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岱翰是中医肿瘤学学科奠基者之一，治学推崇《伤寒杂病论》,诠释中医肿瘤学的学术内涵和辨证规范；重视整体观念，提倡个体化治疗，深化辨证论治三层次，即辨人、辨病、辨证；首倡放射反应和放射损害属“火邪”“热毒”论，发展了温病学说；较早倡导“带瘤生存”,拓展了中医治癌理念。

(一)推崇《伤寒杂病论》,诠释中医肿瘤学

1.整理与规范肿瘤中医病名

周教授认为，中医学虽没有“癌症”“恶性肿瘤”之病名，但对癌瘤认识源远流长。早在殷墟甲骨文字中就记载有“瘤”的病名，宋代《卫济宝书》第一次使用“癌”字，谓“癌疾初发，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对于癌瘤的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多仅停留在肿块硬实如山岩，溃破翻花难收口，能烂及五脏的恶疮毒瘤等表象上。中医对肿瘤的命名根据肿瘤病位、病因、预后等深人认识后确定，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周岱翰教授指出，中医肿瘤学源远流长，历代文献对肿瘤命名记载甚多，如《黄帝内经》之"息贲"“肠覃”“伏梁",《诸病源候论》之“噎膈”“石痈”“石疽”,《外科正宗》之“失荣"“筋瘤”“乳岩”等，多以病灶形状、质地及患者的症状、体征、病因等命名，借鉴现代肿瘤学病因、病位、病理及诊疗等的进展，人们逐渐发现古代命名存在不足，往往涵盖一大类部位、症状相近的疾病，而非单一疾病，不利于临床诊治。周教授主编的《中医肿瘤学》采用了肿瘤的西医病名，并在临床中革新性地对部分恶性肿瘤更名，如肺癌病、肝癌病、胃癌病等，囊括了西医病理学辨病之长和中医诸多文献论述的辨证之详。如肺癌病，明确了西医肺癌病理诊断和中医关于肺积、息贲、劳嗽、痰饮、肺痿等病名的相关记载，能体现脏腑定位的精确性，促进中医肿瘤诊疗的标准化，有利于中西医融合发展和临床上中西医结合治疗。这种命名或需不断完善，但体现了对中医藏象学说的深入认识与革新应用，以及对现代医学成就的借鉴与融汇。

2.强调整体观念，深化辨证论治

在20世纪50～70年代，对于癌瘤的辨治，也多为有方无法，或有法无方，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周岱翰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潜心研究，认为肿瘤的辨证施治规范形成始于《伤寒杂病论》,如：《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曰：“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呕吐哕下利病脉证并治第十七》曰：“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而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和方法，不仅为外感热病而设，同样也适用于内伤杂病。中医肿瘤学的辨证施治也遵循其法度。《伤寒杂病论》倡导整体观念，体现在基本理论和临床辨治各个方面，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本论点，强调“治病必求于本”和“治未病”,提出“千般痰难，不越三条”,重视内因的主导作用，立足“治未病先安未受邪之地”,以顾护整体的正气，仲师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念，对中医肿瘤学的学术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治癌重视“得病的人”,与现代肿瘤学强调“人得的病”(依赖物理、化学等诊疗手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医肿瘤学的整体观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和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中医的整体观认为发生于身体局部的癌瘤都与其全身阴阳失衡、内脏功能失调有关，是全身病变的局部表现，再以患者的生理、病理过程，即证候为靶点，通过四诊进行精确的辨证，再立法拟方选药，因此，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肿瘤学的鲜明特色，临床辨明病属寒热虚实，病在何脏何腑，属何经脉，灵活运用六经辨证，治病不离法，又不为法所拘，且辨证须与辨病结合。

临证辨治则以六经辨证、八法为纲、“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遵“思病之源，思过半矣”之旨，注意肿瘤关键病机的思辨。广义的辨证论治包括辨病与辨证的论治，诊断以辨病为先，以病为纲，面对复杂的病状，通过辨病将辨证局限于某一疾病之中，减少了辨证的盲目性；证候是由疾病派生的，从病辨证，可使辨证更加深人和具体。同一癌症在不同患者身上的发生发展和临床表现迥异，通过辨证论治，如同量体裁衣，得到相应的理法方药治疗。辨证论治强调时空概念。《伤寒论?太阳病篇》第4条言：“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中医临床辨治，突出“以时为本”,六经的传变，既按时间的顺序传变，也是由表到里的空间体现。辨证论治倡导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仲师既重视辨病，又重视辨证，《金匮要略》从第二篇至第二十二篇均以某某病脉证并治作篇名，在具体内容的论述中，也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病是客观存在于脏腑经络的具体损害，证是病反映于外在的表现，《金匮要略》常常以主证、主脉、病位来辨病，肿瘤临床中又常以某药对某癌有较好疗效而持续应用作为辨病用药；辨证则是通过四诊了解病因病机和临床特征来实现，倡导病脉证治结合，相得益彰。广义的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有辨病、辨证和辨症三层含义。“专病专方”,此法自古有之，《黄帝内经》有十三个方，多为一病一方。《伤寒杂病论》方剂被后世尊为“众方之祖”,称为“经方”,临证辨治，“一病一方”即为“方证对应”,亦可称为“汤方辨证”,清初四大名医之一徐灵胎言“一病必有一主方，一方必有一主药"。岳美中先生讲“余谓中医治疗，必须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

辨证论治和汤方辨证对中医肿瘤临证皆具有重要意义。周老平素喜用经方，如消化系统肿瘤患者，出现“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病位在少阳，病机属肝气郁结，肝胃不和，肝脾不和者，用小柴胡汤主之。如泻心汤证的心下痞，是由于脾胃升降失常，脾气当升不升，胃气当降不降，气机痞塞于中而致，故化疗、放疗患者，出现脾热或胃寒脾热的寒热错杂呕吐证，常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而获效。但若属脾阳虚出现腹胀满者，则须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食道癌所致胃虚痰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用旋覆代赭汤。《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治法，大体上可用八法概之，即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在现代中医肿瘤治疗中的运用，应有所侧重，灵活变通，如汗、吐法，由于肿瘤为内伤杂病，除非兼杂太阳表证使用汗法，痰涎壅盛偶用吐法，素来在肿瘤的辨治中，此二法较少使用。其他方法，则根据体质的强弱、病情的缓急，病性的寒热，正邪相争情况而辨证地应用，诸法可分可合，临证应灵活变通。

(二)以"火邪"“热毒”论放射病，发展温病学说

岭南地处我国南端，濒临海洋，形成了不同于中原的独特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本地区天气炎热，年平均气温较高，高温时间长，四季不明显。炎热多湿易致山岚瘴气(瘴气即指热带山林中的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因素，简称“瘴",如“瘴疠”“毒瘴”“瘴雨蛮烟”)。岭南特有的气候环境对当地人体质形成、疾病发生与转归均有着较大影响。岭南人群的体质可概括为“阳浮阴闭，元气不固”,具体说来是"上焦多浮热"“中焦多湿蕴”“下元多寒湿"。正如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所言：“上焦如羽，非轻不举；中焦如衡，非平不安；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对于岭南肿瘤患者，遣方用药也时时刻刻因应疾病部位而有所选择和侧重。将包括导致生长癌瘤的毒邪和癌瘤长成后产生机体危害的内毒称为“癌毒”(复合邪)。周岱翰根据岭南气候环境状况、六淫致病特征、岭南族群的体质偏胜，提出恶性肿瘤的病机特点为“毒发五脏，毒根深茂藏”,确立论治本区癌瘤从“湿热、瘀毒”立论的策略，热毒是恶性肿瘤的主要病因病理之一，治疗肿瘤的中草药亦以清热解毒药占比例最大。

周教授是系统地提出将放射反应和放射损害定性为火邪、热毒的学者，他认为"火邪"“热毒”属于阳邪，具有温热性质的特点，归属“温病学”范畴。此外，对化学药物治疗后的消化系统损伤、骨髓抑制症状，可辨为脾肾阴虚，亦可按温病学伤阴论治，温病学“清热”“养阴”治则治法可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周岱翰在中医肿瘤学术领域发扬和拓展了“温病学说"的应用，提出养阴保津、祛邪消瘤乃“放射病”的治疗关键，所谓“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故养阴保津法在肿瘤放射病治疗中贯穿始终。在具体运用上，根据病情不同，而分别用甘寒生津法、咸寒甘润法、酸甘化阴法、苦泄甘和法等，依据病位的不同可分为滋养肺胃、增液润肠、滋补肾阴等。在治疗有“广东瘤”之称的鼻咽癌的放射治疗副作用时，辨治初宜清热养胃，继则滋阴补肾。此外，对化疗药治疗后产生的消化系统损伤及骨髓抑制症状，辨证属脾肾阴虚证候，也可按温病学伤阴理论治疗、注意存津救液、顾护脾胃，首推养阴清热，该法在放化疗过程中常可发挥“增效减毒、消癌抑瘤”之功效。

(三)倡导"带瘤生存",更新治癌观念

周教授根据临床实践，强调恶性肿瘤是局部属实、整体属虚的一类慢性疾病，病机是“毒发五脏，毒根深茂藏"。“毒发五脏”指内脏病变在局部的表现；“毒根深茂藏"意为病灶由里及表，隐蔽而广泛。长期与癌症“打交道",认识到中晚期癌症是慢性病，根治不切实际，但可通过中医治疗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乃至延长生存期。而以杀灭、清除癌瘤组织为目的的西医传统治疗模式，对老年的肺癌患者并不适合，因为他们大多身体虚弱，病情隐匿，一旦发现，已非早期，并发症多，且伴随内脏功能损害。此时应该选用最佳的个体化治疗，控制癌症，亦重视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与癌“和平共处”,实现带瘤生存。周岱翰首次较全面地阐释“带瘤生存”理念：在治疗的漫长过程中，当邪正对峙、邪难压正的情况下，可以出现“带瘤生存”的特殊阶段。此时治疗目的在于通过辨证论治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这是中医治疗肿瘤的特点和优势之所在。“带瘤生存”观念体现了整个抗肿瘤过程中的一种务实态度，中晚期癌症患者即使出现大量胸水、腹水或骨转移、肝转移等情况，如能及时进行全身有效的抗肿瘤综合治疗，亦可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和更长的生存时间。

周岱翰强调中医药应当早期且全程参与肿瘤的治疗，而不仅是晚期患者的“最后选择”。提高中医药的治疗参与率有助于提高治疗中晚期癌症的临床疗效，从观念上摒弃肿瘤的“过度治疗",使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带瘤生存”不是被动等待肿瘤进展，而是针对瘤块和人体的标本状态主动地“精准”治疗，是中医天人合一观念在肿瘤临床中的具体体现，强调人是一个整体，人与环境相统一，体现了人瘤共存的“和谐”思想。周教授倡导“带瘤生存”理念，提出积极合理地应用现有的治疗手段杂合而治、辨证治疗。周岱翰在临证肿瘤辨治过程中推崇《医宗必读》的三期辨治法，即病分初、中、末，谓：“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强调治法与治则需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原则，不可偏废，同时应掌握传变规律，注重动态变化，临床圆机活法，兼顾“治未病”策略。

“带瘤生存”理念的提出，与当时主流肿瘤学追求“无瘤生存”格格不人，但随着对肿瘤基因组学的解读和病理变化的深刻认识，世界卫生组织(WHO)2006年将肿瘤论述为可控性疾病，肿瘤是一种慢性病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国际上对癌症的认识从“绝症”到“可根治”到“可控性疾病”,“慢性病”与“带瘤生存”理念不谋而合，殊途同归。西医学既往以“无瘤生存”为目标，临床往往出现过度治疗，甚至出现“生命不息，化疗不止，死而后已”的悲剧。当前，临床中能获早期诊断的恶性肿瘤仍占少数，大多数癌症患者发现时已属中晚期，治疗上更符合中医“带瘤生存”的观点。提高中医药的治疗参与率有助于提高中晚期癌症的临床疗效，从观念上摒弃肿瘤的“过度治疗",使无法治愈的肿瘤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而“带瘤生存”,让肿瘤细胞“改邪归正",真正实现“慢病化”管理，形成具有中医特色的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中国模式。      周岱翰

(四)立足养生康复，阐发食物疗法

周岱翰治癌注重治疗和综合康复(心理、社会、职业、食疗)相辅相成，结合岭南中医特色，认为养生与食疗是中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素问?脏气法时论》云：“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提倡对肿瘤患者要进行全病程管理、综合康复的理念，主张“土健以灌四旁",重视食疗，合理恰当的食疗应首先遵循整体观、辨证论治原则，以达辨证施食。多次发表更新了肿瘤食疗学著作，系统地阐述其对中医肿瘤食疗的认识与理解，并介绍诸多肿瘤常用食疗方。同时，反对随意扩大“癌症戒口”与“发物”的范围，强调肿瘤患者食谱应多样化，必须有多种适量的动物蛋白质或奶类以满足机体对必需氨基酸的需要。

1.开创中医肿瘤食疗学先河

周岱翰涉猎古籍，深入病家，博采众方，1988年撰写的国内第一本中医肿瘤食疗专著《癌症的中医饮食调养》出版，开创了中医肿瘤食疗学的先河，该书从营养学和中医饮食治疗学的角度探讨了饮食营养对于肿瘤调治的意义，探讨了癌症的饮食宜忌，强调饮食营养对于癌瘤调治的重要意义。2003年修订《中医肿瘤食疗学》著作并得以出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肿瘤食疗学体系。

食疗即饮食治疗，又称食治、食医、食养、药膳。中医食疗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研究食物的性能、配伍、制作和服法，以及食物与健康的关系，并利用食物来保持健康、防治疾病的学科。中医肿瘤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根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但又与现代医学紧密结合。中医肿瘤食疗学是基于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学说，并结合现代肿瘤学、营养学等医学成果来指导人们通过饮食物防治肿瘤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肿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肿瘤食疗学是中医肿瘤学和食疗学的交叉学科，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狭义的中医肿瘤食疗学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食物的偏性对肿瘤患者进行调理，侧重在调与治。《淮南子?修务训》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望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水果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这就是“神农尝百草药”“药食同源”之缘由，也是中医食疗学的起源和萌芽。《素问?五常政大论》中言“治病要以食为养，不能维药是治。”药王孙思邈更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言"凡欲疗疾，先以食疗",都将饮食治疗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狭义的中医肿瘤食疗学是只针对肿瘤患者的饮食治疗、饮食指导，广义的肿瘤食疗学还包括如何养生、保持健康、预防肿瘤。肿瘤的发生与多种因素相关，其中饮食不节/饮食不洁是癌症发生的重要条件。我国高发的胃癌、食管癌、肝癌等疾患，与不当的饮食习惯、饮水卫生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大力倡导健康饮食生活方式以防治肿瘤发生，这涵盖如何保存食材，如何合理烹调食材，如何食用等方面内容。周岱翰一直强调患者、医务人员均不可过分强调“发物”,过分忌口，需要注重营养、营养素合理补充，提倡进食新鲜食物，少食多餐，丰富饮食物品种，减少摄人腌制、深加工食物，拒绝高盐、高糖食品，采取健康方式烹饪食物，减少煎炸烧烤等烹饪方式以养生延年、防治肿瘤。这逐步形成了以中医理念融会贯通现代营养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等多学科内容，集防治养于一体的中医肿瘤食疗学理论。

2.脾为后天之本，论治不忘补中

“民以食为天”,脾胃主消化饮食，营养全身，为气血生化之源。经曰“脾为后天之本”“脾主运化”“脾主肌肉”。自《内经》开始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脾胃的运化功能。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道：“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云：安谷者昌，绝谷则亡。犹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人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牌。"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认为内伤病的形成乃是气不足的结果，而气之所以不足，实由脾胃损伤所致，脾胃的盛衰直接决定着元气的盛衰，“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升，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因脾胃是元气之本，元气是健康之本，脾胃伤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百病所由生。癌症，属内伤病范畴，癌瘤的成因、发展，癌瘤本身的消耗，各种祛邪手段的治疗结果，均与脾气虚弱密切相关。临床实践中，深刻领会仲景的“脾旺不受邪”学说，遣方用药皆不忘顾护胃气，崇尚东垣的脾胃学说，喜用参芪、四君子、补中益气汤类，时常告诫旁人，以大剂苦寒峻烈霸道之药以期祛邪逐瘤，则有伤脾败胃之虞，结果适得其反，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3.规范饮食疗法，强调辨证配膳

中医强调以胃气的有无盛衰来判断生死寿夭，所谓“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气象论》)。水谷入胃，五味各走其所喜之脏，酸味走肝，苦味走心，甘味走脾，辛味走肺，咸味走肾，饮食适宜，滋味调和，则五脏各得所养，自可"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而“长有天命"。而“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素问?生气通天论》)。因此，饮食要有规律，五味要调和，正如《灵枢?师传》所述：“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沧沧，寒温适中，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若饮食失常，损伤脾胃，升降失常，致聚湿、生痰、化热，进而损及其他脏腑，则百病由生。对于饮食调摄，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周岱翰著《癌症的中医饮食调养》一书，强调中医饮食疗法的核心内容，便是辨证配膳。不同人体的素质禀赋、体质强弱、性格类型各不相同，各人之嗜欲也不一样，即使在同一人体，于一生中各个时期，其体质及气血盛衰也有所变化。进行食疗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情况，区别对待，采取最适宜的食疗方案。如《寿亲养老新书》中指出："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温热熟食，忌其黏硬生冷，每日晨宜以醇酒，先进平补下元药一服，女人补血海药一服，无燥热者良。”这些论述就提示我们，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其饮食宜忌有所不同。不同形体的人，其饮食宜忌也有差异。例如体胖的人多痰湿，适宜多吃清淡化痰的食物；体瘦的人多阴虚，血亏津少，所以宜多吃滋阴生津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