偏衰的病变过程中，往往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在治疗的时候，就要兼顾其变化，损其有余，补其不足，以平为期。     

(二)遵仲景，参考注家著作

梅国强对各学术流派的学术成就及贡献有独到见解，并去粗存精，传承发扬。梅国强研究并传承各伤寒学术流派的学术观点，认为各流派学术之间有同有异，其根本是辨证论治，要求同存异，学会扬弃；也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临床实践，结合时代特征，发扬创新。

1.学术特点不同，辨证乃其根本

《伤寒论》成书并刊行之后，经成无己注释，采用“以经释论”的方法，遵循中医基础理论，阐释伤寒学术。随着医界对《伤寒论》的重视，研究者增多，又研究方法与学术观点不一，或以经释论而注伤寒，或错简重订以立三纲，或维护旧论重气化，或辨证论治勤临床，或寒温汇通，或衷中参西，其辨证论治流派又从方、法、经、症等方面体现类证思维，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极大地发展了伤寒学术。到明清时期，温(湿)热病渐成体系，在伤寒学术的基础上，温病学得到了极大发展，寒温汇通的研究得到发扬；随着西医学的传人与壮大，中西医学的碰撞已然不可避免，部分医家开始了解西医，并借以阐释中医，进入了衷中参西的初级阶段。梅国强认为，纵然流派众多，其学术思想的精神实质始终不离辨证论治，只是切入点与侧重点不一样，否则就脱离了仲景学术思想，所以，就整体而言，所有学术流派都以辨证论治为根本。

2.诸家观点各异，扬弃方为良法

梅国强指出，伤寒学术流派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与相对性，对于各学术流派的传承要有辨识性与选择性。

《伤寒论》在1800多年的曲折传承发展中，历经朝代更迭，战乱饥荒，转抄秘传，私相授受，散佚后经王叔和整理，林亿等校正，赵开美复刻，始大行于世。研究者对于前人所整理的《伤寒论》,有不同态度，故形成众多的伤寒学术流派，有其必然性。学术流派的划分是以该流派各医家的最主要学术观点为依据，其观点可能有相似之处，并无绝对界线，具有相对性。

前人的观点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或者并不适应当下的实际情况，后世学者要学会去粗存精，有所取舍，也要有所变通，师古而不泥于古，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也要有辨识性与选择性，学会扬弃。如错简重订流派的“三纲鼎立”说，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纲，倡导麻、桂、青龙三方证治，过于武断，有失仲景本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中包含了不同邪气，致病特点不一，治法各异，邪气亦可兼夹，要灵活看待。

3.学术不断发展，创新当属正道

梅国强指出，任何学术体系如果“各承家技，终始顺旧”,便会停滞不前。在继承中发扬，在发扬中创新，才是正道。纵观中医发展史，自岐黄论道、神农尝百草以来，历经沧桑，才有了后来的盛世局面。若以当下的中医学谈创新，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西医学认识疾病的观念与中医学大相径庭，但可以互补，借鉴西医从微观认识疾病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充中医学的不足，但不可被其误导，此说受到衷中参西流派的影响，但又超出其局限性，有所创新。其二，对于寒温汇通，其理法不离辨证论治的框架，若相互借鉴，用于时下内伤杂病的辨治，尤其是内生湿(痰)热病的辨治，十分受用，此说受寒温汇通派的启示，但又超出其局限于外感寒邪与外感温热之邪的争论，有创新性与实用性。其三，由于时代变迁，文化差异，对于古籍所载内容，难以准确理解，则要在众多古籍中反复考证，既可以厘定证候，又可以解答临床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惑。其四，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灵活用方，辨证施治，应视为一种创新。

梅国强的学术思维以伤寒学构架为主，其伤寒学术在传承仲景学说之余，对各学术流派的学术特点多有继承，并在反复琢磨与实践中形成了诸多与时俱进的观点。

(三)参诸家，融会寒温辨证

梅国强在钻研伤寒的同时，也系统学习温病学各家著作，如叶天士的《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薛生白的《湿热论》,吴又可的《温疫论》等，对于温病学术有着深刻认识，并提倡寒温汇通的学术观点，认为结合伤寒与温病的方与法，治疗时下湿热渐多的内伤杂病，外感病证中内外合病的湿热兼表等，较单纯用伤寒方为宜。通过分析温病学术的理、法、方等，也明晰了由寒到温的演变，说明时代、环境对于疾病的种类、发生发展、变化等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临证辨治疾病，应师古不泥，以辨证为主，以疗效是求为前提，可以完善辨治外感及内伤病证的知识结构。

另外，梅国强提出以前人为师，以前医为鉴。以前人为师，可汲取不同观点，丰富见解，拓展思维；以前医为鉴，可以避开误区，避免重蹈覆辙。尚有其他著作，如王清任《医林改错》、吴谦《医宗金鉴》、陈达夫《中医眼科六经法要》、邹澍《本经疏证》等，均有可取之处，若详究众多学说，并知晓其辨证要点，则可完善对于疾病辨治的思维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