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医诊断学领域的研究

1.证候的层次结构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但对于各种证候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证本身的层次结构究竞是如何具体形成等问题，还缺乏一个大致能较全面覆盖各种证候且比较统一的操作规范和模式，不利于中医诊断方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了传承创新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使之与时俱进，在一定程度上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提质增效，张震适当借鉴现代结构论及分类学原理，从宏观角度剖析中医“证”之结构层次，使之更加清晰，以利于掌握应用，提升辨证诊断工作的效率。

辨证论治包含理、法、方、药四个关键环节，其中以理为先，证之理明，则立法选方用药才能有的放矢，治疗精准，有据可依。因此张震继承医经原旨精华，结合自身多年之实践感悟，深人思考，用心解析证的层次结构原理，按照《内经》之要求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明于阴阳，气血虚实，表里寒热，六淫邪气，五脏之象，不失条理，法于往古，融汇新知，验于当今，意在解析证之结构层次之组成原理。

中医学的“证”,不是一般的证据，而是反映患者体内病机的共性变化与个体差异的中医学特有的普通性诊断范式，是我国古代医家们在天人合一的原始系统观念和阴阳纯朴辨证思想指引下，经过大量的医疗实践感悟和意象等综合思维，在一定条件下和相应范围内撒开了病名的局限，捕捉到各种疾病过程中可以识别到的共性病机，以及患者的个体差异性等表现，形成概念，供医者判断患者病情“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中医学之瑰宝，也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但是证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其结构层次之属性如何?必须给予守正创新的探索和现有认识之解析。

带着上述问题，张震依据中医理论及辨证论治的学术精华与自身的临证实践感悟，反复分析，潜心思考，探微索隐，不断检验。终于发现证基本上是由多种病机要素依其相应的结构规律有序地组合而成的。其中既有核心要素的成分，又有由某些有关要素相互结合而组成的基础架构，由此确定了具体病位的基础架构，形成完整的具体证。具体证可以是单一的，也可出现复合的形式，而诸证的核心是人体病机要素，也就是证的根源所在，现分述如下。

(1)核心证：构成证的核心成分，是形成人体复杂病机的主要因素，虽然各有特点，但均非孤立存在，而是互有联系，可相互融合转化，且有轻重缓急之相对差异，具有主导性及纲领性的作用。通常能总体反映病变性质及程度等。包括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八纲”,失去了常态的气、血、津、液等，带有病因性质的风、寒、暑、湿、燥、火、毒，以及人体内形成的痰浊等病理产物。在这些核心证中，具有本质意义的是丧失了协调平衡状态的气血阴阳，正邪交争双方力量对比之强弱虚实，病变性质寒热之异与表里之别，以及其他诸邪之固有特点。

总之核心证之要素虽多，但概括而言皆属于内源性与外源性两类成分交叉互融，有关的核心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结合，便成为共同构建基础证的源头。

(2)基础证：证的基础架构，是由证的核心成分随不同的条件和情况相互融合而成，或与某些足以形容其特征和动态趋势之助词如逆、滞、瘀、涸、互结、上逆、下陷、停蓄、亏耗、并存、上亢、下泻等相伴而形式多样。

基础证本身之形式有单一者，亦有复合者。如阴虚、阳虚、气虚、血虚、气逆、气郁、气滞、气结、虚寒、湿热、津亏、瘀血、痰浊、风痰、风寒、风热、虚火等即属于单一型；又如阴阳两虚、气血不足。痰瘀互结，湿热下注、表里俱虚，寒热错杂、虚实互见、血虚生风等，便属于复合型之基础证。诸如此例，不胜枚举，显示出中医基础证之多样性与丰富性。

基础证是核心的发展根基和进行分化的起点，加上相应的助词更能使其性质明确化，可以充分反映证的动态和演变趋势。如已失常态的阴阳气血与八纲六经的有机组合，便可表明是阴虚、阳虚等不同属性，失常之气血究竟是气逆还是气滞，血热还是血瘀；外来或内生之湿在病体内从热化而成湿热证，或从寒化而成寒湿证等，均可增强治疗的针对性。

(3)具体证：证较完整的模式，是由基础证的架构与具体病位之病机共同组成。基础证及其助词大体上对病机起到了定性、定状、定势、定名乃至定因等作用，但尚未表明病变的具体位置或所处之阶段，所提示的治疗目标靶点还不够集中。为了使所辨之证能更精准地指导立法选方用药，必须使证的结构层次完整化、具体化，以体现中医固有的诊断特色。为此尚应熟悉各种关于病位方面的指征，即病位征。

凡能提示病机与证所在的人身部位和流行性疾病发展过程中所临之阶段的代表性症状者，通常即病变的定位依据和指征。如病变的脏腑定位，主要是依靠藏象之异常表现及其延仲性或联属性症状。例如当患有某种相应的基础证的患者，同时又伴有或出现心悸、心胸闷痛、失眠、神识障碍、舌糜、脉乱者即是病位在心的指征；凡有胁肋不适、心情郁怒、头目眩晕、脉弦等症状，则反映其病位在肝；脘腹不舒，胃纳呆滞，面黄肌瘦等，则病位与脾有关；有咳喘，鼻息不利，皮肤不荣，大便不爽等症状者，则病位在肺；腰酸、耳鸣、脱发，牙齿不固，性功能障碍，小儿发育不良，尺脉弱者，其病位在肾。

至于经络的病位，则与其体表之循行路径及所联属之脏腑症状有关。如手三阴之病位表现为胸部上肢内侧和手心手指处的疼痛不适，及肺心与心包症状有关。伤寒温病的病程阶段定位：三阳阶段多以表热实证为主，三阴阶段则以里寒虚证为主；温病之病程阶段，邪气人侵卫分为表证症状，气分人里为中焦邪实表现，人营则出现心神症状，人血分则可见动血、动风、津伤液涸等现象，此是温邪顺传之病证，若逆传心包，则神昏谵语，病情危笃。

现就完整模式之具体证举例如下：凡患者已有潮热，盗汗，咽干，舌尖少津少苔，脉细数等阴虚基础证的症状存在，同时又表现有失眠、心悸、心烦等病位在心的指征，则为心阴虚之具体证。同理，若已属于阴虚基础证的患者，又伴有腰酸，膝软，耳鸣、左尺脉弱等病位在肾的指征，则为肾阴虚之具体证。依此类推，凡是已具有畏冷肢寒，口中润，喜热饮食，求温恋暖，舌淡胖多津。尿清长等阳虚基础证之患者，同时又伴有脘腹冷痛，纳呆，泛吐清水、腹部喜温等症状者，则属于脾胃虚寒之具体证。再者如寒邪自外人侵人体，正邪交争出现寒热往来之半表半里的基础证，若同时又有口苦、咽干、目眩、心烦、喜呕、脉弦等伤寒六经少阳阶段之指征，则属于具体的少阳证。又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顺传胃腑，正盛邪实，热势盛，在里实热证的基础证上出现不恶寒反恶热，汗出，口渴，咳喘胸痛，痰黄稠，腹胀拒按，大便干结，胃肠腑气不通等症状者，即属于温病过程中的邪在气分的具体证。类似这样由基础证与定位指征合成的具体证不胜枚举。

以上所述关于证的层次结构分类，是将其主要内容与辨证过程按其性质分为既有一定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各个环节，逐一梳理其内涵外延、相互联系与作用部位，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在相应相称的原则下归类划分所得。

总之证的结构层次的完整组合体、内容丰富，基本上可从人体功能变化的宏观信息方面揭示出人们对于致病因素的一些最常见的反应状态和类型，充分显示出中医学发病和病机的基本理念，具有原创性的特色和相对优势，而非各证的无序叠加。

2.证候的“两态三三”构型规律

规律是事物内部本质之间能够反复起作用的必然联系，中医学关于证的构型规律，属于专业性的自然规律。在临证诊疗工作中具有相应的普遍性和相对稳定之重要指导意义，只有经过长期的诊疗实践、深入思考，广泛验证，才能充分认识，灵活应用。以达预期目的。

辨证知识理论体系，是中医学卓越的认识成果，一直指导着临证实践。从表面形式看，医者仅依靠四诊收集患者的症状体征，然后判定其证候之性质范围与病变部位，未免有失客观。但这实际上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有潜在规律的思考判断，符合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实践途径与智能活动。因为我国人民自古就有源于生活实践而形成的意象思维等认识自然规律的能力，如《周易?系辞》早就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近取诸身”等记载，利用自己的眼、耳、鼻、舌、口感知外物。远取诸物，观察山川河流理解自然界的各种变化与人体的关系，最后“立象以尽意”,同时获得一些与人生有关的认识成果。《内经》时代对于人体生理和病理的认识已系统化、条理化。

中医学的证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蕴藏着内在的层次结构组合规律，张震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思考与检验，最终获得了有新意的认识成果，形成了证的层次结构框架，发现证存在核心部分、基础架构与具体形式三种相对静态的内在相互联系的结构关系，而在临证时则又常表现出性质不尽相同的原发性证候、继发性证候、加杂性证候三种相对动态的外在结构联系。例如原发证是阴虚，而继发证可见内热虚火证，血虚可以生风，肝阳亢盛能引发内风等，同时还可能有其他并发证或夹杂证。如此既有时空两维状态，又各有三个相应的概括性证型共同组成的结构层次关系，对于中医辨证理论的守正创新有其实际意义与应用价值。该法则经云岭中医疏调学派成员用于临床，认为有指导作用。具有适用性，可操作性，目标可以重复，因此命名为中医证的“两态三三”构型规律。只要深入了解此法则的内容，切实掌握彼此间的属性、特征与关系，经四诊获得患者的信息，进行思维分析判断，便可扼住要领，执简驭繁，主次分明，事半功倍，提高辨证的质量与效率。

病位指征证的动态表现：原发证(首发证)=继发证(次生证)+夹杂证(合并证)。3.证候的临床分类分类是在比较的基础上，根据事物的异同，将它们区分成若干种类。而证候的分类，亦是根据有关证候的共同点将它们归成一些较大的门类，然后再按其差异点将之细分为若干较小的种属，从而将中医学丰富的证候概念区分为具有一定从属关系的、不同等级的系统。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证候既可以类上归类，同时也能够类中分类，其主要依据是证候本身的共性与个性的对立统一。共性是归合证候的根据，而个性(或特性)则是区分他们的凭据。

张震说科学的证候分类法，应当具有明确的划分原则和统一的分类标准。首先必须使所分出的类别名称与其实际内容相应，保证各子项之和正好与母项相等。例如气虚证、血虚证、阳虚证、阴虚证(包括精亏、津伤、液耗等)这些“子证”之和便恰好等于虚证这一“母证”。同时，证候分类还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易出现分类过宽，或分类重叠等现象。如临床诊断时仅使用八纲证候分类，则过于宽泛。若伤寒六经证候与温病卫气营血证候长期并列，则从某些证候的主要病机和临床表现上看又有重叠之嫌，如伤寒阳明经证(气热证)与温病气分热盛证之间便有较多的重叠。其次，科学的分类法还要严格按照一定的层次逐级进行，否则便可能产生越级划分等逻辑错误。如把所有的证候直接分为伤寒证候，温病证候、气血津液证候、脏腑证候等，并使之皆属于一级划分标准，则不但难以体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未免有越级之嫌。反之，若把所有的证候先从大范围内按病因分为外感诸证与内伤诸证两大类，然后再加以细分，则比较符合现代分类学原则。但是即使如此划分，也并未完全摆脱现象分类法的影响，仍带有一定的人为性质，远未达到深刻本质的自然分类的要求，因此也就不能充分反映有关证候的本质特征和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医家便从阴阳学说出发，按照病性之寒热、虚实，病位之内外及病理变化所在之脏腑等综合标准进行了证候分类。这样的分类思想，从今天的分类学观点看基本上还是可取的。如《内经》通过审查病机而定其内外，并根据“虚实之要”“阴阳之理”“有余不足”等原则，提出了最早的分类模式，大体上将证候划分为阴阳虚实，脏腑寒热，气血盛衰，六经六淫，移热移寒(如心移热于小肠，肺移热于大肠)等证候系列，其中大部分的类别沿用至今，未出现大的变化。张震主张在《内经》分类原则的基础上，按证候的“两态三三”构成规律进行证候的分类，对临证工作更有指导意义。

4.证候之间的鉴别

自然界中，不同事物或现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近似，或部分的雷同，乃是常事，人类的病证亦是如此。中医学领域内为数众多的证候之间同样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类同或疑似现象。

证候间的疑似，是证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必然出现的。有些证候的雷同疑似现象是由于它们的病机变化比较接近或临床表现较为相似而引起的。如肝阳上亢与肝阳化风二证便属于近亲或姐妹证候，一般均起源于肝脏自身阴阳的失衡或肝肾阴虚，都存在着肝阴虚而肝阳不能潜藏的病机变化，因此二者在临床上皆可表现出程度不等的眩晕等阳气浮动于上的类似症状。这就是有关证候之间相似的病机和相近的症状表现。所以临证辨证，除了应因人、因病、因时、因地详析所患证候外，还要注意类证或疑似证候的鉴别。

类似证，一般是指相互间的病理基础颇为近似的同类证候，它们多半是一些病机方面属于同族关系的证候。如上述两个肝病证候便是比较典型的类证。而疑似证候则多半指的是在临床症状的某些比较突出的方面颇为相似的证候。如脾不统血证、肝不藏血证、热迫血溢证、瘀而阻滞证、冲任不固证等以出血为主的证候便属于疑似证的范畴。它们的病机虽然各有不同，病性有寒有热，病况有虚有实，但临床上一般都可出现程度不等，部位不一之非外伤性出血现象，如口、鼻，前后阴及皮下等处的出血症状。若从出血现象这一比较突出的症状而言，那么上述五种证候便处于疑似之间。这些证候的临床表现之所以疑似，是由于症状与病机间的复杂关系和“出血”这一笼统的症状本身之特异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类证或疑似证的鉴别要领之一便在于使患者的主诉或最突出的症状尽可能的清晰化和具体化，同时并要善于捕捉那些在区别证候方面具有特异性的主症。

 (二)中医治疗学领域的研究

1.疏调人体气机疗法的源流与意义

中医学疏调人体气机治疗法应用范围较广，是具有实用性和相应通用性的临床治疗基础方法之一。中医治疗学历时悠久，其治疗理论与各种内治方法的产生，是历代医家诊疗实践的结果。《内经》曾明确指出对于外感病证“其在表者，可汗而发之”,其他杂病则分别采用“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的汗、吐，下等法治疗，及“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的温、清、补法治疗。至于邪气固结难解者，则予“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积者消之”等逐邪之法。《医学心悟》总结云：“论治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清、吐、温、补、消八法尽之。盖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于一。”张震对八法做了进一步归纳划分，则不外补益扶正、攻逐病邪、调理和解三大法门，即补，攻、和而已。其中汗、吐、下、清皆属于攻法。温法或界于攻补之间，当其用于祛寒时作用似攻，若用以温阳则又偏于补。和法属于调和之类。作为治疗大法中的和法，又可进一步分为和解表里，调和营卫，调理气血诸法。张震的疏调气机治疗法，对于体内失调之气机可发挥矫枉纠偏、拨乱反正，使异常之气机经疏调而恢复生理常态。

具体而言，对于气机郁滞者可疏调而畅行之，郁结者疏调而消散之，逆反者疏调而从顺之，下陷者疏调而升举之，紊乱者疏调而规顺之，不足者疏调而补益之，夹瘀、夹痰、夹湿者则疏调而化之、祛之、渗利之。从而达到《内经》和《金匮要略》所言之“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使“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之目的。使异常气机恢复正常，则亦符合祛邪扶正之旨。这也是疏调人体气机疗法的治疗学意义。

目前人群中发病率较高的证候之一便是体内气机失常诸证，这在一般功能性疾病和某些器质性病变的过程中为数不少。因为人们不仅是自然界之人，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人，整天生活在与其关系极为密切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伤寒杂病论》很早便已发现当时社会的“居世之士……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有害身心健康。当今社会已进入网络经济时代，又逢转型之期，利益诉求多元化，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矛盾多发。凡属情商欠高者或自保意识过强之人，诸事追求完美，心情浮躁，急功近利，往往忽视个人情志的自我适应性调节。因而，对于外来影响或刺激感受易发生扩散或扭曲，以致成为对自身有害的劣性应激源，极易引发超强应激反应，从而导致心理或情绪障碍和体内气机的素乱，疏调人体气机治疗法的正确应用，确可不同程度缓解和消除患者因各种应激反应导致的生理功能紊乱，协助病体康复。

2.人体之气及气机

(1)人体生理之气的来源分化与功能

自周秦至汉魏间，医家们在总结自身实践经验，提升认识的同时，广泛采纳了当时朴素的“气一元论”的唯物思想和阴阳矛盾统一的哲学理念，形成了一系列最基本的医学概念，构建了完整的东方医学理论体系。《内经》浸透着“气一元论”的医学化了的哲学思想，在其160篇论述中有150篇都提到气，单是“气”字就出现2997次。其中概念较为清楚的各种气约有80余个，广泛涉及自然界现象，病源因子，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药理学等多个领域。足见中医气学内容之丰富，“气”已成为中医学表述人体生命最根本的范畴。

人体之气来源与构成有三条渠道：一是胚胎形成之初由父母授给的先天精气，是为“人气”,该气储存于新生命的肾(命门)中，为个体生命之始的元气、原气或根气；二为胃脾受纳饮食后游溢散布出之水谷精气与悍气，供机体营养、温煦、防护等之用，是为“地气”;三是由肺吸人的空气中之清气，亦是诸气之源，是为“天气”。后二者乃后天精气，共同不断充养着肾中之先天精气。如此由天气、地气、人气三合一而成的人体之气在人体内又划分为多种部位不同、各有职司的生理之气，如元气、营气、心气、胆气、三焦之气等。

(2)人体气机的基本概念

人体诸气的相互联系与运行机制简称气机。从字面词意解释“机”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枢纽或核心。“机制”表示人体组织器官与其功能相互联系之运行规律，人体气机则是脏腑经络诸气之联系与运行活动规律之概括或总称。

关于气机一词的来源，明代学者王廷相在其《慎言》中曾有“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之论述，但这已是14世纪以后之非医学著作，显然与目前中医学之气机概念无关，否则明末和清代之医学文献中当有此称谓，环顾自《内经》至清代文献均未见明确直言气机者，仅有病机、神机、玉机等名日，因此一般认为气机是近年来提出的中医学新概念。但经张震多方考证，在《丹溪心法》中载有“人以气为主。一息不运则机缄穷"之描述。文中之"机绒穷”当为气机闭止之意，“一息”显然指气息，所以气机概念大概始自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

在我们读到的古代中医文献里，未见关于人体气机的明确论述。张震建议目前不妨可作如下表述：中医学的气机是一个多元性的共同维系着人体生理活动的重要功能系统，包括脏腑、经络、营卫之气等的出人、升降、循环、转化等规律性的运行活动。

3.人体气机的异常变化

在生理状态下，人体气机有规律地运行不息，保持着体内环境动态平衡的自稳态，这有赖于自身的天然调节和调控机制。如阴升阳降的上下调节，体内居于高位的脏腑、其气之运动有趋下性，反之亦然。又如五脏的五行生克制化调控，使之“承乃治”以维持动态平衡。再如藏象肝之疏泄调节作用等，都能令人体气机沿着固有的轨道正常运行。然而这样的调节作用是有限的，一旦受到病源因子的干扰破坏。自控失灵，则气机紊乱，常态丧失。气机失常之病理变化，一般有量的不足，升降紊乱情绪反应及运行不畅等。

4.疏调气机的治疗理念与基础方药

(1)疏调气机治疗理念的继承与发扬：体内脏腑营卫等气机均处于既有区别而又联系和谐统一的有序运行中，因此施治之时要求局部与整体统筹兼顾，因人、因病、因条件制宜，灵活地掌握疏调气机这一调气固本的关键性基础环节。《景岳全书》引《医诊》云“行医不识气，治病从何据，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又谓"夫百病皆生于气。正以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人之多难者，在不知气之理，并不知调气之法”。

回顾中医学有关调气之治疗学理论，《素问》指出“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平治于权衡”“调其气，过者折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疏其气血，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认为"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丹溪心法》),并提出治郁之法以调气为主。明代赵献可云“水之郁而不通者，使上气通则下窍通”(《医贯》)。清代唐宗海谓“脏腑各有主气……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调畅”(《血证论》)。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虽然十分强调活血化瘀，甚至在血府逐瘀汤所治之证中提出“俗言肝气病，无故爱生气，是血府血瘀，不可以气治”。然而方中却又配伍了枳壳、柴胡，身痛逐瘀汤与膈下逐瘀汤中均配伍了香附、乌药。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实际上也配用了行气之药。李时珍盛赞香附为“气病之总司”,乌药之行气作用较香附更强。张景岳曾指出“凡病之为虚、为实、为热、为寒，至其变态，莫可名状，欲求其本，则一气字足以尽之。盖气有不调之处，即病本所在之处，撮而调之，调得其妙，则犹解结也，犹之雪污也。污去结解，而活人于举指之间，诚非难也。凡气有不正，皆赖调和……各安其气，则无病不除",最终达到“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的目的。

张震根据70年之临床实践经验，认识到疏调人体气机必须以疏利肝气和调护脾肾相结合的治疗原则为基础，同时兼顾其他有关并发症而统筹处治，并非单纯之疏肝理气解郁所能圆满实现治疗之目的。因此提出以肝为主体，脾肾为两翼之“一体两冀”的基本治疗理念，既可促进肝之疏泄条达功能，又能顾护先后天之本的肾脾气机，再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其他必要之治法，选用针对性药物组成方剂灵活施治。张震及其学术继承人运用以疏调气机为基础的治疗方药于临床，对于不少常见病和部分疑难病证的患者进行治疗，均能不同程度地获得病情之缓解和最终临床治愈之效果。

至于“一体两翼”的疏调气机治疗方案，是张震继承中医学肝、脾、肾等藏象相互间功能紧密联系的理论，结合其本人长期临证诊疗之心悟而逐步形成的。因为肝为刚脏，体阴用阳，体柔用刚，性主疏泄条达而恶抑郁，可助人体气机之舒展畅行，又肝主风，主升发，藏血，脏腑经络冲任之血均受于肝，藏魂能随神往来而主谋虑决断等。清代费伯雄云“肝具有生发长养之机"(《医方论》),沈金鳌则说“厥阴肝一身上下，其气无所不乘。肝和则生气，发育万物，为诸脏之生化。若衰与亢，则为诸脏之残贼”(《杂病源流犀烛》)。脾主运化饮食水谷之精微以奉养全身，化生气血，是维系生命的后天之本。肾主藏精，其中之元气为诸气之根，是人身生命之源，乃先天之本。若脾失健运，水谷精气无源，肾间元气不充，元阴匮乏，水不涵木，肝失濡养则何来正常疏泄之力。所以，健脾可开益气之源，补肾能滋水养肝，于疏肝的同时宜结合补肾健脾，非单纯之疏肝理气便可一举达到疏调整体气机之目的。

张氏疏调人体气机法，以疏肝调气作为治理异常气机之主体，同时将健脾补肾维护先后天之本为调摄之两翼作辅佐，体现了对于人体气机失常病证的一种较全面的治疗理念。当机体的相对自稳态受到挑战时，采用针对性方药去协助机体增强其自身调控能力，恢复或重建其相对的自稳态，从而缓解或消除有关病证，对于临床治疗而言，此法有较广阔的应用前途与空间，值得进一步探索与深入研究。

(2)疏调气机基础通用方：能疏调人体气机的方药甚多，然而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云"一方所治之病甚多者，则为通治之方……变而通之全在乎人"(《兰台轨范》)。罗东逸亦云“推本方而互通之，论一病不为一病所拘，明一方而得众病之用。游于方之中，超乎方之外，全以活法示人"(《名医方论》)。若将人体气机失常看作一组综合病证，则下述所荐之方一般可作为基础通洽的广谱方剂，在医者的正确掌控下自可游于方内而又超乎方外，能在相应范围内供多种疾病之用。兹介绍张震治疗气机失常之基础通用方如下。

处方名称：张氏疏调人体气机汤，简称“疏调汤”。是张震亲自拟订并向同道举荐之疏调气机基础通用验方。

药物组成：柴胡10g,香附10g,郁金10g,丹参10g,川芎10g,枳实10g,杭白芍12g,白术10g,茯苓15g,山药20g,淫羊藿15g,薄荷6g,生甘草6g。

功能主治：本方具有疏肝理气，补益脾肾，调畅气机，活血行血之功能。主治肝失疏泄、脾肾不足、气机失常、血行不畅等证。

方义诠释：按本草药理与方剂组成之原则，柴胡苦平，气味俱薄，人肝胆经，具有轻清升发，宣透疏达之功，兼有苦寒清泄之力，可升举清阳，疏解肝郁，调畅气机，是为君药。香附性甘平，味辛，气芳香，亦人肝经，无寒热偏性，能解肝郁、降肝逆、缓肝急，作用走而不守，可通行三焦，是理气之要药，能使气行血畅，《本草纲目》称其为“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郁金辛开苦降，芳香宣透，行气解郁，为治郁证之要药，性寒又能清热，且善入气分行气导滞，活跃气机，又可人血分凉血破瘀，为血中之气药，且可利胆，香附与郁金互相配伍能协同增效。淫羊藿辛甘温，入肝肾经，药性和缓，温而不燥，是温补肾阳，益精填髓之妙品，《本草备要》谓其能“补命门、益精气、坚筋骨、利小便”,且可壮腰膝、祛风湿。白术甘苦温，入脾胃经，为健脾之要药，补而不滞，功能补脾燥湿利水，又可固表安胎。山药性味甘平，既能补脾养肝，又可益肾固精，与淫羊藿同用，可强化先后天之本而顾护脾肾。香附、郁金、白术、山药、淫羊藿共为方中之臣药。丹参味苦微寒，主入肝经血分，有活血祛瘀、通络调经、清心除烦等功效。川芎性味辛温，可活血祛瘀，行气解郁，张景岳谓川芎“其气善散，主走肝经，气中血药也……故能破瘀蓄，通血脉，解结气”。枳实味苦，性微寒，长于破滞气，除积滞，能理气宽中，除胀消满。枳实与柴胡配伍，一降一升，调畅气机，清升浊降，各得其位。白芍苦酸微寒，有敛阴柔肝、补血、平抑肝阳之作用，与甘草相配则酸甘化阴，更能发挥白芍柔肝养血缓急之功效。茯苓甘淡性平，甘能补脾，淡可渗湿，其性平和，补而不峻，利而不猛，既能扶正，又可祛邪。

此外，疏调汤中的核心基团柴胡、白芍、枳实、甘草，原为《伤寒论》经方四逆散。该方治疗对象本为少阴病，表现为手足不温，脉微细，但欲寐，心烦，欲吐。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泻利下重等。其治疗范围实际上已涉及心血管、神经、消化、呼吸及泌尿等系统之病变，治疗范围较广泛。

总之，以上诸药依法配伍组成方剂，从药物的功效、作用等方面基本体现了散中有收，速中有缓，有升有降，权制得宜，组合得当。既能解气机之郁结，又可行血中之滞气，在祛邪的同时匡扶人身之正气。临证治疗根据患者之实际情况灵活化裁，效如桴鼓。近年来部分中药药理学和药效学研究显示，疏调汤作用范围比较广泛，可以不同程度影响体内多个系统之功能。尽管这些药物的药理活性不强，方中之用量也有限，以水为溶媒煎成之汤剂属于粗制品，药物所含有效成分的溶出率不易监控。但摄入人体后仍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肥点作用于病体、发挥综合调节效应，进而影响病证之转归，促使患者康复。

加减化裁：疏调汤中之药味加减化裁运用，首先要全面分析病机，认真辨证，根据患者所患病证之范围、部位、性质，分清虚实寒热、病变脏腑，有无并发、兼夹或继发其他证候，便于选取针对之治疗药物，或加强扶正培本，或强化攻病逐邪，在疏调气机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灵活运用。同时对于本方亦可“但师其意，药不拘执",“纵横跌宕，唯变所适”以免胶柱鼓瑟。

总之，疏调汤是一首应用范围相对较广，涵盖面较宽的疏调人体失常气机的广谱治疗新方。因为气机失常者一般多以一组复合症候群出现，各组成部分之间又有主次、兼夹、原发与继发之分。张氏疏调气机汤治疗该类复合证，既非只为某一具体之证而设，也不是治疗某一专病之专方。临床运用可根据患者之实际病情加减化裁，灵活选用相应的药物进行针对性治疗。若借用汪昂《医方集解》之言作为结束语，则为“吾愿读吾书者，取是方而圆用之，斯真为得方之解也者”。