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研伤寒学术，深入阐发六经要旨

梅国强得其恩师洪子云先生之真传，更以数十年之心力，精勤研究仲景学术，对《伤寒论》等中医经典理论研究颇深，在学术上多有建树，并在临床运用方面经验丰富。梅国强认为，《伤寒论》根据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精神津液等生理功能及其运动变化情况，以及六淫致病后的各种病态关联，时刻关注邪正盛衰，动态观察病情变化，以明疾病之所在，证候之进退，预后之吉凶，从而拟定正确的治疗措施。其辨证，必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气血、标本主次、经络脏腑及其相互转化，处处体现了统一法则和整体恒动观。其论治，必因证立法，因法设方，因方用药，法度严谨。论中载药不过92味，而组成113方(缺一方),实际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法，施之于临床，则广义外感热病的辨治有规律可循。

1.阐发六经实质

梅国强认为，《伤寒论》的六经，既是辨证的纲领，又是论治的法则。北宋朱肱《类证活人书》正式将三阴三阳称为六经："古人治伤寒有法，非杂病之比，五种不同，六经各异。”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明确以六经分证立论。关于六经实质，有经络说、脏腑说、气化说等多种学说，因为脏腑是人体功能活动的核心，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网络周身，运行气血阴阳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化则是对人体功能活动的概括，故六经的研究，不能离开脏腑、经络、气血阴阳及其功能活动，否则就是无本之木，难以从整体上进行把握，并完整体现其精神实质。故《伤寒论》所论“六经”,并非只包含六条经脉，而是联系脏腑、经脉等人身整体的概称，是一个变化的功能整体，也概括了疾病发展的几个阶段。

2.详析六经辨证

梅国强遵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认为《伤寒论》的六经理论是在深刻汲取《黄帝内经》阴阳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反复临床运用，并总结与发挥而形成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学说重点体现事物的对立统一属性，阴阳对立制约，互为消长，产生变化。此理若用于医道，则阴阳为二，阴阳又各分为三，合为六经，统领百病。如柯韵伯所言：“岂知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赅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只在六经上求根本，不在诸病名目上寻枝叶。”又谓：“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病立法也。”也明确表述以三阴三阳为纲，实为统领百病之大法。

若将《伤寒论》联系《素问?热论》与《灵枢?经脉》,则三阴三阳的整体思维、生理关系、病机实质昭然若揭，可见六经辨证是以六经所系的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精神津液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为基础，结合人体正气强弱，病因属性、病势进退等，动态地体现疾病变化的过程与本质，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3.强调表里先后缓急

梅国强认为，从临床思维来看，表里先后与标本缓急是治疗外感热病的基本法则。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表里证候每每混同出现，须根据表里证候之轻重缓急，决定治法。临证之际，依据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遵循先主后次、先急后缓的原则。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以主次兼顾，缓急同治。先表后里，是常法，多用于表里同病，以表证为主，如葛根汤治疗太阳表实兼下利；桃核承气汤证“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先里后表，是变法，用于表里同病，以里证为重为急的病情。此时里证的发展，决定病势的发展，故须急先治里，里证解除之后，再视表证轻重，相机治表，如少阴病，下利清谷，兼表证时，先予四逆汤救里，后予桂枝汤解表。表里同治，是表里证同时治疗。若表里证相对均衡，单治其表，则里证不除；只治其里，则表证难解，故表里同治以兼顾表里，又依病情偏重之不同，有偏于治表与偏于治里之差异。

4.重视扶阳气、存津液

梅国强对《伤寒论》“扶阳气”“存津液”之微旨，有着深刻的认识。认为仲景以伤寒立论，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则扶阳毋庸置疑，《伤寒论后条辨?辨伤寒论三》曰：“仲景一部《伤寒论》,亦只有两字，曰扶阳而已。”此语并不全面，纵观《伤寒论》,除详述“扶阳气”外，还重点论述“存津液”。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劝读十则》曰："《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以存津液三字为主。"后世医家对此语的评论不一，近代又有冉雪峰曰：“一部《伤寒论》,纯为救津液。”仲景论中“扶阳气”诸法，历历在目，在伤寒的传变过程中，塞邪每易化火伤阴，而“存津液”之微旨，则隐含于字里行间。此语虽然有偏颇，实有补偏救弊之功。

梅国强总结《伤寒论》“存津液”之法，有以下几种：其一，祛邪谨防伤津，寓存于防。汗、吐、下及利小便，是《伤寒论》常用祛邪之法，运用得当，中病即止，邪去正安，否则损伤津液，易生变证，如服用桂枝汤，“以遍身黎絷，微似有汗者益佳";其二，祛邪兼顾益阴，邪去津存。在伤寒发展过程中，病有伤阴之势，在祛邪的基础上，仍须兼以益阴，以制阳邪，如桂枝汤解肌祛风的同时，有白芍、炙甘草、大枣，益阴和营，以资汗源；其三，祛邪得当，旨在存阴。及时祛邪，即有效存阴，如阳明三急下，在阴液枯涸之前，釜底抽薪，可有效存阴；其四，养阴兼顾祛邪，阴复阳平。伤寒后期，邪人三阴，以少阴为多见，若邪从火化，则易灼伤真阴，多以血肉有情之品，如阿胶等，以滋补真阴，或育阴的同时，辅以泻火、利水等法；其五，寄存阴于扶阳，阳回阴生。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寒为阴邪，易伤阳气，伤寒后期多见亡阳之证，则阴液也易亡失，因此，扶阳气也是存津液的一种方式。

(二)发挥经方思维，拓展经方临床运用

《伤寒论》言辞古朴，义理幽微，论述详尽。梅国强指出，纵观古今中医名家运用经方，灵活巧妙，其立法处方虽宗仲景之旨，然具体运用中则常常超越了原书所记载的治法及方药范围，学习者务必从正面、反面和侧面研读其原文含义，理解条文间的关系，解读文外之文。经多年努力，探幽索微，并验之以临床实践，梅国强总结出拓展《伤寒论》方临床运用之八大途径，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经方运用理论，兹将其内容简要叙述如下。

1.突出主证，参以病机

所谓主证，一为某方所治证候，就其典型而言，须脉证病机相结合方可投剂，然就临床所见，典型者少，而非典型者多，故有主证虽同，而病机难以丝丝入扣者，但求病机大体相合，无寒热虚实之径庭，便可据证用方；二为某证候中之主要症状，唯其主症出现，便可据以选方。盖凡主症，常为某一证候之重心，病机之主脑，据此遣方用药，每多效验。

2.谨守病机，不拘证候

梅国强指出，证候为病情之表象，病机乃其实质。其有实质同而表象异者，有表象同而实质异者，故谨守病机，不拘证候而用《伤寒论》方者，尤为多见，此为拓展《伤寒论》方运用范围之重要途径。盖以症状为表象，病机为实质故也，有表象迥异而实质相同者，故可异病同治。又有某些疑难病症，西医学固有明确之诊断而疗效未能尽如人意，中医学之治法虽较丰富，而不能准确称其病名，为临床计，可不论其病名，唯以病机是求，暂以病机称其证候，亦可借用论中之成法。

3.根据部位，参以病机

梅国强指出，《伤寒论》所言部位，指体表部位而言，如胸胁、心下、腹、少腹、头颈、项背等，一定部位之症状，每与相应脏腑功能失调相关。然须别其寒热虚实，故需参考病机。其中部位有泛称者，有确指某部位者。梅国强曾用治下焦湿热之加减白头翁汤，治疗滴虫性、霉菌性或细菌性阴道炎(属于湿热阴痒者),盖因女阴与直肠、肛门吡邻，同属泛称之下焦，且病机相同也。

4.循其经脉，参以病机

经脉内属脏腑，外络肢节，故经脉循行部位之多种病证，皆可借鉴脏腑治法。如柴胡桂枝汤治太阳少阳经脉病变而异于原方证候者，每获良效。又有病证原属多种，而于同一经脉之不同部位出现证候，不论其部位之高下，皆可依相应脏腑病证所主之方，权衡而施。如厥阴经绕阴器、过少腹、循胸胁，凡此等部位之疼痛、硬结等，均可疏肝理气，以四逆散为主随证加减。

5.酌古斟今，灵活变通

《伤寒论》成书以来，凡1800余年，其间学术发展，不无沧桑之变。有古今病名不一者，有方药主证不同者，或有方无证，有证无方种种不一，则运用经方，每多疑难，故须酌古斟今，灵活变通，其方法可考诸典籍而验之临床。梅国强更重视后者，如用桂枝汤加味治疗“皮肌炎”久热不退，用四逆散合五苓散治“乙状结肠冗长症”等，是其例也。

6.厘定证候，重新认识

《伤寒论》文辞古朴，辞约义精，且迭经兵燹，错漏难免，是以对某些条文方证，诚有厘定之必要。如厘定第72条五苓散证为消渴证而设，并用此治愈消渴(渴饮不止，小便频多，而非糖尿病等);厘定第152条十枣汤证所兼之表证，实属悬饮性质而非为外感表证，并创“和解枢机，化饮散结，兼从阴分透邪”之有效治法等，例证颇多。

7.复用经方，便是新法

经方配伍，往往药味较少，故功效较为单纯，若病情相宜，运用得当，每能效如桴鼓。然则经方用至今日，时移世易、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社会因素、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无不有所变更，故人群之疾病，古今难以完全相同。梅国强擅用经方，然不主张死守之，并指出复用经方，便是新法。大凡复用经方之原则为：①上下病情歧异。②脏腑病变不同。③兼夹证候明显。④表里寒热不一。根据原则而求变化，则新法层出不穷。

8.但师其法，不泥其方

此法之渊源，仍不离仲景六经理论。其运用之精髓，必宗“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辨治思想。但师仲景法，而不泥其方。其临床运用更为广泛。论中治太阴病曰“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第277条),治寒湿发黄则“于寒湿中求之”(第259条)等，均只提治法，而不泥其方药，便是明证。梅国强以六味地黄丸为主治疗膀胱癌术后化疗3年之毛细血管扩张性紫癜，宗肾热移于膀胱之说，参叶天士之论斑，证以《灵枢》之经络循行，而拟“滋肾养液，活络化斑，兼以和胃”之法，是继承古法，而另拟其方的具体运用。

 (三)主张寒温汇通，有效驾驭疑难病症

洪子云教授曾说：“只读伤寒而不通温病者，只能做半个医生。”梅国强受其影响，推崇寒温汇通之说，认为寒温之学均是外感热病，本承一脉，具有源流关系，其学术发展的先后是缘于时代、地域、气候、体质等因素，并非两个孤立的学术体系。《伤寒论》已肇温病学之端，其方药如大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抵当汤、白虎汤、三承气汤等的应用，为后世温病方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梅国强认为，《伤寒论》第1、2、3条后，转而论述太阳温病脉证，其深意有二：其一，明温病之大体属性。即其病因为热，病证亦为热。其二，首论寒邪致病之后，复言温病，表明《伤寒论》是为外感热病立法，其病因已尽寓六淫之邪，非独寒邪使然。

1.寒温整体辨证多维思辨

《伤寒论》之六经辨证，《金匮要略》之脏腑辨证，温病学之卫气营血辨证及三焦辨证原理互通。《温热论》云：“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言辨营卫气血与伤寒六经辨证有相通之处，正是其内在生理相同且相互联系，但由于致病性质完全不同，故治法则大异也。《叶氏医案存真》指出：“此属邪郁，不但分三焦，更须明在气在血。”梅国强认为，六经辨证与脏腑经络辨证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脏腑辨证也不完全等同六经辨证，因为有些证候难以用脏腑辨证做出完整而准确的归纳。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是辨证的有机整体，亦是整体思辨之依据，不仅可用于外感病证，略加变通，更能指导内伤杂证的辨治。

2.融合多种辨证的思辨体系

辨证之整体思辨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探幽索隐地综合各种病证，穷于理致地综合辨证分析、归纳其病变主次部位及相互影响、病证性质、证候特点、邪正盛衰消长、病势缓急、传变趋向以及邪之新、宿、松、锢，结合病者体质及时令特点等进行相应融贯思辨，于六经病证归属之中，复有卫气营血之次第、三焦病位之高下等复杂情形。梅国强指出，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均以六经辨证为统领，以临证为依据。六经实质的经络说、脏腑说、气化说、部位说、阶段说、症候群说等，虽然见仁见智，各有其长，但若固守一说，则必然存在片面性，必须相互融合，彼此补充，方得其全。六经、脏腑、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各有所长，要以六经为纲，将多种辨证方法从临证四诊思辨中有机地整合起来，正确地理解并灵活地辨证分析，才能客观准确地反映辨证整体观之实质。

3.融贯伤寒、温病理法指导临床

伤寒与温病均为外感所致，而病因则有寒温之异，在其发展和传变过程中，伤寒有寒化和热化之分，其热化者，与温病同理；温病以热化为多，亦有伤阳、厥脱之变，可借鉴伤寒治法。故必须融会贯通寒温之各种理法方药，以治疗复杂多变的外感病与内伤杂病。

辨正邪消长：外感热病具有起病较急，来势凶猛，传变较快，变化较多的特点。外感病邪导致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功能失调和实质性损害，进而又衍生内在的致病因素。梅国强指出，在疾病的各阶段均要明辨正邪消长，方能把握扶正祛邪之良机。就一般而言，若以邪实为主者，则祛邪即扶正，然须谨防克伐太过；若以正虚为主者，则以扶正为主，须明扶正即所以祛邪之理。此攻补之原理如斯，而灵活施于临床，则可变化百出。

调整气机以求“和"与“通”;梅国强指出外感病与杂病均需注重调整气机以求“和”与“通”,或以祛邪而求和求通，或以扶正而求和求通，因势利导，各得其所。气机失调，盖分虚实二类：若正气虚损，则气血阴阳等功能不足，因而壅滞不行；若邪气实，则阻滞气血阴阳，因而气血阴阳逆乱，三焦不行之类，难以尽述。若能正确辨治，则补可通之，攻可通之。

贯通寒温理法：梅国强指出，《伤寒杂病论》集汉代以前医学成就，将疾病传变规律总结成六经辨治体系，温病学继承并发展了伤寒学派之精华，汇集历代医家之学术创新，而总结出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体系，二者绝无对立之势，而有互补之妙。欲求寒温互补，必先深入理解，融会贯通，施之临床，反复求证，必有一己之心得，或有所创新。是执规矩，自为方圆，工巧随之。如《伤寒论》厥阴病篇，原以寒证、寒热错杂证为主，虽有热证，如白虎汤证、小承气汤证等，然则终非厥阴本证。若参合温病学说，则热盛动风、热盛阴伤肝风内动、热闭心包等，何尝不是厥阴热证。由此反思，则阳明热盛(包括阳明腑实),达到热闭心包、热盛动风程度，则白虎汤、承气汤，仍是首选方药，唯须据证加减而已。又如在抗击新冠感染的过程中，梅国强与我校附属医院共同研制之“肺炎1号”(柴胡、黄芩、法半夏、党参、全瓜蒌、槟榔、厚朴。草果仁、知母、生甘草、陈皮、虎杖等),治疗500余例新冠感染患者；又远程会诊新冠感染重症患者，梅国强给出一方二法之治疗方案：

①柴胡陷胸解毒汤(柴胡、黄芩、法半夏、黄连、全瓜萎、浙贝母、桔梗、百部、前胡、紫菀、款冬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等),针对新冠感染重症，发热难退者。②麻杏陷胸解毒汤(上方去柴胡、黄芩，加麻黄、杏仁),针对咳喘严重者。必要时加安宫牛黄丸。经治七例，均获痊愈。由是观之，与其争辩寒温，莫如兼收并蓄，提高疗效。

重视舌诊，以助辨证：梅国强常以舌诊之法，运用于临床，以助辨证选方。《伤寒论》虽有舌诊记载，然未进行重点论述，而后世温病学家将其作为发扬的重点之一，叶天士《温热论》仅四千余字，但对于舌诊之论述，几乎过半，足以体现温病学家对于舌诊的重视。梅国强将其运用于外感、内伤杂病的辨治，常取得较好疗效。如用舌诊指导“胸痹姊妹方”的运用：小陷胸汤和瓜蒌薤白半夏汤所治胸痹之症状，如出一辙。其辨别要点，尽在舌象之差别，若苔白(略)厚，舌质淡或正常，当用瓜萎薤白半夏汤；若苔白或黄(略)厚，舌质鲜红或绛，当用小陷胸汤。

(四)论证手足少阳同病，救治重症取法少阳

梅国强从早期跟随其恩师参与治疗“流脑”“肠伤寒”,应用蒿芩清胆汤开始，就重视手足少阳同病，并形成了手足少阳同病说，临床以小柴胡汤合蒿芩清胆汤为基本方化裁，对于多种湿热弥漫为主要病机的急危重症疗效显著,有较强的临床运用价值。辨治少阳病证之思维，实以经腑分证为纲，而重视手足经脉与脏腑同调。

1.胆腑热结病属少阳腑证

梅国强认为，少阳病位在三阳之列，胆为六腑之一，故其病亦应有经腑之分。所谓腑证，其病变部位必然在腑，其证候除通过经脉而有全身反应外，并有在腑之局部反应。认为少阳腑证与《伤寒论》所述之大柴胡汤证相合。首先，从证候表现而言，以胆腑所居及经络分布，《灵枢?经脉》载少阳经“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而《伤寒论》中有“心下急”甚或“心中痞硬”,而非腹满硬痛或绕脐痛。况阳明病见“呕多”或“心下硬满”者，皆属下法禁忌。论中所述之“热结在里”,非结于阳明胃肠，实结于少阳胆腑也。其次，从方药分析，大柴胡汤中用大黄、枳实之目的，在于泄热，并非攻下燥屎。大黄、枳实而配柴胡、黄芩、芍药等，实有清热和解、利胆排毒、缓急止痛之功。况本方只用枳实，不用厚朴，因枳实主心下，厚朴主大腹，二者作用部位不同，亦从侧面证实大柴胡汤证乃胆腑热结，而非兼阳明腑实。

2.小柴胡汤外和内疏

《伤寒论》小柴胡汤乃和解第一方，有着畅达三焦的作用，服后“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三焦通畅，阴阳自和。小柴胡汤乃少阳主方，临床运用甚广，其所主之证非独少阳半表半里证，换言之，少阳证以小柴胡汤为主方。若谓小柴胡汤证则范围较广，除治疗前述者外，还可治疗其他病证，如妇人热入血室、黄疸等。对于小柴胡汤的功效，梅国强认为，本方寒温并用，攻补兼施、升降协调。外证得之，重在和解少阳，疏散邪热；内证得之，还有疏利三焦、调达上下、宣通内外、运转枢机之效。正因于此，梅国强在临床上广泛运用此方，治疗内、妇、儿、皮肤科疾病，化裁用之，匠心独运而疗效显著。

梅国强擅长运用柴胡类方，除《伤寒论》所载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桂枝干姜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经方外，而将本方与其他经方、时方合用，如柴胡陷胸汤、柴胡四物汤、柴胡温胆汤，小柴胡汤合蒿芩清胆汤而成柴胡蒿芩汤，小柴胡汤合四土汤为柴胡四土汤，小柴胡汤合平胃散为柴平汤，是寒温应时代转变，符合当前湿热证候多发的时代特征。

3.手足少阳同病，治宜疏化

观《伤寒论》少阳证，多为足少阳之病，而温病之少阳病，又多为手少阳见证。前者乃外邪夹胆火为病，无湿邪可言，后者为三焦湿热为患，而非胆火独发。至于手足少阳同病，明代万密斋曾言"足经传手",但后世诸家均鲜有阐论，而临床每多见之。梅国强于此证阐发详尽，认为本证大类有二：其一，《伤寒论》之柴胡桂枝干姜汤证，既有胆经郁火，又见三焦饮阻，其手少阳见证乃水饮为患，而非湿热，治宜和解兼温化，为《伤寒论》所载，义理明晰。其二，有手足少阳同病，湿热之邪犯少阳而手足分传者，种种不一，难以详尽。视病情之轻重缓急，标本主次，而有偏于和解(足少阳见证为主)及偏于分消(手少阳见证为主)之不同，主方小柴胡汤、蒿芩清胆汤合并化裁。至于先和解后分消或先分消后和解，又视病情之变化，灵活变通。

(五)注重整体恒动，把握脏腑经脉相关

梅国强认为，整体恒动观，即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上融入了变化的观念。《周易?系辞上》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认为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发展、变化。要从整体上把握变化，知晓变化，才能运筹帷幄，于不变中应万变。《伤寒论》本身及辨证论治的过程，均体现了整体恒动观。

1.六经辨证，拓展运用

梅国强指出，《伤寒论》行文之中，只言“某经之为病”,不讲“某经之伤寒”,括百病于六经，而不离其范围，在六经上求根本，突出了六经辨证的特点。六经病之本质不离正邪斗争、进退的动态变化，然而因正气强弱，感邪轻重，治疗及时得当与否，则有传经与不传的区别。传变与否，不以《黄帝内经》之计日传经为依据，以脉症为凭，如其云：“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其传经形式，可分为循经传、表里传、越经传等。若素体虚弱，感受外邪，无三阳病证，而直犯三阴者，为直中。皆表明六经病证会时刻发生变化，有其普遍规律，为常；也有因正邪关系或误治而有不循一般规律之诸多变化，为常中之变。

梅国强认为，仲景以六经立论，《伤寒论》中治脏腑病证之方，与治疗经络病证之法，常可相互借鉴、互为参考。以调治脏腑经络为手段，使气血阴阳恢复平和。抑或治在气血阴阳，而其效则归于脏腑经络，故拓展《伤寒论》方之临床运用，可于整体恒动中加以揣摩。医者须穷其理，达其变，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2.脏腑经脉，整体把握

梅国强认为，若病机相符，则治外感热病之方，可用以治疗内伤杂病，治疗脏腑病之方，可借用治疗经脉病证。以葛根芩连汤为例，此方出自《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34条，是外感邪热内迫大肠(阳明),而成热利之主方。《灵枢?海论》云：“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则手足阳明经脉，胃肠之腑，必作整体来看，方得其全貌。故头面部疾患，部位与阳明经脉所过处相关，病机属热属实者，如齿痛、面痛、头痛、目赤、鼻干等，可酌情选用本方，此即“循其经脉，参以病机”。若出现少阳阳明经脉同病之候，可合小柴胡汤治疗，此即“复用经方，便是新法”之旨。梅国强用葛根芩连汤治疗阳明经脉兼少阳经脉所过之处，为热邪所伤诸证，如齿龈肿痛、头痛、痤疮、三叉神经痛、鼻咽癌放化疗后诸症、下颌关节炎等，疗效颇佳。

梅国强根据临床所见，认为脏腑同病者较多，以及脏腑相关，经脉相连的生理病理联系，提出心系相关脏腑的同病理论，分为胆心同病、胃心同病、颈心同病、肺心同病。脏腑同病理论是以中医脏腑经络等理论为基点，以六经辨证为纲领的辨治方法，用于治疗两种或多种疾病的辨治，用于治疗复杂之病，或集多病于一身者，有执简驭繁之效。

3.病证兼夹，随证治之

梅国强指出，《伤寒论》所述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因体质与治疗及时、得当与否，往往会表现出证候主次、兼夹差异，或出现不同传变及方证演变。以太阳中风证为例，其病起于风寒之邪外袭，因体质差异而有证候偏重或产生不同变化，如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新加汤证、桂枝去芍药汤证、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证，此为定法，皆显而易见。还有桂枝汤之活法，如桂枝汤与针刺同用，平冲降逆的桂枝加桂汤，温通心阳兼镇潜的桂甘龙牡汤，祛风散寒除湿的桂枝附子汤，建立中气的小建中汤，温补心阴阳气血的炙甘草汤等，皆为定法中的活法。    

 (六)活用唯物辩证，审机立法遣方用药

中医学的形成过程离不开古代哲学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墨辩?小取》曰：“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以之指导中医辨证思维的运用，可明六经病变之是非，别病证表象之同异，察脉证并治之名实，审病证安危之纪，处六经八纲辨证之关联，决脏腑经络病证之嫌疑。梅国强认为，《伤寒论》本身就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1.对立统一，全面把握

梅国强指出，《伤寒论》六经辨证隐含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辨证要素，涵盖了邪正、标本、常变、急缓、主次等，无一不是对立统一的，都是辩证法的体现。表里、虚实、寒热之证也可相互转化，表证失治误治可人里，伤寒日久可化热，如《经方实验录》所言：“麻黄汤证化热入里，为麻杏甘石汤证。桂枝汤证化热人里，为白虎汤证。葛根汤证化热入里，为葛根芩连汤证。”足以体现其化热、入里的传变规律。虚实证候之间也有相互转化、兼夹、真假的不同。标本、急缓之治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在实际方药运用中，寒温并用，攻补兼施，滋燥兼行，升降同调，宣肃并用，内外异治，无一不是对立统一的体现。权衡其利弊轻重，把握尺度，方可并行不悖。

2.识证唯物，辨证准确

梅国强指出，中医学建立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之上，所得出的证候与拟定的方药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明确的四诊所得资料支撑的，《素问?征四失论》云：“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难经?六十一难》记载望闻问切，以知其病之所处、所出、所起所在、在何脏腑。辨证论治过程是客观、唯物的。正如仲景所言：“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根据脉证而得出病机，从而拟定治法，根据治法选取方药，其脉络十分清晰，有理有据。

梅国强指出，通过四诊全面采集的信息，既最基础，亦最可靠，根据这些信息所推断出的病机，才是最准确的。如干咳少痰患者，若无其他信息，不可断言其为阴虚，也有可能是燥咳、肺热等，再根据其他症状、舌脉等，综合判断，才可下结论。又如便溏，其病机也可以是虚寒、湿热、肠热等，要结合大便特点、舌脉等综合辨证，叶天士曰：“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亦足以言明其病机的多样性。对于耳鸣，虽有“肾开窍于耳及二阴”,但不可凭此，在无肾虚表现的情况下便断言与肾相关。肾固然开窍于耳，然亦有心“开窍于耳”,况手足少阳经脉都“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均与耳的关系密切，须全面考虑。

3.立足本质，临证思辨

梅国强强调，要学会抓住病证本质，即病机，同时要举一反三，临证思辨，如对于温阳与通阳之辨，其理论明晰，运用中并无鉴别难点，其难在于识证。“通阳”之理法尽在《伤寒论》中，如“厥",第337条曰：“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者是也。”旨在说明手足厥冷，包括恶寒等一类征象，其病机之症结，在阴阳气不相顺接。阴阳气何以不相顺接?并非只有阳虚寒盛一途，亦有实邪阻滞而成者。梅国强将此论发挥，用于内伤杂病中，阳气不通之因湿邪阻滞，或湿热胶结，或瘀血阻滞、痰瘀互结等，阻碍阴阳气机运行，其症类似阳虚者，当用祛邪以通其阳气，此即叶天士所言“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梅国强说，利小便仅示其端，若祛其邪，使邪无阻滞，则正阳自通，如此则温病杂病，其理一也。

梅国强教诲，临证之时，治因证设，方随治立，而以辨病机之所在，贯穿其始终。“效不更方”“不效更方”之理，医所共知，然则仍显不足，更有“效亦更方”“不效守方”等思路，简述如下。

(1)效不更方："效不更方",意为投方收效之后，病证虽轻，而病机依旧，遂守前方，或依症略事加减续投，至诸症悉除收功。如《伤寒论》第24条云：“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伤寒论》第152条十枣汤证下有“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等。故临证之时，投药虽有收效，而病证未愈，病机不变，则坚守原方，略事加减，至病瘥而止。

(2)效亦更方：此言“效亦更方”,似与前者相互姐龋，然仔细斟酌，服药收效之后，不可盲目守方，若病机变化，治法当改，投方自异，如是推之，便有理可循。梅国强常道，投药之后，虽得效，亦须更方者有二。其一，投方收效，诸症悉减，仍应观其脉证。若其病减轻，且病机有变者，亦应更方。否则得效之方，反为无效，或生他变。其二，病者服药虽有一定收效，但其功甚微，医者并不满意者，亦须更方。此时，当详询其病史，细察其脉证，若察觉疏漏之处，证候方药未能尽合者，需改弦易辙。观此，效亦更方之理，不解自明。

(3)不效守方：吴鞠通《温病条辨》曰：“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无功可言，无德可见。”说明在内伤杂病中，辨证用方，虽已详审，并确定无疑者，短期虽难奏效，然久必收功。此多为病久人深，根蒂固结之病。治此类病如琢如磨，功到则成。若治疗急性病，不效不可守方，与此文无关，另当别论。

(4)不效更方：“不效更方”虽在情理之中，然更方之时，亦应详察证候、起病及诊疗过程，而知其疏漏之处，于原方之中，略加调整，似乎方药基本同前，实则变化暗藏其中，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之类，乃属于此。再者，病家曾辗转多方求治，而收效甚微，接诊之时，详审前医之方药，以病历为师，结合脉证，回避旧途，另辟新法，多能疗效满意。观此，是投方不效时，详察病情，仔细思考，发现端倪，在方药的细微改动之下，于不变中求变。

以上几点更方思路，不过寥寥十六字，但践行不易。梅国强常教诲学生，变化贯穿于疾病始终，辨证之时，当把握变化，方可主导疾病向愈；治疗之中，常法不效，必思其变法。用药如用兵，战场瞬息方变，病情亦诡秘难测，然有“三易”之理可遵：一者，变易—无论治与不治，正治与误治，病情始终是在变化的，不可一味泥旧而不晓变化。二者，简易——病证纷乱，病情复杂，若以病机为要，方可执简驭繁。三者，不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此为辨证论治之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